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利休与桃山文化
千利休的一生
1.秀吉与利休
千利休于大永二年（1522）生于堺。幼名与四郎，后取法名宗易，晚年使用居士号利休，因此多称他为千利休。在千利休出生的16世纪，堺是日本最大的贸易港，也是武器贩卖，尤其是火枪商人集聚的商业城市。因此，战国末期的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对战国大名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进入京都，将堺纳入管辖范围，也反映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堺在此之前就已成为室町幕府直接管辖的地区（而不是受朝廷支配），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根据传教士的记载，即便是在战争期间，堺的安全也能得到保障，不能在堺内作战。
堺的经济实力与政治稳定，使得室町后期到战国时代大量有名的茶器汇集到它这里。室町幕府的宝物——从中国舶来的东山御物逐渐转移到对利益敏感的堺商人手中。凭借丰厚的财力，堺的町众不断收集天下宝物，享受着新式茶道。信长欲将堺掌控在手中的目的，除了堺作为城市至关重要之外，还有就是想把町众的宝物——名物茶器据为己有。
就在第二年的永禄十二年（1569），在今井宗久等人的调停下，堺与信长达成妥协，信长开始了被称为狩猎名物（名物狩り）的名贵茶具收集活动。也许狩猎名物始于单纯的经济上获得宝物的满足感，但是信长逐渐被茶道折服了。
因拥有名物茶器，被公认是茶道名人的今井宗久、津田宗及、千利休三位町众被任命为茶堂。千利休尤其不同于其他两位强有力的商人，是纯粹侍奉茶道的茶头（也写作茶道、茶堂）。
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被杀。丰臣秀吉取而代之成为天下霸主，他沿袭织田信长的“茶道即政道”的做法，将茶道作为政治工具加以利用。天正十三年（1585）十月，丰臣秀吉在禁中向正亲町天皇献茶。对于丰臣秀吉来说，这既是他就任关白后举行的含有感谢意义的茶会，同时也有正走在称霸全国征途上、向世人展示朝廷有多么支持丰臣政权的寓意。以此次宫廷茶会为契机，利休得到天皇御赐的利休居士号。
天正十五年（1587）十月一日，在北野神社召开了北野大茶会。这是在千利休协助下，丰臣秀吉主导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茶会。茶会召开前，丰臣秀吉在攻打九州的岛津氏。五月七日，岛津氏向丰臣秀吉俯首称臣，丰臣秀吉的天下扩大到了整个西日本，虽然小田原以东还存在反对丰臣秀吉的势力，但不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文化上来看，从较为发达的畿内到九州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丰臣秀吉凯旋回到京都后，便谋划着举办一个向京都内外夸耀新时代到来的活动，这就是北野大茶会。此刻的茶道就是政治之道。这种政治性夸示还体现在布告牌上，在劝导日本人、外国爱茶之人参加的同时，还威胁如果不参加这次茶会，那今后将被禁止参与茶道，显示了专制君主的一面。在北野神社大殿内，陈设着名物器具装饰的三个茶室，中央安置着引以为豪的黄金茶室，他就坐在里面，置身于金身包裹的神的位置上。
黄金茶室是铺设三张榻榻米的组合式小房间，可以运往任何需要公开展示的地方。有时运进宫中，有时运到九州名护屋的军营内，用于接待使节。
北野大茶会的成功举办是丰臣秀吉与千利休密切协作的结果。但从那以后，千利休的地位渐渐发生了变化。
从政治上来看，天正十五年这一年，丰臣秀吉梦想着先占领朝鲜，然后再攻占中国。如果出兵朝鲜，就一定要把博多设为根据地。这就是同样作为港湾城市的堺的没落和博多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原因所在。以堺这个最大的港口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千利休的没落，与丰臣秀吉器重博多商人神谷宗湛正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表现。
