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访渠：笔势洞达，外圆内方
转自：新安晚报
合肥包公祠左右回廊南口上方，刘访渠书写的“廉顽”“立懦”。
刘访渠书法作品。
刘访渠所书《石翁临稧叙书谱合册》后记。
1910年（清宣统二年）6月5日在南京开幕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当时成立了以南京著名学者李瑞清为会长、实业家张謇为干事长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组织专家在近百万件展品中评出奖项（5269个）。笔者近日觅得一本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清册》电子书，随后又购得“中国首届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百年”系列丛书，翻看之后，发现超等奖里有书法作品（包括疑似书法作品）5件，其中有：安徽合肥县刘泽源“真草行书屏幅各种”，这是书法作品在南洋劝业会获得的最高奖。或许正因如此，在合肥一直有刘访渠（泽源）作品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评者推为当时书法第一，赠最优奖章”之说。
一
刘泽源（1862-1923），册名士端，字访渠，又号诵抑，别署懿翁、淮南布衣。书法名家，安徽合肥人。通过著名国学家李审言的《清故太学生翰林院待诏合肥刘君墓志铭》，合肥书法家、刘访渠的侄儿刘炳卿的《先伯父访渠公事略》等文章，我们可以大概梳理出相对完整的刘访渠的生平事迹。
刘访渠的祖父年幼时家中赤贫、父母双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从十多岁开始，苦做苦累，最终过上温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家庭。刘访渠的父亲让家族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让孩子们在读了一些书之后，外出学一门技能。刘访渠对于科举考试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并最终决定放弃。不过他对于书法却是情有独钟，尤其痴迷欧阳询的率更体，“颇能貌似”。这时候的刘访渠处于一种业余爱好阶段，直到20岁之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书法大家沈用熙。
沈用熙自号石翁，少年时即跟随名家学习书法，粗知书理。20多岁时得识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弟子，请教书法。30岁在南京拜见包世臣，遂执弟子礼。三年间尽悉包世臣书法理论，并在包世臣指导下苦练技艺。60岁后专习楷书和草书，临帖无数。80岁后其书法艺术达到巅峰。
沈石翁向刘访渠传授自己的老师包世臣的笔法，并对他说：“作书贵在指得势，锋得力，依型掠貌，非书学之要也。”于是刘访渠“入锋取势，一遵师言，并寻绎安吴绪论。”不久，沈石翁认为他“笔力雄厚，能传其学”。无论是李唐的名碑、泰山的刻石，还是汉魏的分篆、晋唐的行草等，刘访渠“无不悉心探研，临摹不间”（刘炳卿《先伯父访渠公事略》）。
后来由于外出谋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和条件练习书法，刘访渠便在早晨醒来后起身，“植指背临碑帖百数十字”，然后再下床洗漱饮食。时间久了，成为习惯，即便是在旅途当中，也不曾间断。
1899年，沈用熙去世，这一年刘访渠37岁，他继续在书法艺术上刻苦练习和探索，“壮岁写八分书，充实恣肆，晚于真行草书，骏宕遒润，大气流行，榜书尤雄厚豪迈，识者谓深得北朝笔意，近世罕有匹者”（刘炳卿《先伯父访渠公事略》）。
渐渐地，刘访渠的作品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名声也大了起来。在众多“粉丝”当中，有一个人可谓“铁粉”，他就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合肥人蒯光典。1901年（光绪辛丑年），蒯光典总办正阳关督销局，管理淮北盐务，聘请刘访渠佐理督销事宜。蒯光典总是在公众场合介绍刘访渠是安吴再传弟子，对其书法大加赞赏。同时不遗余力地四处举荐刘访渠。之后，刘访渠结识了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端方（号陶斋），书法家、收藏家费屺怀，文化大家缪荃孙、李审言等人，眼界因此得以进一步拓展，“遇有名贤手迹，辄钩摹以为矩则”。
