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墓志,也是读历史

2024-08-04 06:30:23 - 贵阳日报官方微博

读墓志,也是读历史

读墓志,也是读历史

《彼美淑令》书封。

特约撰稿人绿茶

人物简介: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漫长的余生》,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人们常说,一首诗、一首词,往往写尽古人们的情怀、抱负和际遇,读它们,就是在读历史。史书上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

对于史书上没怎么着墨的古代女性,却也有着虽被时代裹挟却值得说道的故事。这一切,因为许多墓志的出土,我们才得以窥见。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新作《彼美淑令》,用十一个故事,书写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

绿茶:今天我们想要探讨的主题是“如何阅读墓志——以北朝女性生命史为例”。请罗新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新书《彼美淑令》的由来。

罗新:这本书总的题目叫《彼美淑令》,用的是一个墓志里的一句话。共有十一篇文章,基本是利用北朝墓志来研究北朝女性。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北朝甚至中国古代的整个正史都很难看到女性,哪怕是地位非常高的女性。因为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的,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决定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期,这个时期出土了大量的北朝墓志。每个墓志都相当于一个人物传记,其中居然有很多女性,虽然总的比例比不上男性,但男女比远远超过了一般史书,特别是超越了正史。

这个事实让我们对这部分材料格外留意,我们从中挑选出十一篇文章。这十一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利用墓志来书写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

绿茶:大家读到这个书名会有点好奇,“彼美淑令”这个说法很少看到,是不是墓志里的专用语,或者北朝时候的专用语?

罗新:这是茹茹公主墓志中的一句。要写公主,当然是表彰性的话,这种表达在北朝墓志里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用于女性。

古代的丧葬形式环节很多,墓志是其中一个环节。这个形式可能东汉时就出现了。东汉包括之后的魏晋,留存到今天的墓志中,文字长的比较少见。所以复杂墓志的出现,很可能是到南北朝时期才有。

我们现在看到东晋时代的墓志文字非常简略。像琅琊王氏,那么重要的家庭,墓志都非常简单。大多数研究者猜想,这个时代墓志作为丧葬礼仪中的一环本身还在发展中,有的墓里也不写墓志。墓志在南北朝的中间阶段,突然一下子爆发了。北朝墓志主要体现在孝文帝之后,形制多样,有的做得像碑,有的看不出像什么。

绿茶:不像后来四四方方的很规整?

罗新:对。到孝文帝后期明显确定下来,就是四四方方的,而且带盖。墓志在棺材前面,本来很小,后来越来越大,文字越来越多。

一篇墓志,有“志题”,就是墓志的题目,接下来是生平简介,之后往往有一个韵文,称为“铭词”,墓志铭就是指的这部分。

绿茶:这个书名就来自铭词?

罗新:对。墓志前面是序,普通人都能写,铭词部分带有文学性,像诗歌一样。如果家里有足够的能力,就能够请到重要的人来写,这个人通常只写铭词部分。

绿茶:墓志铭是写给谁看的?

罗新:早期的墓记,“记”和“志”是一个意思,读音都一样。都含有墓会被打开,留给后人看,知道墓主人是谁的目的。

墓志里也有说得非常动人的话,比如宋代的一处墓葬里,墓壁上写了两行字:“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再少之年。”这样的感慨。

绿茶:你办公室里挂的郑毅的墓志铭,铭文就是请南北朝史学家魏收写的。

罗新:我们找到三四个魏收帮别人写的“铭词”。如果我是研究文学史的,会特别重视“铭词”,但我是研究历史的,在乎的是人一生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都在“序”里面,所以我更多的是看序词部分。

绿茶:对于普通读者,看到一篇墓志铭,应该怎么读?

罗新:没有读过的,猛一读会有点难。因为它相当于写作中的特别符号,这些符号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要把这些历史信息提取出来,就要习惯它的表达方式。习惯这种表达方式后,就能够在里面找到想读的东西了。

一个墓志读下来,无非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样的人,哪年生的,什么时候死的,多大年龄。通过墓志,我们可以知道墓主是什么时候的人,做过什么,一生的经历怎么样。如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熟悉,就能立刻形成对这个人的认知。

墓志大多过于简略,没有我们想要的信息。特别是一些女性墓志,本来就难得出现,又不大仔细介绍她的人生,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会提到她姓什么,爸爸是谁,有时候连她的哥哥、弟弟都写上,就是不写她是谁,很遗憾。所以我们一读到复杂的墓志就不放手,哪怕有时候这些故事不太带有历史学色彩,不能解决什么历史问题也不放过。因为把这个人的故事讲出来是我们重要的职责。

我过去总举一个例子,一位研究18世纪巴黎社会的法国历史学家说:“档案里的人已经死了,我们本来不知道他。但是通过档案看到了,如果不去把他写出来,相当于让他死了第二次。所以既然在我手里,我就要让他‘活’过来。”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心理,把早就埋在地下的、在遗忘之海中的人捞出来。而且很有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会突然和别的故事连在一起,发生很重要的关联,所以我们称之为“打捞”“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

绿茶:墓志这个文体有没有文本式的解读?

