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臣：能吏以文名
欧阳修致元珍学士（丁宝臣）尺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陈侃章
在《唐诗之路话诸暨》一书中，我写了一篇《唐朝诸暨县级领导的诗文和人生》，讲了不少名人逸事。说完唐朝，自然要说说宋朝诸暨的县级领导。
相较于唐朝，宋朝诸暨的县级领导数量更多，全写不大现实，仅写吴育、寇仲温、苏缄、曾谔、王榕、钱厚之、汪纲、赵孟坚、家坤翁等十余人，又恐有遗珠之憾。慎重思考后，我认为可以丁宝臣作为宋朝诸暨县级领导的代表，因为丁宝臣既是能吏，又和王安石、欧阳修乃至后辈的曾巩、苏东坡等人有交往，尤与前两人情深谊长——王安石引他为知己，欧阳修最出色的七言律诗由他催生，但凡提到欧阳修的文名，丁宝臣是无法绕过的高台。
兄弟同榜双折桂
丁宝臣（1010-1067），字元珍，晋陵人（今江苏常州）。景祐元年（1034），居于“来贤坊”的丁宝臣与其兄丁宗臣同时参加科举，同时高中。凑巧的是，乾德五年（967），寓居此地的宋维、宋绛兄弟同登进士，郡守宋蟾为纪其事，建造了“来贤”牌坊。六十七年后，当丁宗臣、丁宝臣兄弟同登进士，“来贤坊”又更名为“双桂坊”，取“蟾宫双双折桂”之意。作为中国科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双桂坊”这个地名绵延千年，至今依然存在。
丁宝臣曾任“峡州（今湖北宜昌）军事判官、淮南节度掌书记、杭州观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县（今浙江嵊州），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在端州任上，当地的壮族首领侬智高反宋，丁宝臣于战败后离城出走，遭免职，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来，他东山再起，以太常博士到诸暨任知县——从“知剡县”到“知诸暨”，他与越州真是有缘。丁宝臣外貌怡和，内心谨严，在剡县任职时就深受民众的爱戴。
诸暨人获知丁宝臣前来执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果然，在这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丁宝臣广施惠政，赋役有法，听决精明，政声远闻，《诸暨县志》将他列入《名宦传》。丁宝臣出任诸暨知县的时间约在至和与嘉祐年间（1054-1063），后来朝廷设置秘阁，从严选任，丁宝臣因有政声和文名获召，从诸暨知县直接进入中枢机构，后升任尚书司封员外郎。
“只待君诗判等伦”
知县属于基层领导干部，在宋代的政治体制下，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并非易事。丁宝臣在悉心治理政事的同时，多次邀请领导和同侪来游访诸暨的名胜古迹，以扩大诸暨的知名度。如丁宝臣所写《招通判沈兴宗游五泄》：“路缘萝茑荫杉松，翠壁丹崖不计重。天作锦屏环十里，僧开朱屋面千峰。花间越鸟钩辀语，溪外秦人仿佛逢。早晚车驺到山下，篮舆多日待追从。”沈兴宗即沈起（1017-1088），明州鄞人（今浙江宁波），曾任滁州判官、海门知县，这首诗是丁宝臣与沈兴宗游览五泄时写下的。
《游五泄书呈完夫节推》是丁宝臣又一首较出名的诗作：“莫厌幽寻路险辛，细思容易是山神。能收地巧藏深处，不惜天奇示俗人。古有少陵吟未到，今无摩诘画难真。海边见说天童好，只待君诗判等伦。”杜少陵吟诗未至，王摩诘画技难描，您说宁波的天童山景观奇绝，今日游览五泄之后，请君再评此山此境。从“呈”字可以看出，赠诗的对象地位较高；经查，“完夫”是胡宗愈的字，“节推”是官职名，为“节度推官”的简称。胡宗愈（1029-1094）也是晋陵人，嘉祐四年（1059）进士，仕途顺达，官至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宋史》列传。如此看来，丁宝臣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善于识人。
“礼尚往来”，胡宗愈写了一首《和丁宝臣游五泄》：“喜陪诗伯寻幽去，从此风骚觉有神。明代应无高遁士，奇峰尽属苦吟人。欲名地巧题难得，却恨图经说未真。回想天童山迤逦，更多形胜亦非伦。”“图经”是指《越州图经》，胡宗愈认为“图经”对五泄山水的描述不够真切，而实景奇妙，更胜书载。“诗伯”意指诗坛宗伯、诗坛领袖，杜甫有“平公今诗伯，秀发吾所羡”之句，胡宗愈以此典赞誉丁宝臣，这是很高的评价，可见丁宝臣的声望之盛。与此同时，胡宗愈巧妙地回答了丁宝臣的诗问，他认为天童山曲折连绵，地势优越壮美。这一问一答，有点像元稹、白居易夸奖自己任职的越州和杭州。