1903年（光绪癸卯年），蒯光典调任十二圩督销局后，刘访渠便长期居住蒯在金陵的寓所，教授蒯诸公子书法，蒯每有要务，都会找他商量。在蒯光典看来：“刘公至性诚笃，能任大事，其书法传世，犹余事也。”因此“家事一令处分，莫敢有违”。
合肥书法名家张子开先生的大弟子陈维藩评价刘访渠的一段文字，很是到位、传神：“先生气禀壮伟，兼精技击，腕力固己，绝出前世书家。益以石翁之传，摧刚为柔，深厚绵密，一点画备八面之势，一提按运周身之力。舒徐安详中步步崛强；大气鼓荡中丝丝入扣。凡安吴所标万毫齐力，妙在用笔，能在结字，北朝笔、唐贤体者，无不备具。晚更屏去作用，归于简直。识与不识，莫不目为今世邓山人，而不知遭际之远弗逮也。”
在刘访渠侄儿、书法家刘炳卿看来，刘访渠的书法在继承包世臣、沈石翁技法的同时，通过实践探索，形成自己的风格。“笔势洞达，外圆内方，鼓荡酣姿，充实俊发，有轩昂磊落之概。榜书雄峻安详，尤为并世书家所推重”。
二
沈石翁的弟子不少，但公认的代表人物只有三位：刘访渠、张子开和张琴襄。更难能可贵的是三个人关系极好，“为昆弟交”，张子开与刘访渠还是儿女亲家。据陈维藩介绍：“琴襄先生少壮亦学书石翁，极见称赏；子开先生以金石鉴赏尤知名于海内。”两张先生平日关系相当好，对于书法的见解却有所不同，各执己见。但是对于刘访渠的书法，两个人“皆推服备至”。张子开先生认为刘访渠的榜书（擘窠大字）是最好的，“前无古人”，张琴襄先生认为刘访渠的笔力超过当朝一些著名的书法家，“无论并世”。
如果说两张先生和刘访渠关系甚好，或许难免有偏爱之嫌，那么吴昌硕这样的大家应该是看得比较准确的。他在1916年春写道：“访渠书演拨镫法，师承授受密不疏。安吴再传已仅见，秋毫露滴明光珠。”又说：“访渠先生书法遒古。”
字写得越来越好，名声自然也是越来越大，无论是在合肥还是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索书者纷至沓来”。
李国松是李鹤章三儿子李经羲的长子，字健父，号木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李国松是一位很有文化和情怀的“富三代”，据说他曾为庐州中学捐资数万，延聘名师，广购书籍，由此被推为当时合肥教育学会总理，升安徽咨议局局长。同时他又是一位大藏书家。李国松也十分喜欢沈石翁的书法，对于刘访渠颇有好感，多次与蒯光典商量，请刘访渠移馆其家。1906年（光绪丙午年），刘访渠正式进了李府，“教授诸公子书法，兼管合肥义和典务”。
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时，蒯光典鼓动刘访渠作五体书参展，获得一致好评，刘访渠的名声由此愈发大了起来。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合肥整个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李国松决定避走上海。他将住宅卖了，生意交给刘访渠打理。各种矛盾一下子集中到刘访渠身上，刘访渠“蹈险支危，累月连岁，足以应变不穷，事乃悉解”。
自此，刘访渠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身份也由一位书法家渐渐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邑中事故日多，先后主政者多引重先生。凡有关安危之大，纷繁之局，先生辄尽力所能，未尝诿谢。如是者又有年，心神数为烦，日课亦有时辍。”
1919年，刘访渠去北京，拜见了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被聘为国务院高等顾问。龚心湛代理国务总理期间，继续聘请刘访渠为国务院高等顾问。1920年，刘访渠到安庆，拜见时任安徽省长聂宪藩，被聘为省公署高级顾问。许世英任安徽省长后，仍然聘请刘访渠为省公署高级顾问。
1923年2月11日（民国壬戌年十二月二十六），刘访渠突发疾病去世，享年61岁。多年之后，陈维藩写道：“处境远不如邓山人，得年又远不如本师，是诚艺林之不幸，非仅一邑人文而已。”随着相关资料查询的范围日益扩大，笔者发现大家对于刘访渠的评价，除书法之外，更多的是关于人格魅力的称赞——“顾重义气，多才能，敢任。”“平生重孝友，笃风义，喜交游，侍亲极谨，处兄弟极诚，事师极忠且敬。”
100年过去了，刘访渠的作品和收藏品已经难以寻觅，了解刘访渠的人越来越少。偶尔，在一些拍卖会上，会有吴昌硕等名家为其篆刻的印章出现，他的生平被再一次提起。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对于书法界来说，刘访渠都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