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的内涵与特点
转自：团结报
□ 王凤青 丁怡丹
沂蒙精神的孕育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艰辛探索。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伟大革命实践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产生，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为沂蒙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标志着红船精神的形成。这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红船精神的理论来源，主要因为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满足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革命危急关头，中共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在南昌起义和实施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中，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领导的一支部队撤退到江西的井冈山，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井冈山精神是对红船精神的传承，又是对其基本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就在毛泽东领导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之时，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在逐渐形成，苏区精神在此过程中孕育形成，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密码”。在中央苏区，群众看到了党带来的巨大变化并积极支持党的各种工作，如捐献粮食和各种物资，积极购买公债、参加红军队伍，有些人还在反“围剿”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都凝结成为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开始长征。开始长征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依然处于被动地位，时常受到敌人的侵袭。湘江战役后，队伍人数锐减。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此后，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长征精神，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可见，在沂蒙精神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靠着忠诚于人民的理想信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这些革命精神对推动形成沂蒙精神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动力和政治资源。
沂蒙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沂蒙精神发源于沂蒙山区、成长于山东乃至华东地区，影响遍及全中国，是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凝聚着共产党人为人民英勇奋斗的崇高品质，体现了人民群众紧跟共产党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沂蒙地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1921年9月，王尽美领导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迅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也影响到了沂蒙地区。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后，临沂人孙金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临沂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自此，沂蒙地区开始有了党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党的形象在群众中得以树立，有力推动了党组织在沂蒙地区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山东党组织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大力发展党员；另一方面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与国民党在沂蒙地区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着全国性抗日反蒋浪潮的不断高涨，沂蒙地区党组织也领导沂蒙人民加入斗争。如1931年11月，由临沂三乡师学生鲁先潮等人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既是借阅图书的地方，又是党组织的秘密接头和研究工作的地点，对于推动沂蒙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是沂蒙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沂蒙人民看到了党为人民利益而战斗、为人民解放而牺牲的高尚品质，由此接受了党的领导，并表现出了对党无比热爱、对党的事业无私支持的高昂热情，以“生死与共、水乳交融”为基本特质的沂蒙精神得以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的野蛮暴行及党为国家、为民族英勇奋斗的不屈不挠气概，山东人民开始积极抗战。党在孙祖九子峰战斗、鲁南八路军在反“扫荡”中都得到了民众的配合，“沂蒙抗日根据地人民，像一切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样，养育壮大着成千成万勇敢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八路军和他们是父子，是兄弟，是姊妹”。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山东人民开始了建设家园的工作。1945年9月13日，临沂县政府宣告成立，随即开始了各项事业的恢复工作。中共山东党组织认识到，要保护抗战胜利果实，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为此，他们认真开展了以反奸诉苦、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工作。沂蒙人民更加认同、拥护党的领导，更加支持党的工作，他们踊跃参军，积极支前，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沂蒙精神继续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想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并于1946年6月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于1947年2月向中共领导的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了保卫家园，山东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沂蒙精神在此过程中得以完善。
一脉相承
大体来看，沂蒙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虽然各具特色、各有具体内容，但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信仰追求、思想作风与初心使命。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时，部队只有700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敌对和井冈山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的现实。中国共产党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怀着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和信心，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并为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革命的信念。沂蒙精神的形成同样得益于对信仰的坚定、对信念的坚守。在残酷的环境中，中共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成功开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矢志不渝、追求理想同样是延安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领导了敌后战场。毛泽东之所以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同样是基于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守。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稳固的人民立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要关心群众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局部执政的探索过程中，将“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苏维埃政权不仅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而且代表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长征精神同样体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群众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感受到国家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战争的热忱。1944年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崇高精神境界的体现。西柏坡精神中的“两个务必”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是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具体体现。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勇敢地承担起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开始了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历程。井冈山的斗争十分艰苦，但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心中的主义，甘愿牺牲。苏区建立初期，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情况十分窘困，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政治品质。长征期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和险恶的自然环境，坚强的红军战士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超人的勇气和毅力，创造了人间奇迹。延安时期，在抗战相持阶段，面对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的停发物资和军事封锁，中国共产党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富足之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将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两个务必”之一给全党提了出来，更是对这一优良作风的高度认可与肯定。
同中有异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沂蒙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由于产生的革命年代、环境和条件不同，而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井冈山精神是对中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的艰辛回答，苏区精神是党领导人民在局部地区进行执政实践探索的集中体现，长征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情况下实行战略大转移的产物，沂蒙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之后形成的党政军民良性互动关系的具体体现，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西柏坡精神吹响了建立新中国的冲锋号。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其他革命精神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