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新式银行家的现代性启蒙
▌丘眉
张嘉璈(1889.11.13—1979.10.13)
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第一次会议官商合影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赵柏田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入选2022收获文学榜·非虚构榜
通往独立之路有多远?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岂是“命途多舛”能一语道尽。
“3月19日,中行第十五届股东常会在上海如期举行,值此‘国家多事之秋’(陈光甫语),说起一年来的营业成绩,众人都有进五步退十步的感觉,甚至掉进了‘欲进且止’的怪圈。一个国家金融业的盛衰成败,要之在于政治安定、社会繁昌,可是今日以往,论政治则连年内战,四分五裂,论社会则灾害频仍,匪乱遍地,政治无一年之安定,社会几濒于破产,银行业何能独自滋长繁荣?”
赵柏田先生新著《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提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国银行股东大会年度报告的开章,张嘉璈就指出,前一年由于遭受“九·一八”事变、长江水灾和“一·二八”事变,“遭民国以来未曾见之国难,无异积弱之身,忽染时疫,百病齐发”。
张嘉璈这份报告,表明了彼时中国银行超然于政治斗争、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对当局一贯的财政措施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行动不无微词。发源于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波及全球,再加“九·一八”之后大片国土和资源沦于敌手,报告一再指出中国内地农商俱废、百业凋敝。金融方面,则大量资金集中于上海,血脉不畅,若不改弦更辙,停止军费开支对国家财政的重轭,则经济崩溃指日可待。张嘉璈说:“要之内忧外患之来,由于政治不良所致,一般社会,同受政治不良之影响,吾中国银行,亦岂能例外哉!故此一年中,本行营业获利之成绩,实无以告慰股东。”
过去一年乏善可陈的金融业绩,自然对于报界而言也容易失去关注度。但是,就在这一报告中,张嘉璈加入了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一段宏论,而这正体现了中国初代银行家的启蒙精神和家国情怀,这也是张嘉璈这一代银行家留与今天的丰厚遗产。
远见
一个银行家的国民性改造呼吁
张嘉璈说,世界经济的整体消沉,再加上中日纠纷,把历来安于幼稚经济组织的中国,拖入了不景气的狂风骇浪中。推溯病源,有人说是全球生产过剩,有人说是关税障壁,有人说是现金分配不均,有人说是中国深闭固拒,不予日人以消化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之出路遭至反噬。在他看来,都是错,无论世界问题、东方问题,其受病之源,错综纷纭,绝非局部治疗所能解决,恢复世界繁荣的根本之道,在于必须彻底变易国民心理,改造国民性。
在他看来,人类心理的进步,未能同科学物质的进步保持同步,正是造成今日世界悲惨之局的最根本原因。欧美各国,科学高度发达,而其国民心理“仍未脱十八世纪之偏狭利己的国家思想”;日本近十年物质之进境,固有赖于国外市场之发展,其国民心理“犹明治以前尊皇攘夷之思想,以国家称霸开疆拓土为国民之荣誉”。欧美各国国民心理不变换,则不能恢复相互之信用;日本国民心理若不变换,则不能永绝中日之纷争。
“更以吾中国国民言之,以世界科学突飞之进步,而尤自诩其四千年之文化,以世界经济竞争之剧烈,而犹迷于四百兆人民地大物博之陈说”。要是不变易这种猜忌、自大的陈腐心理,不走出那种尚空谈而不务实务的思想惯性,那么,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以吾人敢断言之曰,欲恢复世界之繁荣,必须彻底变换人类之心理。”
彼时,中国银行股东会次日,1932年的沪上中西各报都登载了报告节选,并突出了张嘉璈的变易国民心理之说。《字林西报》刊出时改题为“一个银行家的善良之忠告”。这一标题,或在某一个角度与《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这一著作中的“银魂”相互呼应了。“银魂”者,中国初代银行家魂魄所寄也。
