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叫小丽
□梁晓丽
我叫小丽。打记事起，我的名字就被长辈们叫过来叫过去，有时声音明亮，有时带着怒气。在这样的声音中，我一天天长大。
四岁那年春节，我见到了一个也叫“小丽”的女孩。她扎着两个麻花辫，穿着紫色碎花棉袄，一双黑色皮鞋能照出人影。她是三奶奶大女儿家的幺女。
20世纪80年代初，大姑爷给一个包工头当二管，家中富有，我们住土墙房，他们住三层楼的灰砖房，还有一台会说话的电视机。我羡慕小丽生在福窝窝里，老幻想能成为她。
在三奶奶家，一大帮孩子围着小丽转，我也在其中。
“砰！”一个陶瓷花瓶倒在地上，在我脚边碎成很多小块，我吓得一动不动。
“是哪个？”三奶奶踮着小脚，急匆匆走来。
“外婆，是她。”站在我身后的小丽娇滴滴地说。
“对，是她。”一帮孩子都指向了我。
那一刻，我蒙了。
“我们看到你把花瓶碰滚的。”小丽又补一刀。
我有口难辩，遭到母亲一顿骂。三奶奶还是不依不饶，实在没办法，奶奶把陪嫁的青花瓷花瓶赔了一个，这事才算完。
从此，我讨厌那个和我同名的女孩，曾一度想改名。
后来，小丽来我家，我宁愿一个人踢毽子，也不和她玩。我们有了隔阂，老死不相往来。
我中专毕业后，在派出所的户籍室上班。
一天，户籍室窗外，有人大声喊小丽。隔着窗玻璃，我看到一个微胖、扎着高马尾的女孩，站在黄葛树下向我挥手。我不知是谁，迎了出去。
“你是小丽吧？”她搓着手，眼神躲闪。
“嗯。你是哪位？”我看了看她，感觉似曾相识。
“我是王……小丽。”她低下头，“王”字拖得老长，最后的“小丽”说得很轻。
“哦。那个大姑家的吧？”我感到很不舒服。
“嗯。当初真对不起。”她一直低着头，脸红到了耳根。
“什么事？”我故作轻松。
她抬起头，满脸羞愧。
“哦。那事呀，我早忘了，我这人记性特别差。”停顿了一下，我又说道。
她向我走了几步，停在离我1米外。
“有事吗？”我单刀直入。
“没事，我只是来看看你。”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这次换作是我不好意思了。
“没事，我就进屋了。”我淡淡地说。
“等等，小丽，那天是我打翻的花瓶，对不起！”小丽大声说。
我转过身，委屈了十多年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头也不回就往屋子里走。
“我要走了，去广州打工。”小丽的话从背后传来。
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村很多人都去了广东打工。
大姑爷病逝后，家境每况愈下，两个表哥相继结婚各过各的，只有小丽还没成家。从小娇生惯养的她，父母花高价才勉强读了个高中，一直待业在家。大姑爷去世后，靠山垮了。
派出所一别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了小丽的消息。
再听说，就是她找了一个外地男友。为这事，大姑到广州去阻拦，还是没有用，只能带着一肚子气回来。
前年，在大姑80岁的寿宴上，我见到了小丽的外地老公。他穿一件藏青色棉服，国字脸，剑眉，身高有1.8米，看上去挺精神。
“你是小丽的老公？”在大姑家的二楼阳台上，我问道。
“嗯。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我也叫小丽，比她小三个月。”我淡淡地说。
“你就是小丽？”他好像早就晓得我。
“是的。你认识我？”我疑惑地望着他。
“小丽在世时，经常提起你……”
“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叫她在世时？”我打断了他的话。
那是深秋，风从垭口梁吹来，吹得我直哆嗦。
这个男人叫吴峰，当过五年兵，家是江西的。他和小丽是在广州番禺认识的，那时小丽刚去番禺人生地不熟，有一天找到了一家正在招人的电子厂，吴峰就在厂里当保安。他看小丽漂亮，又是一个人，就帮助她进了厂。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在异乡相互取暖，暗生情愫……
“她才四十多，如果不生我家发仔……”吴峰转过身抽泣起来。
看见他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却不知道怎么安慰。
“你们啷个不送医院？”我不知哪来的气，声音突然高起来。
尽管我从没原谅过小丽，但当她真的从这个世界消失时，我却十分难过。
“大出血，在选择保大人还是孩子时，医生满足了小丽的要求，保全了孩子。”吴峰呜呜地哭出了声。
料理完小丽的后事，吴峰把刚出生的孩子交给母亲，踏上了来大姑家请罪的路。
一天一夜，吴峰找到了大姑家。刚走进院子，他就扑通跪倒在水泥地坝上。大姑正在小院里晒苞谷，满是惊讶。
吴峰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
大姑听说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女儿没了，眼睛一闭就昏倒了。醒过来的大姑，眼泪止不住地流，不说也不吃……
吴峰几次哽咽，几次停下，大致向我还原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深秋的风一阵紧过一阵，恍然，我听到楼下有人在叫——小丽！（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