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子务记忆（图）
转自：天津日报
“二十五，赶太务。”朋友圈里，太子务村的朋友发出介绍廿五赶集的帖子，勾起我的思绪。
太子务村是武清区622个行政村之一。这里的人提到太子务时，发音统统省略了“子”字；“务”的发音，字典上就一个，但如果您到武清找太子务村，直说“太府”就是。我对“太府”记忆深刻，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更源于我与姥姥的亲密感情，那是我从7岁到14岁总去的地方。
1962年，我第一次去“太府”，足足住了半年。1966年到1970年，我又断断续续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直至实在忍受不了夏天蚊虫过敏和冬天冻伤遭罪，这才返回“太府”人向往的“天津卫”。当时，农村有自行车的家庭就属于富户了，因而“太府”的人骑车去一趟杨村都要兴奋数日，更别提天津城了。
那时候的“太府”，属于河北省管辖，全村约500户人家，与周围村落比很有影响。关于太子务村名的来历，有一个古老传说：辽代有一位太子乘船路经这个地方，天已黑，就将船靠岸住宿此地，因而取名“太子坞”，后衍变为“太子务”。村里有四大姓，村中心姓孟，我姥爷祖辈的家；村西，高姓为主，我爷爷家族；村东，李姓为主；村南，张姓为主。孟高李张约占全村一半人口。印象尤深的是，有一孟姓人家，在村里是大户，据说其祖先是几百年前从山东邹县迁徙落户于此的，后人聪敏睿智幽默，尤其追溯到上几代的孟鼎臣，人称孟大先生，是袁世凯儿子的私塾老师，在京城只要有“太府”乡亲找，孟大先生一律热情招待，临走还必塞给乡亲几块大洋。我还见过孟大先生的儿子孟一民，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学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孟大先生的孙子孟家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武清城关中学的名教师，英语、语文、数学样样能教。
听村里老辈人说，“太府”廿五集始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年仅一天的年集，逢这一天，“太府”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把自家东西拉到这里来卖，除了做买卖也走亲访友，气氛不亚于大年三十。记忆中的“太府”廿五集非常热闹，所买卖的东西相对比较集中，有新鲜的猪牛羊肉、活鸡、豆腐、香油，还有各种农作物，以及篮子、簸箕、大锅盖等日用品，农民们来此喜悦地把劳动成果换成钱。伴随着大集，村里还在东学校（太子务小学）操场上组织篮球比赛，“太府”一年四季篮球比赛很多，村篮球队水平胜过周边的仓上、南马房等村，一个叫郑和的村民总当裁判。看得多了，也懂得了一些比赛规则，我喜爱看体育比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太子务划归为泗村甸乡；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村由一个生产大队管辖，大队又分12个生产小队，村中心以东学校为基点。大队支书叫李贵，五官端正，一身正气。50多年过去了，曾经在“太府”插队的我姐姐，如今提起李贵来仍然赞不绝口，那真是一名好干部，还有他身边的杜金露、张文全、李成林、尔全、方连友、范朝友等，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一点私心。李贵总是披着破棉袄到老乡家解决问题，从不搞特殊化，工作之余还要拿着锄头下地务农。他们的家和老百姓的家没有任何区别。
还记得，那时“四清”工作队队员住在我三姥姥家的西房里。有一天我悄悄划开窗户纸，从缝隙中看到工作队的刘姨，现在回想起来，她当年最多30岁出头。“四清”队员日常吃饭由队干部安排，每天交给村民一斤粮票和三毛五分钱，轮流各家各户吃。自然，这个刘姨总在姥姥家吃饭，跟我很熟，只是我这个刮窗户纸的动作令她严肃地问了一声：“谁啊？”“我啊，孟家的外孙女，有事向您反映。”说着我就进了屋。她一脸惊讶问我啥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起来。
那些天姥姥家总来一位老人，我叫他陈爷爷，他一坐就是大半天。那年冬天异常寒冷，阳光却毫不吝啬地通过玻璃和窗户纸洒满全屋。陈爷爷坐在那里拄着手杖，眯着眼睛好像在享受着不花钱的温暖。他时不时撩开沉重的眼皮跟姥姥说他的难处，我也听个大概，知道大队安排的帮他挑水做饭的人总不按时去。我说：“有共产党、毛主席在，贫下中农的事就有人管。”陈爷爷笑了，露出来仅有的几颗黄褐色的牙。他走后姥姥告诉我，陈爷爷快一百岁了，无儿无女。有几天，陈爷爷没来，我想到他那张发愁的脸，就一鼓作气，如同捅窗户纸一样把他的事也捅开了。
几天以后，陈爷爷又来姥姥家，步履也轻快了一点。进门就对姥姥说：“这丫头真行，把我的事跟工作队说了，挑水做饭的就都来了。这么小的孩子真能办大事啊。”