罗新:在墓志写作上,早期带有一点“志”,就是标志,写埋的什么人,墓在什么地方。不像“碑”,“碑”是更早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读到的碑多是东汉的碑。东汉时已经很成熟,只要是个重要人物、家里有点能力的,大概都会做个碑。

墓志是更晚兴起的一种形式。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因为国家经济不好,曹操不允许厚葬,不许大家立碑、不许地表有东西,所以有些人把碑写到地下去,也就是墓志。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但这个时期确有这样的转换过程。

过去碑在地上,墓志在地下,照说两者可以写得不一样,或者碑必须写得好一些。到北朝时期,这种文学的评价标准还在,以至于一个人能不能写碑,就反映了他的文学能力如何。

六朝时代编的文学选集里,可以看到墓志这个门类,但只选了一篇,这一篇里也只选了“铭词”中编者认为好的几句。唐代初年编的类书也有这个特点。而碑就不一样,碑文往往是完整的。在北朝后期以及唐代初年编类书的时候,碑文相对来说是比较全,但墓志就特别不全,可见这一时期墓志的文学性还不强。

到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天读“唐人文集”,他们把很多给别人写的墓志当作作品收在自己的文集里。我们读很多重要人物的文集,比如《韩愈文集》,所收的墓志多极了,这说明当时墓志的文学性已经被认可。所以唐代墓志和北朝墓志读起来就大不一样。唐朝墓志很有文学性,体量大、文学性也高,“铭词”长短句都有了,非常精美,表达的情感也丰富。

我曾经看到一块小小石头上的唐代墓志,这个人后来做了宰相,墓志是他为自己15岁夭折的儿子所写,写得沉痛无比、催人泪下,这是唐代的文学表现。南北朝时期要哀而不伤,保持冷静。

绿茶:北朝时期,什么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够拥有一方墓志?比如书里面提到的这些女性,虽然她们没有机会进入正史,但实际上她们也是大家族的人,一般人没有这个机会是吗?

罗新:墓志大规模连片地出来,只有大家族才会有。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小人物的,男女都有,当然以男性为主。

没有制度性地规定什么样的人才能有墓志,就看你家里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当然,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是没有能力做墓志的,墓志要花钱请人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绿茶:北朝之后墓志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罗新:墓志作为丧葬的环节之一到清代还有,作为一种文体也被认可。当然后期的墓志写作,比如说唐代和宋代比南北朝时期要丰富得多,不像之前的墓志程式化高、个性弱。无论如何,“志”和“碑”都是为死者立传,到后来就分不清楚了,墓志和墓碑差不多。

绿茶:南北朝时期还有一部很重要的书《人物志》,为什么在古人心中人物那么重要?

罗新:我想不是那个时期的问题,是现代学术的各门学科,包括历史学诞生之前,人就是最基本的观察和记录单元,所以看什么都是以人为主。为什么中国文化纪传体能够压倒编年体,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以一个人为单位。墓志也是一个人物传记,都是这种类型的纪传体。

绿茶:现在媒体经常会有一些讣告加纪念文章组合的版面,以怀念逝者,这是不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墓志方式?

罗新:我也注意到了这种专栏表达。

我想说,墓志这种形式不只在中国有影响,对周边国家也有影响,比如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特别是越南和朝鲜半岛。韩国中央国立博物馆常设展里就有墓志展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墓志,还有瓷器墓志,形式很丰富,特别有意思。

绿茶:考古学专业研究墓志和历史学专业研究墓志有何不同?

罗新:我们今天读到的墓志,很多是以非考古学的方式出土的,如果是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会做更详细的记录。比如说墓里有哪些东西,墓志本来在墓的什么位置,与它同一时期下葬的东西是什么样子,这对我们认识墓葬很重要,这是完整的信息。如果是盗掘出来的墓志,已经脱离了墓葬,这些具体信息我们就不知道。考古学家对墓志有兴趣,可能更注重墓志的形制、石材等。历史学家研究墓志,往往处理物质形态的能力弱一些,我们就看文字,像读书一样。这两者结合当然更好。

绿茶:墓志除了能梳理古代的人物关系,以及具体的家族情况外,对现代有什么现实意义?

罗新:通过读墓志,可以反过来促使我们读历史,我们对那个时期的认知就变得丰富和亲切了,变得更能够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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