江春泽：回放市场经济恐惧症消除的那瞬间
作 者：江春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1984年10月，我有幸被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签订的高级访问学者交流计划。在接受面访者访谈时，我说：“我访美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体制择优，我要实地去看看市场经济是怎么运行的？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如果搞了市场经济会出现什么情况？”
短缺经济不见了
出国期间，我对“市场经济”也有个由恐惧、疑虑到逐步自我释疑、加深了解和全面认识的过程。
动身前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次日凌晨7点就要启程飞往美国。为什么那么疲惫和匆忙呢？因为当时中国还普遍存在着“办事难”的现象，电话没有普及，办什么事都必须“事必恭亲”地去碰，甚至要跑好多趟，出国前的手续总算到此时此刻办齐了。理好行装，交待完家务事，只打了一会儿盹，已是黎明，匆匆赶到机场，经过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
在纽约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后，再转机到达伊利诺大学所在地——厄本纳-香檳市。伊利诺大学（UIUC）的外办主任伊萨拜尔·黄女士在机场迎候，她驾车到租房处让我签好了租房合同，接着就驾车领我去超市，途中，她在车上与她丈夫通话，商量为我买些什么家庭用具，路过一个自动取款机，她没有走出汽车，只从车窗伸出手取款，还按键与银行职员对话。到了超市，从货架上自取了各种物品，在收款处付完款，就驱车送我到了我的住所。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
她一路上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是我们国家当时不曾有的。我心里不断地默想：“多快”！“多方便”！“在路上也能与家人通话”，“办什么事都顺畅无阻，无需看任何服务人员的脸色”……。
黄女士说这是高级学者住区。这里，安静极了，一栋栋两层小楼，楼与楼之间相隔200米绿绒绒的草坪与树林。给我租的单元是一居室，但有客厅、餐厅，还有个带衣柜、衣架的衣帽间，以及厨房、卫生间。进屋后，黄女士把刚从超市买来的物品向我一一说明，从床上用品、厨具、餐具、食品、洗涮用品、以及扫帚、簸箕，电话机……，真是一应俱全。
她还说，已向电话局登记了电话，但现在是周末，不办公，周一上午就通话。然后说：“祝你周末愉快，周一再见！”她就走了。她走后，我一人坐着久久发呆，自问：“这是我的家吗”？“是”，因为从现在起，我将在这个“家”里生活；但又“不是”，因为这不是我的国家，这里没有亲人和同胞与我共享，我高兴不起来。
我又惊奇，为什么这么快就建起来一个设施、设备、用具齐全的“家”呢？对比我在国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不仅住的拥挤，必需的用具也短缺。比如，在北大工作时抽签抽到一张自行车票，当时公交线路少，上下班往往等几辆车都挤不上去，买了骑自行车，上班就不致因等公交车而误时了，我为此而庆幸。
但我还急需一个大衣柜，因为，每天早上我要把衣物从桌椅上搬到床上，以便腾出桌椅来工作，晚上，又要把床上的衣物搬到桌椅上，以便腾出床来睡觉，极不方便。我向单位行政办公室表达了这种急需，办公室主任说：“你已经抽过自行车票，就没有机会再抽大衣柜票了”。这就是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的写照，当时国内生活中有多少这样体制性的供应短缺与不便啊！难道这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不需要加快改革吗？……我陷入了沉思。
市场经济的效率
工作条件的方便，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图书馆得到一个“工作间”，面积很小，但有书桌、桌的上方有简易书架、台灯等，图书馆的书库是开放的，可入库随意查取，你需用的书可以在你的工作间存放两周，不必每天再去查取。你从电脑上可以查到某本书在校内各图书馆的分布，如果该书在这个馆全被借出了，管理员可本校、全美其他图书馆，甚至从西方其他国家，如牛津大学图书馆借来，因为有互联网。
图书馆开馆时间长，凌晨2点才闭馆。管理员是图书馆专业的博士。书库除了图书，还有大量的微缩胶卷底片。借书手续极简便，自己入库查找，填好借书卡即可，在规定的还书期限到期前，图书馆将书面通知提醒你一次，还书就把书扔进一个开放的空柜子里，不用办任何手续，由管理员整理注销和重新上架。
续借也很方便。如此便利，你又何必违规呢？后来，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利用邻近的国会图书馆，条件就更好了，研究中心给我配备的助手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假期打工），她的专业素质、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使我获益匪浅。