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刘连舸在给《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书写的“序”中表示:“我私心倾慕于张嘉璈这个前辈,不只因为他品行的‘高、洁、坚’和炉火纯青的专业水准与职业精神,也不只是因为他在中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全方位改革,‘定基层’‘立屋柱’‘打图样’,为我们今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位前辈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的一种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是一种家国担当,也是这一代银行家的魂魄所寄:建立不依赖于外部的、独立的金融市场,培植进行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
1930年1月,张嘉璈(右五)与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同人合影
风骨
“不屈从的勇士”
青年时代的张嘉璈
“独立”,可以说是张嘉璈这一代银行家魂魄中最为关键的话语。但是,通往独立之路究竟有多远?却是张嘉璈远远未曾预料的。
188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城(今上海市嘉定区)的张嘉璈,是典型的“寒门子弟”。其祖父以举人身份任四川内江县令、邛州知州,在川十余年,有政声。辞官后,退居乡里,始定居嘉定县城。因他是州县一级的官员致仕,饶有财富,家中收藏有许多古董、字画,精于鉴别,是当地一个小有名声的鉴赏家。张家子女幼年时,家里还收藏着祖父做官时的两顶轿子,祭祀时方隆重请出,一般人不得近前。
1902年,14岁的张嘉璈考入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上海广方言馆,乃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现代转型之初洋务运动这棵树上所结的一枚小果。当时风气未开,科举仍被视作读书正途,入读广方言馆虽有每月一两银的津贴,但经济稍好的家庭很少愿将子弟送入馆中,入馆学习的大多是寒门子弟。广方言馆每周上课7天,4天读英文,3天读国文。
1913年12月,经彼时中国银行总裁汤睿举荐,张嘉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近代华资银行中,中国银行的地位无可撼动。这家银行的前身,乃是开张于1904年的户部银行(四年后更名大清银行)。1908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及银行货币科的张嘉璈,此前在国内遭遇了政治热望的一次次扑空。他的现代财政货币知识之树想要扎根,中国银行被其视为一片沃土。作为一个中国金融界的年轻人,两年后,张嘉璈在日记中就已经表达了“凡足以促进行务日趋现代化之措施,靡不竭力推动,使其实现”的志气。又过了些时日,在1916年5月,张嘉璈与彼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道,对政府停兑令不惜冒生命危险抗命,使得上海金融市场躲过了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并因此被中外报纸称为“不屈从的勇士”。
抗战时期的张嘉璈
因主张拒绝停兑命令,以至北京金融界与中行各大商股股东对张嘉璈极具信心,1917年7月,张嘉璈应梁启超之邀北上兼任总行副总裁。从这一年8月到北伐战争爆发,任职北京十年,不管政局如何变动,张嘉璈致力在做一件事,就是努力使中国银行成为一家健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在张嘉璈的建议下,1913年版《中国银行则例》得以修改,要点有三:限制对政府垫款,整理不兑现的“京钞”,把董事的选举权集中到股东大会。新则例颁布后,中国银行股本改为先收1000万元,不分官商股,随即在北京成立股东总会,标志着中国银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但之后,中国银行总行仍然处于每次政经冲突的旋涡中心,不免时时迁就政府要求,牵累分行。为了与军头们对抗,1921年,各分行经理提出,总管理处与政府过于接近,他们不想被绑架,于是议决成立行务委员会,由分行经理任委员,使各分行随时明了总行与政府之关系。“总行不经分行同意,不便移用分行资金”,所有应付政府借款之事,悉由总管理处任之,以免被政治动荡所波及。再至1923年底,北洋政府财政日绌,将所持中行官股五百万元也出售了,只留下象征性的官股五万元。至此,商股已占全部股份的99.75%,中行可以说已经完全商股化。这一年的《银行周报》上,张嘉璈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银行业最危险的倾向,是“喜与政府为缘,以与政府往来为惟一之业务”。中国银行挤干了官股,终于可以说这么硬气的话了。
但是,这远非到达了“独立”之终点。9年后,前述的民国二十年年度报告,揭示了中国银行正在陷入更大的政经旋涡中心。而且,张嘉璈个人还失去了最初的无限勇气。