此事不久，姥姥对我说，等你将来真能办大事，别忘了给姥姥找一位解放军。她拿出两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同一位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军人，英姿挺拔，精神十足。照片背面的签名是“義俊田”。姥姥说，快解放的时候，这位军官和他的警卫员从东北四野来到河北省整编，住在咱们家，给我讲革命道理，帮助村民挑水扫地喂猪，帮助大家学习文化，你妈就是那个时候当上妇女主任的。他们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你妈在东学校代表村民欢送解放军。要不是你奶奶阻止，她就跟部队走了。
姥姥1974年突然病故，我到了“太府”哭着找舅妈要義俊田的照片，舅妈说以后再找，可几十年过去了，她始终也没找到。后来舅妈说起那年和舅舅结婚，红门帘子还是義俊田帮着挂的呢。再后来已耄耋之年的妈妈也念叨起義俊田，说他当年临行前嘱咐她好好学习，送她单行本的毛主席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下前他还对姥姥说，大娘，只要我活着一定还来看望您。他走后的转年，我妈在天津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自己肝不好。那是1950年的夏季，我妈刚生下我姐，满月那天，她就和姥姥抱着婴儿一起照了张两寸照片，寄给了远在安徽的義俊田。但此后杳无音信。2008年，我写了一封《義俊田老伯伯，您在哪里？》的信，投给《解放军报》，很快军报刊出寻人启事，但也无下文。尽管遗憾，我也算是记住了两代人的托付。记得姥姥生前每当听到村里的小喇叭播放歌唱家马玉涛唱的“见到你们格外亲”，就会陷入沉思，呆呆地想義俊田和他的警卫员，泪流满面。有一年我特别想姥姥时，就给马玉涛写信叙述了这件事，并赞扬她年年参加文艺家慰问老区的活动，马老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呢！
在“太府”，也有我好奇的事情。尤其是看舅妈做饭，她把玉米面大饽饽转着圈贴在锅边，怎么也掉不下去，锅里是香喷喷的玉米米查粥。饭真香。至今我喜爱农家院炒的鸡蛋熬的粥，也与那时的经历有关。印象中，冬天村里大多数人家的窗户没有玻璃，姥姥家有几块玻璃，但是高一点的窗户是用专门的窗户纸糊的，绷得紧紧，很抵寒。
小学四年级后，我天津的学校停课两年，我就在“太府”插班六年级学习，在班里成绩顶呱呱。大舅家的淑华表姐上县里读初中去了，我成为村里的小“秀才”，顶替了她的位置。
每年廿五集前，“太府”性格腼腆、说话木讷却爱笑的姜致和大叔就开始忙碌起来，热心为乡亲们写对联、写福字，只有这时候他的眼睛才特别有神。他的字毫不夸张地说如标准的正楷欧柳结合体，和著名书法家田蕴章、田英章兄弟俩的字很像。1968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和姜大叔为全村500户家庭写对联，用红黄两色油漆写在门框上。我们准备好两色油漆小桶，姜大叔提一个，我提一个。我出词，他刷漆底色，等油漆干了再写字。他从没有对我这个十几岁小女孩说的词产生过半点怀疑，我说什么他就写什么，我力求500户不重样。那些天和姜大叔在一起写对联真是快乐，我向他学习书法，收获不小。
我回天津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姜大叔闻讯来到姥姥家门口，隔着简易院墙的缝隙，塞给我一本小字帖，嘱咐我好好练字，将来一定有出息。多年来家里不少字帖都不知去向，可姜大叔送的字帖我至今珍藏着。几年前我再去武清，与姜大叔的妹妹、年已79岁的姜老姑联系上，才知道姜大叔怀才不遇，一生坎坷，最后抑郁而终。想起那年我跟着他走街串巷写对联，他实足年龄仅35岁。我恨自己这些年忙于工作，忘了亲情乡情。如今我也到了古稀的门槛，发现早应该报恩的、叙旧的、回访的亲友，一个个竟然都陆续离世，留下的是无限的惆怅与回忆。
太子务给了我朴素的世界观，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怀着一颗淳朴的心看世界、待他人。从小就近距离接触农民和农村，让我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与人攀比。
如今的武清，村村通公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实现了，公交车直通“太府”姥姥家的房边，遗憾的是，姥姥去世早，没能看到她梦中的愿景。当年姥姥从“太府”到天津，需要走12里旱路到落垡车站，再由落垡站坐绿皮慢火车两个多小时到天津东站。如今她的子孙们开车不到40分钟就从武清进入市区。
时光荏苒。看朋友圈的介绍，今年春节“太府”的年集从腊月二十五持续到正月初九，不仅可以赶集购物，还有热热闹闹的庙会。我重返“太府”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难忘太子务，难忘廿五集，难忘我的乡亲和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