两个月后，1984年12月28日至30日，我出席了美国社会科学团体联合会（简称ASSA）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举行的学术年会。一个5000人规模、涉及理论经济学多分支、敏锐反映现实以及国际比较等研究课题的学术盛会，只开了两天半，竟然组织了367场专题研讨，11场早午餐便宴招待会、鸡尾酒会和知名人士演讲会。从凌晨5点到下午5点，日程高度密集而紧凑。
每场讨论的题目、主持人、发言人和评论人、时间、会议室地址以及每场招待会的演讲人都在会前安排好，铅印成书，与会者人手一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选择会场听会。专题讨论是从上午8点开始，每个专题的讨论时间只限两小时。会上没有冗长的发言，提交年会的学术论文已在1984年9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专刊发表，会上只是短兵相接，有针对性地讨论。便宴招待会和鸡尾酒会是收费的，安排在清晨5点至8点前或下午4点半以后。
一般是一刻钟或半小时，与会者可根据预告的演讲题目自选，在一个月前函邮注册表格时一并缴费预订，届时凭入场券入座。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井井有条，效率高，反映了全社会现代化的程度。
会间，还有70多家出版公司去会场展售1984年（当年）出版或再版的新书，并预告1985年即将问世的新书。更使我惊讶的是，在琳琅满目的评论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的论著中，竟然有不少是评论两个月前刚刚公布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论其观点如何，这样的效率还是使我折服。
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效率比较，在闲聊中，曾流行这样的说法，美国办事是“以秒计”,英国办事是“以分计”,意大利办事是“以时计”。刚从国内去的访问学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办事效率恐怕要“以日计”、“以周计”、甚至“以月、以年计”。
我到了西方，才知道为什么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从一件小事来看，在旧金山市内存车费，第一小时是$0.5美元，第二小时$2美元，第三小时$7美元，……如此类推。由于存车费的差别，留学生去市里购物，总是尽量抢时间，快快买快快回。停车场也可及时腾出车位让后来的人停车。这个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的小事例，也足以使我直觉地了解了“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效率高，是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机制要求的。只有高效率，才能促进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发达。
市场经济社会也有非盈利组织和志愿者
“市场经济将使人人唯利是图”。这也曾经是我思想上的疑虑。但是，亲临美国，我看到了另外一些现象。比如，当时中国的访问学者普遍没有车，在教会工作的美国人索菲娅和她的丈夫常来义务帮助，她领我们去访问黑人和穷人居住区、去参加农民的庆丰收集会等。他们的穿着非常朴素，月薪只有800美元左右，问他们为什么不谋一个收入更高的职业呢？
索菲娅说：“在穷人的收入水平没有提高以前，我们不能提高工资”。在伯克利市，我去加州大学上下班经常路过一家服装店，门面不大，但开门晚，关门早。一次，正逢营业时间，我进去了解一番，原来这是一家非盈利的义卖店，是伯克利市一群妇女志愿组织起来，从富人家募集半新半旧的服装来，廉价出售，营业收入全部捐献给该市的儿童作牙医保险，她们不拿工资，业余轮流义务值班，营业时间短些。
又比如，在美国，普遍有“成人学校”免费教英语，教师是公务员，工资也不高，但他们自愿。没车的学生，教师还自驾车免费接送。在市场经济国家，有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理念和追求，并非人人事事都是“唯利是图”。当地美中友协的一位女会长曾对我说：“也许你在这里看到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在你们国家更多一些”。这句话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却很发人深省，颇值得体味研究。
没到过美国的人，可能以为美国“很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没人管”……，否，有人告诉我，美国形似无人管，但你从入境时得到的那张“身份卡”（ID卡）就管住你了，办什么事，甚至在超市购物，都要出示这张卡，如果有违法或不诚信的记录，日后即使是租房、求职、贷款……以致办任何事都不会顺畅了，没有公信力是最糟糕的。如果不是亡命之徒，而是一般公民，自然要诚信守法，不值得为不诚信付出代价。在伯克利，我还听说了“民告官”的法庭审判案例。