道德
期待一代“新人”
在《字林西报》刊发的重点上,《申报》在摘录报告发表时借题发挥道,张嘉璈的变易人类心理之说,还不够彻底,应该更进一步,“变更社会组织之基础”。张嘉璈在年度报告上关于改变国民性的宏论引发了更大的反响,但是,这却叫张嘉璈慌了,担心再讨论下去就会溢出原先的话题,煽动激进,慌忙给报界打招呼,停止转载讨论。
结合《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及相关资料来看,前述年度报告,揭示了张嘉璈更为重要的一个转变,对于“道德”的期待,对于金融界具备“道德”的一代“新人”的期待。
但是,张嘉璈反感在道德前面冠以一个“旧”字。诚然,银、钱业放款,总以债务人的信用为第一要义,货物抵押,不过是辅助手段,但信用和道契,正是一个国家新式公民的素质。他不止一次说,中国银行至有二十余年之光荣悠久历史,正在于将行基筑于“法治”“道德”“经济”三个元素上,务使每位同人具备守法的精神、道德的观念和经济的常识。道德是补助法律之不足的,中国的情形,先则在上者目无法纪,于是人人玩法毁法,一般人民以为法律既可不守,则道德更可不讲,因之,道德观念日渐薄弱,弄得公德、私德,一概茫然,什么叫“做人”都不晓得,更哪里谈到“救国”?因为做人爱国,都是从道德精神里发出来的。
那么我辈人的道德观念在哪里呢?张嘉璈只举两例,已足以说明:“如洪宪的停兑令,当时(中行)沪行未尝不可遵行,因为就是停兑,亦是服从政府命令,无亏职守,但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个命令,为的是银行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就是道德观念。还有好几个行长为了反抗督军省长强借款项而被拘留,其实他们又何尝不可服从敷衍,既可保身家的安全,还可得官厅之欢心,但是他们想到对于存户持票人及股东的责任,就发生了反抗的旨意,这个责任心,当然发生于道德的观念。”
1931年的年度报告之后,张嘉璈与其心中的“独立”越行越远。直至1949年5月前后,张嘉璈离开上海居港的日子里,在读报时得知立法院少数委员联署提议,向宋(子文)、孔(祥熙)、张三家征借10亿美元。他掷报于旁,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指他为新豪门并拥有大量私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张嘉璈当即致函行政院,请求派人彻查财产,声明若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甘愿一律贡献国家。同时,他还把此函交中央社发表。之后,张嘉璈辗转澳大利亚、美国,“或继续撰著,借卖文为活,不必专门任教”。其间,床头金尽,饱受困厄,在常人看来的大不堪之事,在他却是一生清寒之明证。他乐于拥有这份宁静。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拥有这份大河奔涌到了入海口时的宁静而觉得堪慰平生。
聚焦
追寻现代中国的脚步
2015年,赵柏田起心发愿,穿过各种事件交织的丛林,把目光聚焦于现代性转型背景下,讲述一段肇始于大革命时期、终结于1949年的置身金钱政治旋涡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
张嘉璈,这位中国现代银行制度最初的奠基者,因其民初就进入中国银行,服务垂二十三年,一部金融史上的重要节点一一经历,鼎革后又远渡重洋,从当事人的角度,对吞噬了一个政权的通货膨胀尤有深刻反思。赵柏田认为,其一生行状、教训和经验一样重要。一部中国近代金融史,他堪称当中的枢纽人物。是以,终于在2022年有了《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这一本张嘉璈的国内首部传记。
赵柏田是因着对现代性转型的追寻,聚焦了张嘉璈,因此,以张嘉璈为线,《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或许更为侧重的是张嘉璈的时代。那一代新式银行家,怀着梦想与野心,本着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面对世界,努力将一个刚刚走出王朝循环固始模式的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
那一个时代,不仅仅是新式银行家登台的时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大时代,军人、学者、政治家一干人等风起云涌。不管是张嘉璈,还是其他新式银行家和实业家们,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启蒙,丝毫不弱于其他领域的巨子,却尚待更为完整的呈现与认知。而这一点,正是《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最为闪耀之处。
