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联资本李家庆：别用过去的方式投资AI创业公司
作者：刘以秦
导语：中国科技生态在发生变化，投资的底层逻辑也在发生变化，投资人必须适应新变化，重新思考技术发展、产业发展、上市政策等多重因素。
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今天我们正处于以AI大模型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浪潮中，这是一个长周期、重投入的新技术，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级市场投资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过去的以美元基金为主导，到今天以国有资本和人民币基金为主，过去以消费互联网为主题，今天更多以硬科技为主题，市场整体融资规模持续下滑，第三方数据机构企名片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一级市场共完成8617亿元融资，同比下降38%，2023年继续下滑13%。
对于科技投资来说，资本是否有耐心至关重要，过去人民币基金的周期短于美元基金，但今天随着国资和政府引导基金入场，人民币基金也逐渐往长期发展。
9月6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君联资本总裁李家庆接受《财经》杂志专访，他提到，中国一级市场投资过去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又相当于是一次地壳运动，会形成新的高山和地貌，今天同样在快速变化中。作为投资人，必须调整募资、投资和退出的逻辑，考虑更多复杂影响因素。
他还提到，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科技创新成本提升了，不仅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还需要整个市场和资本的大力支持，才能跟得上今天的技术变革节奏。
君联资本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最早一批市场化投资机构，其前身是联想控股旗下的联想投资。李家庆2001年加入君联，从事科技投资已23年。君联资本累计投资超过600家企业，包括宁德时代、科大讯飞、药明康德、智谱AI等，目前最新一期基金管理规模约500亿元，包含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
以下为对话整理。
中国风险投资的变化
问：过去几年，中国的一级市场投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李家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和国际经济、国内经济、地缘政治、二级市场的变化相关。从美元基金为主体到以人民币基金为主体，从消费互联网到硬科技，从民营资本到国有资本，整个行业已经出现了范式变化。
问：聚焦到科技投资来看，科技领域需要长周期，从美元变成人民币为主体会有影响吗？
李家庆：有影响，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今天的人民币基金的周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我们能看到全国社保基金、国家级战略基金，包括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基金加入，基本都有8年—10年的周期。甚至有一些可以长到12年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不大。
更大的影响是资金供应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过去是“美元基金+消费互联网+海外上市”，现在是“人民币基金+硬科技+国内上市”。对于投资人来说，募资、投资、退出都完全不一样了。
问：这个不一样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李家庆：财务回报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了。除了财务回报，也要考虑国家政策，上市规则，地方招商引资的诉求，更复杂了。
问：有些投资人提到，过去投100个项目里有几个成功，就有可观回报，但现在就需要每个项目都能保证回报，市场对于风险的接受度下降了很多。
李家庆：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一方面要看资方的态度，我们合作的一些国家资金还是愿意让市场化的投资机构来做投资。另一方面，这个差异主要是和行业本身相关。移动互联网是商业模式创新，是存量资产和存量技术的整合，通过资金注入和推动，短时间形成聚集效应，实现赢家通吃。这样就会诞生一批平台型公司，可能实现“超级回报”。
今天我们投的更多是硬科技领域，硬科技有三个特点，一是周期长；二是多路径发展，有很多路径都能实现技术突破；三是不具备网络效应。我们必须接受事情本身的规律，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投资人，你要去顺应这个变化，当你无法做到“超级回报”的时候，你只能通过技术、产业和市场的发展规律，去实现一个相对高的回报率，通过一批项目的成果来实现基金的整体回报。
科技创业投资的变化
问：前几年以商汤和旷视为代表的AI创业公司，他们找到了安防这样一个巨大的应用场景后，快速拿到大额融资；今天的AI大模型创业公司，还没有大规模应用就已经拿到很多钱了，这是为什么？
李家庆：这就是我说的行业发展规律。过去，我们习惯于新技术来了，先找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应用来带动技术发展。找到了，就快速起来；找不到，就很困难。
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科大讯飞视为第一代AI公司，商汤旷视属于第二代，现在我们见到的是第三代。今天AI大模型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个底层创新，通常来说底层创新和应用距离就会比较远。
比如说当年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最早会应用在哪个领域。技术从发明到渗透行业，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爆发式增长，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可能需要20年—30年的时间。如果你还用原有的应用创新模式的投资思路，是有点操之过急，甚至是低估了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家、专家，包括媒体的观点，会对整个产业来带波动影响，我认为是不值得的。
问：部分人的观点为什么会对产业造成影响？
李家庆：会给一些非长期的资金，用户，甚至是部分政府主管部门带来情绪上的波动。一旦有波动，投资力度就会快速下降。
中国风险投资和美国的差别
问：硅谷以市场化基金为主，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科技公司很早就能拿到高估值，并且引领了技术创新，中国现在的模式特点是什么？
李家庆：现在才刚开始，我很难说结果。但确实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因为资金来源不一样。中国更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说新型举国体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硅谷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谷歌、亚马逊、微软、苹果和特斯拉，他们提供资金、应用场景和客户来源。
在中国，这个责任是政府和国央企在承担。
其实很难说有所谓的优劣，更多还是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发展模式决定的，但阶段性来看，我们得承认美国是跑在前面的。
