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要有足够信心与措施去推动我国短期宏观经济复苏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3年会（第十届）于深圳顺利召开。本次年会以“新发展格局下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教授肖耿出席大会并在“宏观论道：2024全球经济走势与应对”主题论坛上发表演讲。
肖耿认为，香港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我们需要特别重视来自香港的全球市场信号。中国经济现在除了资产方面，都是民营企业主导市场，而民营企业的信心是建立在利润、收入及财富的基础上的。任何的政策如果不能够提升利润、不能够提高收入、不能够增加财富，就没有办法提高市场信心。我们所有的经济与非经济政策要聚焦居民永久性收入及总财富不断上升这个“一致性”目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信心问题。
一、香港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香港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但是香港现在相当困难，主要的原因是香港的贸易量、金融市场交易量及人流量等各种交易量都在下降。但是我对香港和深圳也很有信心。
香港是一个以交易成本低作为其比较优势及竞争力的全球顶尖离岸自由港经济体，而它的交易量都是源自包括内地在内的全球市场，是一个放大的全球经济晴雨表。因此，香港目前的状况反映的并不是香港竞争力在下降，而是全球经济的交易量由于各种因素在收缩、在调整，也包括内地经济短期的低迷。我们需要特别重视来自香港的全球市场信号。
我最近和张五常教授及刘遵义教授等有过深入的沟通，他们的一些观点与判断非常重要。张五常教授看好深港这个未来的世界级科创与教育枢纽，认为深港房价高是因为里面住了很多能够创造高价值的知识资本的人才。他还认为中国有办法通过货币扩张扭转经济低迷困局。而刘遵义教授则再次提醒大家：天塌不下来，并提出一系列提升国民素质、社会服务、及短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市场信心建立在利润提升、收入提高、财富增加基础上
我1992年来到香港，见证了香港平安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狂风暴雨冲击。现在大家一致认为最关键要的是信心问题，这就需要弄清楚信心的根源在哪里。中国经济现在除了资产方面，都是民营企业主导市场，而民营企业的信心是建立在利润、收入及财富的基础上的。任何的政策如果不能够提升利润、不能够提高收入、不能够增加财富，就没有办法提高市场信心。这一点我觉得需要特别重视，而且我认为当前对这个关键问题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为什么我们出台了这么多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效果依然不够好。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和美国比较。我们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政府是长期执政的政府，我们有五年规划，有三十年远景，还有一百年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大量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工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很有信心的原因。2022年我在深圳买房自住，以实际行动表示我的信心。但是我也很担心，我判断房地产市场一定会恢复，但是目前恢复的速度缓慢。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提到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特别提出来非经济政策要和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性。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中长期的、结构性的政策非常好、非常重要，而这些美国做不到。美国的政府是四年必须大选一次，为了当选，现任总统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解决当前的关键问题，以后的事就留给下一届总统去应对。但是我们的体制是要全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成本的，我国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往往在短期对我们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表现都有严重的紧缩效应。而这些严重的短期紧缩效应会叠加及互动，如果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不做足够的对冲，直接会降低利润、减少收入，缩小财富。这是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系统性问题，因为很多非经济的、中长期的、结构性的政策是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无关的，但却会直接冲击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消费与投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往往聚焦各自专业领域的职责，不容易体会居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感受。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但是因为担心金融风险而不愿意全力去用，包括房地产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各种金融风险等。但是我认为，在我国面临的各种风险中，金融风险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应对的风险。美国、日本和我国自身的金融危机历史经验表明了这一点。1992年，我国银行的坏账是两位数，市场估算高达总贷款的25%~50%，当时我们通过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坏资产，让好企业可以正常运行，让市场可以恢复信心，这正是全世界通用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工具。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赶紧用？
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全世界最健康的市场，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买房子平均首付超过50%，而且都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学习了香港的政府卖地、发展商卖期房模式，但是香港经历了过去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房地产开发商目前没有出事，整个香港金融体系也没有危机，就连香港的中小企业虽然很困难，但也挺过来了，没有出现社会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与措施去应对我们短期的宏观经济状况恶化的问题。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与财富如果不断下降，会严重制约消费，因为消费不是由政府决定，消费及投资行为是由个人及家庭的永久性收入和总财富决定的。我们所有的经济与非经济政策要聚焦居民永久性收入及总财富不断上升这个“一致性”目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信心问题。
三、解决市场信心问题的建议
过去四十年，我们在高增长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供给侧过剩，对此我们有很多担心。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在我们最发达的地区（比如深圳等地），特别是在民生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太多供给侧过剩的问题（办公楼除外）。当人口都聚集到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及与民生相关的投资往往是严重不足的，这些地区正是目前短期追加改善民生投资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些先行示范区可以带动全国的就业、增长及财富。中国的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很健康、不缺钱，只是担心大规模基础设施及改善民生投资之后可能会有金融风险。我认为目前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太大风险的，虽然不一定有高回报，但是会有社会效益，也容易帮助恢复市场信心，因此应该投。
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办法提高企业的利润、老百姓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有鼓励消费的政策就可以提高消费。消费是由居民与家庭的永久性收入及总财富水平决定的，在经济低迷时期，如果要提高消费、提高总需求，政府一定要支出。当利润、收入、财富都在下降时，只有靠政府花钱，居民与企业才能有利润、收入及财富积累，只是说政府可以改善花钱的效率，即如何更好帮助改善民生。让政府花钱的具体的方式是把当前地方政府坏账先剥离后处理，让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自主地投资对于民生有帮助的领域。
还有一个巨大的潜力就是制度创新，特别是在大湾区。中国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不可以自由来去、互换身份，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的供需平衡。大湾区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制度性的障碍，影响到重要生产要素的跨境优化配置。香港和深圳最近的距离大概是在罗湖桥，只有二、三十米，但是专家计算出来的深港间经济地理意义长的距离是500公里。两地人员的通勤并不方便，企业和企业之间也没有打通要素的跨境流通。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在香港设立了大量的中资机构，他们在内地都有总部，但是同一股东在两地的机构完全是隔离的。如果这些跨境运作企业的两地总部之间的生产要素流通能够打通，所产生的结构性的生产效率提升及要素配置优化效应会大幅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利润。
深圳和香港的未来应该是“一国两制”深港同城。站在香港最高的大帽山山顶，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深圳市中心最高楼平安大厦、深圳湾、港岛与九龙的最高楼IFC与ICC，以及从新界通往大屿山的青马大桥。为什么这么小的范围不能实现同城发展、优势叠加、短板互补？在没有数字监管技术的时代，我们只能按属地监管的传统来运作，因而企业与家庭在深港之间只能“二选一”。但有了数字监管技术，深港可以按港人港企由香港监管的方式设跨境双总部运作，实现“1+1大于2”，引爆预期以及实际的生产力提升，推进大湾区及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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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赵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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