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詹成付：慈善公益组织不能回避监督
老年人、残疾人、儿童，这三类群体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当下的聚焦帮扶人群。其中，项目实施对象人数最多的是儿童，如预防儿童烧烫伤、免费午餐项目。
“下一步，除了促进儿童项目高质量发展以外，也得在养老方面多下力气，结合国情，帮助养老领域内的机构，为老年人解决更多困难，使他们生活得更好。”10月24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詹成付在接受新京公益采访时表示。
作为民政部原副部长，詹成付曾亲历慈善法的诞生全过程。在他看来，过去他是慈善公益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而现在亲自下场，是具体操作者，角色转变很大。进入新角色100余天时间里，“高级志愿者”的身份视角，亦为他带来了更多感悟。
近年来，新京报推出对四川凉山“悬崖村”、贵州威宁海拉镇“溜索村”的报道，对此，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帮悬崖村孩子出大山”“助力孩子最难上学路”的公益募捐项目，帮助这群孩子改变命运。
詹成付提及，慈善公益组织要多与媒体合作，媒体具有发现问题的天然优势，影响力很大，还能监督、保障项目的透明度，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任何回避监督，不愿意跟媒体合作的做法，我认为都是不妥的。”
公益就是慈善，公益就是利他
新京公益：可否谈一谈对“公益”的理解？
詹成付：在我看来，公益就是慈善，慈善就是公益。公益、慈善，就是利他，对他人、社会有帮助，有好处。公益也包括个体化的公益和组织化的公益，比方说慈善法提到，捐赠人既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可以向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公益可大可小，随手关灯、减少制造垃圾、资助一个老人或孩子，都是做公益。总而言之，只要是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对他人有利的事情，都属于公益的范畴。
新京公益：自2005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成立至今，已走过近20年，于基金会而言，聚焦的项目落点发生过哪些变化？当下聚焦的点是什么？
詹成付：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前身叫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当时是为了办一所大学，叫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办基金会就是慈善办学。2011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因此，2005年到2011年这6年间，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教育，或者叫民政的教育。
从2011年至今，业务范围拓宽许多，基本上跟慈善法的范围一致，但重点帮扶人群聚焦在老年人、残疾人、儿童三类群体上。其中，项目实施对象人数最多的是儿童，比如预防儿童烧烫伤、免费午餐项目。下一步，除了促进儿童项目高质量发展以外，也得在养老方面多下力气，结合国情，帮助养老领域内的机构，为老年人解决更多困难，使他们生活得更好。
新京公益：你在民政部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这些经历对你如今管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有怎样的帮助或启示？你参与或推动过的慈善公益项目或政策，对现在的基金会工作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詹成付：截至目前，我到基金会100多天了。过去，我是慈善公益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算是纸上谈兵，现在是亲自下场了，角色转变还是蛮大的，对我的挑战也蛮多。
在社会组织，工作节奏快了许多，也不能照搬此前政府机关那一套。我一直讲自己是一个高级志愿者，做慈善公益对我们自身是一种意志的磨练，尤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样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组织，更不能有任何瑕疵。
我从1990年进入民政部工作，从科员一直干到副部长，经历7任民政部部长。一开始在基层政权建设司，后来去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工作内容涉及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慈善，接着又去了社会组织管理局，后来成为党组成员，代表民政部亲历慈善法的诞生全过程。2016年慈善法颁布后，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基本上也是社会组织管理局牵头去做。
今年初，我从民政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组织上又安排我到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参与了慈善法的修改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机缘巧合下，接触慈善公益、慈善法的经历比较多。慈善法之前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后来制定慈善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这两个法基本上打通了。