问：这会对创业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家庆：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样的软件服务生态，可以快速实现规模化。中国本身的IT基础设施，企业的能力，应用的水平，服务的愿意都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下，我们的AI走得会比美国艰难一些。因为确实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客户有信心和你一起往前走。大家愿不愿意在早期就投入进来，愿意为还不够成熟的过程付钱？其实是有不同声音的。
问：为什么会有不同声音？AI是国家战略了，必须要投入；硅谷目前有不少人在质疑商业化和AI安全问题，这会影响AI的战略重要性吗？
李家庆：无论是中国还是硅谷，对于AI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非常坚定的，国内的情况是，目标是明确的，但有些人可能耐心不够，会更关注怎么还没赚到钱？这件事到底行不行？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其实过段时间OpenAI又砸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又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现在国内的资本坚定投入，国央企和民营科技创新企业全力合作，变得更重要了。
问：对创新公司来说，现在这个阶段创业成本变高了。
李家庆：对，在现在的环境下，民营企业想要创新真的非常不容易，必须要和政府、国央企合作，甚至是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
第一，民营科技企业要保持住对于新技术的跟踪，能跟得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第二，你还要强调自主可控，这不光是中国，韩国、日本也一样强调这一点，所以你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你要真的投入进去。第三，你还要处理好和政府、央国企的关系，他们对外的投资并购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创新很难，而今天的科技公司恰恰碰上的是这种程度的技术革命，是一个重投入、长周期的事。
问：上一代的部分AI公司会遇到一个问题，维护客户关系占用了太多的精力，甚至影响到了技术研发，这里面有矛盾吗？
李家庆：不矛盾。上一代的AI公司他们主要是做人脸识别，它太贴近应用了，且这个应用和各地政企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你自然会去这么做，要不然你别创业了。不能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他能力的一部分。就像如果你在美国，除了科研能力，你同样要具备客户获取能力。
问：这种情况下市场规模会是个问题吗？一些外国创业公司很早就开始做全球化，中国公司大多只能做本地市场，甚至只能和地方政府合作。
李家庆：这其实还好，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先做本土再去出海，还是全球市场一起做，我觉得无所谓对错。以色列、韩国的那些公司只能做全球化，因为他们本土市场很小。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直用市场化的、长期的、专业的方式来做事，是否符合规律。
大模型改变中国软件生态
问：很多投资人说，AI再火，但如果是一家软件公司，他不会投。
李家庆：中国市场对于软件价值的认同度确实不高。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消费习惯相关。但这件事是会发生变化的。
问：变化的基础是公有云普及吗？
李家庆：这一次变化的基础是大模型，不是公有云。
有很多人会把大模型理解为一种软件，其实不是，大模型是资产，是数据资产，中国的市场是会为数据资产服务付费的。
过去大家不认为软件是资产，软件看不见摸不着，你不把它装到一个盒子里就卖不出去，还一定要搭配硬件来卖才行。凡是隐性的、长期的东西，市场都不愿意付费。但是当大模型起来之后，它同时是一个软件和一个养成类资产。它会在使用过程中，价值越来越大，当它展现出资产价值的时候，企业就愿意付费了。就像你要采购桌椅、电脑，你也需要采购智力。
我相信未来大家会越来越接受这件事。
问：如果这件事变成资产，大公司难道不会更愿意自己来做这件事吗？他们对本地化部署是有要求的。
李家庆：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你家里要请保姆，你一定是去找一个有基本技能的保姆，比如会做饭，到了你家之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适应你家的饮食习惯。这个前提是他已经具备了通用技能水平，而不是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
无论你是要私有化部署还是上公有云，你都需要一个通用的大模型，所以做通用大模型的公司，要不断去提升模型的智能，让它可以适应任何一个场景或者专业客户。
新一代科技创业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问：今天大部分科技公司都从基础大模型到中间层，再到应用，全部都自己做了，从投资人角度看，这样的公司会更值钱吗？
李家庆：肯定不会，因为你做不到，一家公司肯定还是有侧重的，你到底是做基础训练，还是做芯片，还是做集群优化，或者是应用，大家需要各司其职。
今天有很多大模型公司很焦虑，他发现他做不了应用，因为他对于具体业务的了解不够，客户的需求在数据私有化的情况下做不到。真正底层的技术他也做不到，也没有很强的客户资源，他只想进来快速赚钱。比如早期有很多文生图的公司，一开始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过了两天就发现不靠谱，这个东西大家都能做。
大模型的发展会让整个水面都涨上去，你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很快就被淹没了。核心就是你没有抓手，或者你的抓手并不牢靠。
问：今天投资人对优秀科技创业者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家庆：以前我们会希望找到销售出身的创业者，他对市场和客户很了解，善于运用营销和流量工具。今天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首先要看的是学术背景。我们自己内部的企业交流活动，几乎全都是博士和教授，投资人对于创业者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前瞻性还是有要求的。
其次，他也需要经历从科技工作者到企业家的转变，这个转变非常困难。他要善于整合资源。我们不是要把教授变成企业家，教授就做好自己的工作，他要知道让谁来做CEO，要有组建团队的能力。
第三，投资人对创业者的价值观要求提升了。因为今天这条路很长，资源投入的力度很大，如果你只是做短线的事情，这不行。
问：对比硅谷的创业者来看呢？
李家庆：硅谷其实对创业者本身素养要求相比中国是更低的。硅谷是有相对完备的创业生态的，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合适的CEO、CFO，所以对创业者个体要求没那么高，你做好自己的事，然后把公司卖掉就行了。硅谷要求的是创业者有某个方面的长板特别长，不需要是全才。
中国就需要创业者能力更全面。今天在中国创业的真的不是一般人。我们没有形成并购的氛围，部分原因其实是没有什么底层创新，自然也就没有并购价值。大公司也会想，你都是“拿来主义”，我凭什么要收购你？
所以我还是蛮乐观的，因为从今天往后，你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来做了，我们要自主可控，要底层创新，这样才能带来二级市场和并购市场的繁荣，才能形成新的价值和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