有一户奥克兰市民的邻居开了个炸油条的早点铺，四邻感到污染，但小铺是得到市政府批准的，于是，有了居民告市长的诉讼，法院接受了原告的诉讼，传市长到庭，结果，市长认错，把问题解决了。从这个小例子，看出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行为有法律管着，行政首长也不例外，必须“依法行政”，居民可依法制约公权力。
灵魂净化器是必需的
发达的健康的文化设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灵魂净化器”。在美国，低俗腐朽的东西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而且也有法律管制。整个社会的主流和氛围是积极健康的。博物馆、图书馆遍布，学习有益知识的场所很多，而且往往是免费的。
老人院有免费班车、廉价午餐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图书馆有各种非营利服务，除了较普遍的帮成人学英语服务外，特别是为儿童健康成长服务。伯克利是一个不太大的市，但市镇的东南西北都有图书馆，在家长下班前，孩子们放学后常常由图书馆接去，有管理员陪护，有的孩子借玩具，有的孩子借课外读物，有的孩子戴着耳机看电影，我看到一个孩子借的电影录像带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很健康的。此外，正常的宗教信仰在市场经济社会也起着净化灵魂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我的房东外出了，有个黑人在后院锄草，我就把厨房通往后院的门锁上。
房东回来后问我，为什么把后门锁上？我说“看到有黑人在院子里”，房东说：“你可以信任他，他有信仰”。原来那个黑人是基督徒。在西方社会，做好事的志愿组织、志愿者协会林立。在印第安纳小学，有“双亲协会”，孩子的家长们轮流义务值班，帮助学校管理孩子借阅图书。“女士优先”、“尊老爱幼”在西方社会是普遍的文明行为准则，“你需要什么帮助？”“我能帮助你吗？”是最常听到的口头语。自愿、热情、义务带路的现象随处可见。
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个研究员同时是牧场主。我们去参观过，偌大的牧场，居然没有其他管理和服务人员，只有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办公楼、接待室之类。他坐在牧场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办公室，写他自己的东亚研究论文。设施极其简单。桌上有台电脑和电话，一个记事牌。
上面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锄草、添加饲料、挤奶、清扫粪便各由什么公司来执行……，如此等等。他只需根据时间表打电话，就管理了整个牧场。我们看了挤奶和清除粪便过程，完全是机械化、自动化的。脑体差别在这里消除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也消除了。这位研究员是东亚问题专家？是资本家？是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市场经济加上高新技术的现代管理，“所有制”、“阶级”等概念也值得创新研究，不能简单化、绝对化。
我在伯克利的房东是四居室的别墅。他们老夫妇住两间，另两间出租。但是他们的两个上大学的儿子，却在外面各自租房住。我问房东，为什么不把出租的房间给儿子住？他们说：美国人对孩子，主要是培养他们的竞争力和自立精神，老人一般都不给物质遗产留给孩子，而是捐献给慈善机构。
在美国，老人一般都把住房换得越来越小，因为搞卫生和管理省力些，他们不需要把房子留给子孙。无怪乎美国的少年儿童从小就注意自立，往往在假期里通过卖报、做小工挣来收入买玩具和用具，不找父母要钱。与此相反，当时有些访问学者说，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恨不得把孙子的棺材都准备好。如果仅是个人的当代消费，总是有限度的。这也引发我的思考：美国的累进税、遗产税，都起遏制人们贪心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25年前那些瞬间的零碎新奇感，如今在中国已不新奇。看今日之中国，超市遍布，商品琳琅满目，供应短缺不再，住宅宽敞了多少倍，电话座机、手机已遍及城乡，自动取款机、电子政务商务、信息互联网、网上购物皆成家常便饭，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城市地铁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小轿车已进入普通居民家庭……大量的普遍的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经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