我国慈善制度的探索和建立，已走过30年，但真真正正在慈善法的名义下，全面开展慈善活动，是从2016年慈善法颁布开始的。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之后，根据慈善法，我牵头修改完善了基金会的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制定了应急慈善工作机制等内部管理制度，理事会通过后放在基金会官网上，也方便其他公益机构参考借鉴。此前在民政部的经历，对我管理好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我的角色转变后，也帮助我适应得更快。
公益应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
新京公益：在你看来，公益事业该如何创新？
詹成付：一定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慈善界里良莠不齐，有的人浑水摸鱼、挂羊头卖狗肉，这不能称之为创新。
守正创新，首先是坚持公益的性质不能变，慈善公益是利他的，是非营利性的，是不能捞钱的，因为享受到国家的税费减免，如果一方面说是慈善公益，另一方面大量分红，这对市场经济组织是不公平的，是国家的税源浪费，不能让某些人打着创新的旗号干见不得人的事。
同时，守正创新要忠于法律和慈善公益的初心使命。慈善法规定，上一年募集的款物本年度必须支出70%，未达到支出比例就是违背法律，如果某一个基金会募得多花得少，这就是没有守正。公益目的基础上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千方百计地把慈善资源高效地送到受益人手里，使我们的受益人尽快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如今，互联网发展如此之快，如果还是坚持“老牛拉破车”式的过时做法，就行不通了，应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大量使用互联网等技术为慈善宗旨服务，这就是创新。
新京公益：近年来，新京报推出对四川凉山“悬崖村”、贵州威宁海拉镇“溜索村”的报道后，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帮悬崖村孩子出大山”“助力孩子最难上学路”的公益募捐项目。在你看来，媒体在助力公益工作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你觉得媒体可以如何助力公益事业发展？
詹成付：首先感谢新京报记者不辞辛苦地发现问题，助力成就了慈善项目，更帮助这些孩子改变命运，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媒体在发现问题这一点上，
( )具有先天优势，因为记者的敏锐性很强，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媒体有别于其他行业的独特优势。很多记者同志的脚力、脑力、眼力、笔力都很厉害，是社会的良心，一般来讲，没有那种意志、使命和灵魂的人，不会跑到大山里去。
媒体还有引导舆论的作用，有正面的表扬，也有反面的批评曝光，都有利于公益组织推动问题的解决。至于下一步媒体可以做些什么，套用经济学术语，在需求侧这一方面，媒体算是慈善公益事业需求的代言人，发现、聚集、分析，把一些沉默的人的诉求表达出来，让社会知道我们慈善组织有需求了，因为慈善组织也不是万能的，也得靠社会各种信息的交换来寻找资源。
从供给侧这一方面，媒体搭建桥梁，将问题暴露出来，有利于推动落实。比方说，某一个组织承诺来做这件事情，你们会持续关注，接着是不断地报道，正面报道是压力，反面报道更是压力，组织就一定要做下去。最后受益的，就是那些困难群体。
另外，我觉得媒体还可以着力总结推广好的经验，比如新京报此前的回访，不断挖掘一些面上的东西，大家就会关注某个媒体某方面的报道，相当于搭建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当然，慈善组织也要主动跟媒体去合作，推动慈善事业往前迈进。
新京公益：慈善公益组织同媒体该如何更好地合作，以触及更多的“施者”和“受者”？你有什么建议？
詹成付：在慈善法中，有多处提及媒体的权利和责任，其中第108条明确，“国家鼓励公众和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并对假借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曝光”。
慈善公益组织和媒体，一方面是战略合作者，另一方面媒体是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督者。为了同媒体更好合作，慈善公益组织要经常向媒体报告相关想法，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扩大社会正能量，同时将慈善公益活动发布在媒体平台，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
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双方通过不同的分工合作，形成一种强大的正能量，推动慈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任何回避监督、不愿意跟媒体合作的做法，我认为都是不妥的。我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之后，也要求自己的网站要扩大信息量，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有了更多的监督，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和更多的资金去实施慈善公益项目。
加强公益项目点实地探访，接受监督
新京公益：在你看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目前存在的最大瓶颈是什么？该如何突破？
詹成付：最大的瓶颈就是某些慈善组织违法违规操作，没有依法办事，让公众对慈善组织公信力产生怀疑，进一步引发一系列危机事件。一旦公信力不够，慈善公益事业就会慢慢走下坡路了。
好在党和政府是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慈善公益界里绝大多数人还是奔着正确的方向去的，有瑕疵的组织总体上是少数。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对推动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在一项一项出台，我相信违法违规的事件会越来越少。前面也提到，要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特别是组织化的慈善公益事业，对做这件事情的人有极高的道德素质要求，但道德素质难以量化，只有参加慈善项目之后暴露问题，才能剔出去。