还有一首《过苎萝村》也要提一下：“过溪小雨晚风凉，凝望西村尚夕阳。出现洛神光艳动，回翔巫女魂魄香。鱼肠刺客犹难避，匕首夫人岂易防。为忆吴王宫里醉，专诸早已改新妆。”作为地方长官，丁宝臣不时经过西施的故里苎萝村，于晚风夕阳下触景生情，追忆历史风云，一首婉转的怀古抒情诗就此诞生。丁宝臣亦留有《留题崇法院》等诗作，本文就不一一展开了。
“待子南山头”
丁宝臣比王安石（1021-1086）年长十一岁，中进士的时间比他早八年，两人曾在相邻的县任职——王安石在扬州任签判后调任鄞县知县，其时丁宝臣正“知剡县”。稍前，丁宝臣曾任淮南节度掌书记，当时两人就相熟。王安石曾作《寄丁中允》，其中有“始我与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义乃绸缪。我于人事疏，而子久矣修。磨砻以成我，德大不可酬。乖离今六年，念子尚未休”，可见两人的深厚情谊。那时，王安石年少出道，不大懂人情世故，在官场历练多年的丁宝臣给予他很多指导；对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王安石颇多感恩，以至于发出“德大不可酬”“念子尚未休”的慨叹。
虽然剡县与鄞县相邻，但宋朝一度规定知县在任内不得擅离职守，否则以违制论罪。于是，王安石写下“古人有所思，千里驾车牛。如何咫尺间，而不与予游。顾惜五斗米，无辜自拘囚。念彼磊落者，心颜两惭羞”，在制度的严格约束下，为了“五斗米”的官俸，即使近在咫尺也不能同游，只能自我拘囚于百里之地。不过他还是希望丁宝臣能争取机会，到鄞县走一走，看一看，“何时有来意，待子南山头”——你什么时候来，我会在南山头恭候。
丁宝臣到端州任职后，曾赠给王安石一方端砚，并附一首诗。王安石回赠了一首《元珍以诗送绿石砚所谓玉堂新样者》：“玉堂新样世争传，况以蛮溪绿石镌。嗟我长来无异物，愧君持赠有佳篇。久埋瘴雾看犹湿，一取春波洗更鲜。还与故人袍色似，论心於此亦同坚。”
丁宝臣与王安石还有其他诗文往来，但丁宝臣调任诸暨知县后，王安石高升他地，就未见两人有交流的痕迹了。再次产生交集，是王安石为丁宝臣写墓志铭，此时两人已阴阳两隔。
“曾是洛阳花下客”
欧阳修（1007-1072）比丁宝臣年长三岁，中进士的时间比他早四年，丁宝臣科举及第时，欧阳修已在京任馆阁之职。丁宝臣要外放峡州任军事判官，欧阳修写了一首《送丁元珍峡州判官》：“为客久南方，西游更异乡。江通蜀国远，山闭楚祠荒。油幕无军事，清猿断客肠。惟应陪主诺，不费日飞觞。”
后来，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得罪了宰相府和宋仁宗，被贬至峡州的夷陵任县令。
或许是天意，因峡州的治所就设在夷陵，丁宝臣与欧阳修竟同处一地；丁宝臣是峡州的判官，欧阳修是州下的县令，在职位上，丁宝臣要高于欧阳修。尽管欧阳修是被贬而来，丁宝臣仍旧很热情，“不徒不恶之，而又加以厚礼”（欧阳修《回丁判官》），两人不愧为患难与共、同道可期的挚友。
政治上的挫折，使欧阳修一度感到迷茫无助，虽然他时刻提醒自己不可沉溺于旧日伤痛，但累累伤痛还得靠时间去冲刷，还得靠朋友去帮忙化解。此时，丁宝臣成了他的依傍。丁宝臣有意与欧阳修结伴出游，让他寄情于夷陵的山山水水，两人诗文唱和，品茗谈心，欧阳修的情绪得以渐渐平复。
一次，丁宝臣以一首《花时久雨》相赠，欧阳修读后很有感触，便将所思所想借助由阴转晴的心灵活动融入诗行，即《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诗题虽为“戏”，却非戏作：边远的山城未到春风，残雪压枝，但仍有生机孕育。夜闻大雁声声鸣叫，使我难以入睡，思乡之情更切；病久又逢新春，触动我思绪如麻。回忆洛阳的花样年华，虽然这里的野花绽放得晚，又还有什么可嗟叹、感伤的呢？
《戏答元珍》作于景祐四年（1037），即欧阳修被贬至夷陵的次年二月。欧阳修对这首诗很满意，自谓：“‘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文意难评，盖如此也。”（《笔说·峡州诗说》）后世诗评家也认为这是欧阳修最出色的七言律诗之一，起得高妙，体现了他昂扬的斗志和哲理性的思考。尤其是那句“曾是洛阳花下客”，赢得了多少代人的共鸣！
遗憾的是，催生欧阳修这首名诗的《花时久雨》，却未流传下来。
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如是评价丁宝臣的一生：“君之平生，履忧患而遭困厄，处之安然，未尝见戚戚之色。其于穷达、寿夭，知有命，固无憾于其心，然知君之贤，哀其志而惜其命止于斯者，不能无恨也。于是相与论著君之大节，伐石纪辞，以表见于后世，庶几以慰其思焉。”（《集贤校理丁君墓表》）
诸暨是丁宝臣在基层任职的最后一站，其后他在朝廷的官位虽不显赫，但内心充盈。丁宝臣去世后，江宁知府、翰林学士王安石为他写墓志铭，参知政事、文章万世流芳的欧阳修为他写墓表，这是丁宝臣及其后代的无上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