大清银行兑换券(正)
民国元年发行的印有黄帝像的中国银行兑换券
193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
书摘
德之重要,逾于生命
民国成立以来,财政年年入不敷出,端赖中、交两银行垫款与发行公债以资弥补。公债发行量至1920年将近四亿元,未偿还余款达三亿一千七百万元,按照各项公债条例,依期还本付息,年需将近四千万元。财政部每遇付息还本,就向各银行借款,然往往不能如约清偿,致银行拒绝再借。此种竭涸情形,传播遐迩,导致政府信用越来越低。
1921年11月中旬,突发津钞挤兑风潮。风潮先在天津爆发,来势汹汹,两日之内,京津两地竟兑出银币上百万元,且波及到了汉口,也同时发生挤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深恐库存现金不敷应付,蒙上停兑恶名,一面决定限制兑现,每人以十元为限,一面迅速向各分行调集现款,再请当地信用较好的英籍会计师检查账目,证明资产负债实际情形。半月之后,风潮方始平息。
风潮过后,中行股票市价由百元跌至七十元。新招商股六百万元,正好在风潮发生之前完成,一些新招入的新股东,数月之间蒙受如此重大损失,对张嘉璈啧有烦言,甚至有人对他公开詈骂,尤以损失最大的纱厂股东为甚。为恢复元气,巩固行基,中行不得已实行紧缩开支,裁汰闲员。总行管理处由三百余人撤去大半,正副总裁和所有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自动减半薪。
张嘉璈认为,究此次挤兑风潮发生之原因,根子还是在于政治乱象毫无终结之象,在北方,直鲁两系暗斗日烈,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南方,则自军政府成立后,南北对峙,统一无望。中、交两行无法避免政府垫款压迫,谣言自然不胫而走。再加四国新银团前番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财政已濒破产,所有固定财源,除了地丁外,都已抵押殆尽,所剩零星财源,最多不过可以支撑一年,使人民信心又饱受打击。三个月前,新财长高凌霨上台之初,想发行十年公债三千万元,遭各地银行群起反对,便是民意的一种反弹,认为政府财政确已山穷水尽。
但他并不打算推卸责任。他说,此次发生津钞挤兑,自己实难辞其咎:“京津两处,向有中交两行不兑现京钞数千万流通市面,今一旦收回,市面筹码顿形减少,银根自必紧迫,吾当时尚无此经验,一心注意于收束京钞,而尚未想及收束之后果,至累及津行,铸此大错。”好在他既没兼任别家银行董事,也从无一笔徇私放款,终得社会与股东之谅解和信任。
到1922年初,政府财政更形竭蹶,公债基金岌岌可危,一些惟利是图的小银行没有看到风险逼近,明知抵押不确实,仍挡不住高利息的诱引,放款于政府,及至到期无法收回,只得悬崖撒手,动荡市面。有了民十一津钞挤兑的教训,张嘉璈如履薄冰,深恐一着不慎,再度引发市面恐慌,影响行基。来京五年,此时更觉做事之难。这一年张嘉璈自述文字,谈及政府财政,频有“国是日非,前途黑暗”“日暮途穷”等语,可见其心力交瘁,已萌退志。
有同业朋友劝他不必再枉费心血,脱离政府桎梏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组商业银行,维持社会金融,请他离开中行,出面组织。他说:“我决心留任,奋斗到底。”又说,从现在开始,他不再好高骛远了,早先抱有的建立健全之金融制度、统一货币、改进财政、辅助工商建设等理想只能暂时搁置,唯有脚踏实地,先将银行基础巩固好,“静待国家之统一,政治之清明”。
1922年的股东总会,因直奉战争爆发,推迟了整整一个月才在北京举行。王克敏、冯耿光、张嘉璈、李士伟、施肇曾等得以连任董事,张嘉璈复由政府简派连任副总裁。他联想到来京五年,迭经历次股东总会开会时的纷扰、京津两地挤兑风潮,以及最近发生的盐余借款银团的失败,感慨良多:
经过此次重大政潮(指“九六”公债案),及历届股东总会之纷扰,可谓四面楚歌,何以尚能幸存?乃知完全由于个人之操守廉洁,忠心为行,因之得到政府一二正派人物之谅解,及社会公道之同情。否则焦头烂额,不特早已去职,势将无容身之地。乃知道德之重要,逾于生命。
他认定,是道德和操守最后拯救了自己,让自己在凶险莫测的北京官场免遭倾覆。他表示,他还要做得更透明,更无我,他甚至还表示,要把个人薪津收入,悉数交给行中庶务经管,以示不蓄私产、不存私心之志。日后,所有本人零用、家庭开支,全由庶务代为支销,若有人无端指摘,随时可将私人账本公开检查。至于某些股东背后对自己议论纷纭,他也将之视作训练民主政治的最好机会,尽力去了解对方的立场,凡事以“公是公非”为取决原则,这样也就避免了操切从事,加深怨尤。总之,“诚恳”和“容忍”,是他来北京五年,碰了无数次壁以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体认与教训”。他相信,一个人真的做到了无我,他也就没有了敌人。
(节选自赵柏田著《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