因此，在内部层面，要自律，加强法律教育、文化教育。在外部层面，要有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媒体的监督，以及法律的约束。随着时间推移，齐心努力把负面的东西降到最低，局面会越来越好。
新京公益：慈善款的最终去处和用途是许多捐助者最关心的事情，除了你上述提及的之外，慈善公益组织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项目的透明度，以此提高公信力？如何让公众更加信任和支持公益事业？
詹成付：在内部监督方面，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为例，几十个专项基金，每个专项基金体量小的就涉及几个省份，大的涉及十几个省份。如果这些慈善项目的受益人反映自己没受益，我们在北京是坐不住的，要压实专项基金执行机构的责任，及时去进行抽查调查。
我们按10%的比例对每个项目的受益人进行电话回访，在抽查过程中，不接电话的、接起来以为是诈骗电话的、号码不用了的、方言难懂的，这些我们都碰到了，也是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但还是要继续抽查下去。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抽查标准和方法，有的是采用抽查记录本，一个人抽查完了后，另一个人又抽查对方已经抽查的。抽查了谁，抽查得怎么样，每一次开理事长办公会都要听取抽查情况汇报。
如果有人反映没有收到捐款或物，立即派人到项目点去核实，到现场调查取证，回来写核查情况报告，如果是项目执行机构出问题，我们就按照协议来处理，如果有违法犯罪的，我们就移送公安机关进行查处。
我们还请志愿者帮我们去项目点探访并进行反馈，比如免费午餐项目，这一个项目就涉及26个省份，每天中午有16万在校师生吃饭。吃没吃上饭？饭菜质量如何？我们要心中有数。有的志愿者一天能跑好几个项目点，比如说上午10点去可能正在做，11点过去可能正在吃，12点之后可能吃完了，那就看饭菜的留样。
另外，有个别极端的地方，一个县只有一个财政账户，为防止挪用慈善项目资金，我们想着能不能推动设立单独的账户，这样资金流水一目了然。我们也将一些当地政协委员请来进行民主监督，最典型的是青海玉树州政协将免费午餐项目纳入下乡检查工作范围。
下一步设想请记者暗访项目点，请返乡休假的高校大学生帮我们去实地查看。与此同时，也要加快慈善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接受监督。
多关注失能老人、精神障碍患者和流动儿童
新京公益：在互联网时代，基金会如何利用新技术、新平台进行创新，拓展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
詹成付：原来是开展线下募捐比较多，比方说慈善晚会，活动现场设置募捐箱。互联网发展一日千里，也改变了我们的宣传、募捐方式。现在我们的募捐主要是靠互联网，相比较而言，线下活动少一些。对慈善公益组织来说，如果不重视互联网，是没有前途的，肯定要落后，甚至要被淘汰。
所以，第一，我们要利用互联网宣传我们做的事情，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第二，要适应老百姓对慈善公益组织公开透明度的需求，尽快将项目的相关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布。好好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改进我们的服务方式，让受益人尽快受益、多受益，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得与时俱进，闭门造车肯定不行。
新京公益：未来，在打造新公益理念方面，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在推动全社会关注、参与公益事业方面，你认为各方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詹成付：跟我们国家的大背景一致，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要爬坡过坎。慈善公益组织要做的事特别多，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当中，还有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要让老年人得到更高水平的照顾。现在精神障碍患者也越来越多，这都是我们要正视的新问题。
另外，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越来越少，流动到城市里了，而城市的流动儿童又多了起来。这又涉及义务教育、精神健康等问题，一些人城市融不进去，农村回不去，就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我们慈善公益组织要做的事了，帮助这些人融入城市。
像我们这个由民政部主管的国字号慈善公益组织，更应该有自觉意识，有使命感，加强内功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前面提到，做慈善公益对我们是一种考验，一种历练，要恪守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还要确保慈善公益事业走在法律的轨道上，凡是背离慈善法的制度要废止，凡是跟慈善法有个别不一致的地方，要尽快改正完善，把依法治会、依法行善落到实处。
所以，我们基金会现在也在进一步修改规章制度，慈善法是我们新时代新征程上做慈善事业的“护身符”“保护伞”。依法办事，平安无事，违法办事则将危机四伏，甚至引发惊涛骇浪。
总而言之，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争取能够打造可以让其他组织分享复制的经验，看能不能成为我国慈善界的一个标杆。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