如果把千利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看的话，就不得不提及在丰臣秀吉政权内部千利休的政治立场。某位战国大名曾记录说，丰臣秀吉依赖千利休和异父弟秀长的支持。丰臣秀长不仅是丰臣秀吉最可依靠的人，还是最理解千利休的人。从天正十八年后半年开始，丰臣秀长病情逐渐加重，刚进入天正十九年（1591），便在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了。丰臣秀长死后，其地位被石田三成占据。千利休和石田三成关系紧张，其中原因很复杂。他和三成派的增田长盛、前田玄以的关系也不好。恐怕政治上与这些人反目，也是导致利休剖腹的一个间接原因。
2.万念俱空之死
丰臣秀长死后还不到一个月，大德寺山门放置的千利休木像就成了政治问题。在敕使也要通行的山门上安放穿草鞋的千利休像是大不敬。对此千利休也感到困惑迷惘。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在他给弟子细川三斋的信里说：我刚刚从大德寺回来，觉得筋疲力尽，已卧床休息。言下之意，非常苦恼。
利休的死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二月二十八日。难道就没有人营救他吗？他自己也没有想办法活下来吗？至今都是个谜。
在死前的二月十三日，千利休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罪人回到淀川。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行，孤零零的。但是当船到了淀川的时候，他却看到了悄悄为自己送行的爱徒的身影。那是细川三斋和古田织部。千利休是多么地惊异和高兴啊！在政治倾轧中，能够万念俱空地死去是千利休唯一能做的愉悦的事情了。
二月十五日拟定好遗偈之后，千利休于二十六日返回京都的家中，等待使者的到来。二十八日雷声滚滚，下起了冰雹，天气也象征了他的愤怒。《北野社家日记》说，当天所下冰雹之大令人震惊，其直径约有1.3厘米。利休的罪状有：一、品德行径恶劣；二、在山门设立自己木像的大不敬行为。
二十八日，今日降大雨，雷鸣，霰，大霰也。前所未有的大霰。
二十九日，虽说宗易被称为天下第一茶人，却因品行恶劣处以斩首。宗易虽然重新修建了大德寺山门，但是因为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存后世，造一个自己的木像，脚踏竹皮草鞋，手持拐杖。有人将此事向关白秀吉大人禀报后，罪孽更重。宗易被砍头，和他的木像一起，放置在聚乐大桥（一条戾桥）上示众。（《北野社家记录》）
利休的茶道
1.乐茶碗之美
那么，千利休用生命完成的茶道有怎样的性质呢？这可以从茶室、茶道具、程式、礼仪以及审美意识等方面来呈现。在此，我们略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它的特质。首先看一下茶具，尤其是乐茶碗的创造过程。
在武野绍鸥时代，茶道具从以使用唐物为主向国产器物转变，进而发展到重视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半岛的器物。具体来说，一般会将日本备前、信乐等国产陶瓷用于水指、花瓶，而由朝鲜半岛进口的井户茶碗或刷毛纹样茶碗、三岛茶碗等更能打动茶人的心。
这些茶具就是从既有的器物里选择出适合茶道的物件，主要考验鉴别力。初期茶人的审美能力体现在发掘具有名物资格的茶具，不是创造新茶具。千利休起初也同样使用国产品、高丽物，后来逐渐脱离了以往茶人的想法，自己着手设计和制作适合茶道的器具。从以茶釜为首的金属工艺品到漆器制品都能看出千利休的想法，最大的功绩要数和乐长次郎协力创作的乐茶碗。
乐长次郎的经历并不明确，以前一般认为他是一位制瓦师傅。最早留有长次郎之名的作品是一个狮子瓦盖，上有“天正二年”（1574）、“长次郎造之”的铭文。而且这个瓦的胎土和釉药的性质与所谓长次郎的茶碗几乎一样。也许千利休觉得手感粗糙的瓦土和釉的感觉最适合体现侘茶之美。
大约从天正七年（1579）开始，茶会记中出现了“赤色之茶碗”“边缘向外弯曲茶碗”这样的用词，让人联想起长次郎烧制的赤乐茶碗，形状是碗形，碗口外翻。天正十四年（1586）茶会记中又出现了一种标记为“宗易形”的茶碗，如同“今烧茶碗”的统称，可以看出新近在千利休指导下设计的茶碗受到珍重。这种茶碗应该是指半筒形，碗口内抱，蘸满黑色釉药的长次郎制作的黑乐茶碗。
乐茶碗的特征是不使用辘轳，全部手工制作，包括碗足部分全部施釉；还有就是根据茶人的需要烧制，数量极少。乐茶碗的设计别具心裁，颜色可分为红色和黑色两种，正如它追求“本来无一物”的境界一样，它的器型和釉色带给人静寂之感。换句话说，千利休就是想通过乐茶碗来表现自己的侘茶。可以说乐茶碗是为茶道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茶碗。
丰臣秀吉晚年非常厌恶黑色的茶碗。细川三斋说，千利休与丰臣秀吉两人曾就黑色茶碗产生过分歧。虽然遭到了丰臣秀吉的否定，千利休之死却确立了乐茶碗在侘茶传统中的地位，直到今天，在千家流里一直被给予最高的评价。
2.传饮
下面看一看千利休茶道点茶方式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传饮。浓茶的传饮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规矩。对于通常没有轮流饮用一碗茶习惯的日本人来说，应该难以接受与不相识的人共同使用一个碗。
在思考为什么要传饮一碗茶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人们会有抵触情绪。日本人尤其对于接触嘴的器皿有洁癖。日本人拿碗的时候总是尽量不让手指接触到碗口，把手指伸进碗里是一种没有规矩的做法。而直接接触嘴唇的器物，比如饭碗、汤碗、筷子、茶杯等都是个人专用的。以前无论哪个家庭，父亲的碗、母亲的碗都是固定的，即使在公司里，喝水的杯子也常是固定使用的，即使是父子兄弟也在嘴唇的世界贯彻着强烈的个人主义。
那么，强行进入他人的禁忌领域会怎么样呢？最初的反应虽然是拒绝，但一旦接受，那就意味着彼此不再是他人。换句话说，共有嘴唇的世界是消除隔阂、对立的人际关系的仪式。例如结婚仪式。缔结夫妻姻缘的“三三见九次”新郎新娘共有的交杯酒。新郎新娘在亲朋好友的保佑下当众喝下交杯酒有它的寓意。这种同饮一杯酒的习俗不仅在日本，全世界都广泛存在。
不管东西方，使用同一个器具共饮的礼仪都是用来缔结同盟或永结同心。这种礼仪可称为共同饮食。毋庸赘言，使用同一个器具饮食会将人和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都有这种习俗，尤其在对嘴唇的禁忌如此强烈的日本，将传饮浓茶纳入茶会是对共同饮食这一礼仪进行了最高度提炼的文化。
根据江户时代的茶书，是千利休制订了传饮礼仪。浓茶原先的点茶法非常复杂，一碗一碗点茶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因此，便将传饮简化。当时称逐碗点茶，为“各服分点”，与此相对，称传饮为“吸茶”。
“吸茶”一词在茶会记中最初见于天正十四年（1586），这已是千利休晚年了。从此开始便频繁出现在茶会记中。传饮也确实出现在了千利休的茶会上。在天正十六年九月四日的茶会上，茶会的主人公是受到丰臣秀吉严厉斥责的禅僧古溪宗陈。古溪是利休最信赖的禅僧，却被丰臣秀吉驱逐出了京都。千利休大胆地邀请古溪到丰臣秀吉眼皮子底下的聚乐第内自己的宅邸，为他举行了送别茶会。而且壁龛上的挂轴是赫赫有名的生岛虚堂的墨迹。关键是这幅生岛虚堂的墨迹并不是千利休所有，而是主君丰臣秀吉持有的名物。只是碰巧丰臣秀吉命令千利休修理裱装，才暂时存放在千利休手上而已。“对上要保守秘密”，也就是说在古溪的送别茶会上使用虚堂墨迹这件事丰臣秀吉并不知晓。如果这件事泄露了，将会治千利休何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千利休的大胆。
茶会的正客是古溪的前辈春屋宗园，次客古溪，末客为三井寺的本觉坊。茶会记说：利休在点茶时，对于正客的春屋，用茶勺舀了三勺抹茶，加入少量开水。这是浓茶的点茶方法。接下来舀了五勺抹茶，点了吸茶。五勺茶粉两个人饮用感觉有点少，但是作吸茶的话毋庸置疑就是传饮了。为了表示对正客春屋宗园的敬意，千利休采用各服分点的方式，而对次客以下则是用传饮。
从这段逸闻可以看出，千利休亲手确立了传饮这一点茶程式。但是逸话说千利休是为了节省时间而创造了这种点茶方式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如上所述，传饮的目的不是为了节省时间，而是为了通过共饮同一碗茶来缔结联盟，深化感情。传饮是在千利休的时代得到普及，通过千利休确立了这个点茶程式的。
看一下《松屋会记》永禄六年（1563）松永久秀茶会可以发现，大家都在传饮。从这个例子看，传饮是从武士、民间的饮酒方法发展而来的。中世的民众在制定村民公约时要对神发誓，然后烧掉誓言书，把灰烬放到水中拌和，再依次传饮，正所谓一味同心。相同的喝酒仪式也不胜枚举。就是中世扎根于民众生活里的一味神水的规则被吸收进同样也是中世的人所创立的茶道当中，作为茶的礼仪而确立下来。那时，对于茶中是否有毒而感到不安的战国大名来说，主客同饮一碗茶也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也许这就是在以下克上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武将松永久秀的茶会上出现传饮的大背景吧。
总之，由千利休确立的点茶程式未免太战国式了。然而这种点茶程式却在侘茶中被定型并传承至今。
（本文摘自熊仓功夫著《日本生活文化史》，关剑平、李孟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