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余友涵辞世：他曾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史
澎湃新闻获悉，知名当代艺术家余友涵因病抢救无效，12月13日晚于上海辞世，享年80岁。
余友涵1943年出生于上海，1973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任教，是在上世纪中国85美术新潮和90年代政治波普等艺术演进中影响到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先锋人物之一，1993年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同年首批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面孔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受到国际认可的当代艺术家。
“我觉得我画的东西，是要想办法，推动一下社会。”
余友涵之子余宇对澎湃新闻说：“2023年12月13日19时30分，家父余友涵感染后抢救无效，于上海胸科医院过世，享年80岁。”
余友涵在工作室澎湃新闻资料
余友涵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重要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的绘画实践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而中国当代艺术普遍被认为开始于19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和政治波普风格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余友涵结合了多重透视和对中国文化本体结构的研究，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传统的视觉符号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对中国艺术界以及后辈艺术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起到开创性的关键作用。代表作有：抽象“圆”系列、政治波普系列，“沂蒙山”风景系列等等。
余友涵这些年其实一直不停地创作，画作数量颇丰，只是在这两三年，由于身体原因才减少了创作的数量。
余友涵于1943年出生在上海，1973年，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任教。余友涵于1986年参加“复旦六人展”，1989年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大展”，1993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后89新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中，他一直是在场者与见证者。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他的绘画主要以风景写生画为主，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所在的嘉定区的自然风光，到他所居住的徐汇区吴兴路附近的弄堂，均成为艺术家描绘的对象。随着中国逐渐打开国门，余友涵的早期写生作品也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而深受塞尚、毕加索、米罗等西方艺术家的影响，在画面的连接中所产生的并置性的内容，也为之后其抽象的探索与确立埋下伏笔。
余友涵学生冯良鸿1982年给余友涵拍摄的肖像
历经政治变幻与经济腾飞，余友涵的艺术创作遵循了个人独特的脉络，从出世的抽象“圆”系列，到“政治波普”，乃至关注传统与普通人的“啊！我们”，以及回归乡野的“沂蒙山”风景，最终回到抽象的世界，尽管类型风格各不相同，却始终贯彻着个人的情趣、思考与关怀。
“圆”系列，是余友涵早期最为人所知的一批经典作品。一点、一线、一点、一线，构成一幅幅自足的景观，他的创作既融汇于当代艺术潮流之中，又为自己形成了一方相对孤静的天地，与此同时，又蕴藏着他对于运动与和谐的体会、对于生老寂灭的理解，展现了一种“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内涵。
余友涵1980年代在长乐路工作室
余友涵《逝者如斯》143x232cm布上丙烯1998
当他进行创作时，他总能走在时代前列，奉行“古今中外拿来主义”，反对艺术的狭隘，摒弃艺术的各式“观念”，把个人生活经验、社会观察和对宏观宇宙的哲学思考都陆续添加至绘画语言中，融合东方传统的视觉符号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表达形式，将抽象、具象、风景、波普运用自如，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构建起到了关键性的开创作用。
在1991年，余友涵对于艺术有如下独白：
“艺术表现心的自由；
艺术有利于打破意识及文化的束缚；
艺术一头联系传统，一头联系未来；
艺术求新，但新不是唯一的标准；
艺术是创造，但创造不是唯一的要求；
心灵有多少需要，对艺术就有多少需要；
艺术需要诚实，艺术家更需要诚实,但诚实不是艺术；
艺术追求完美，但完美的艺术最不完美；
当代艺术并非来源于生活，当代艺术来源于文化；
批判是现代艺术的生命，美即批判；
过多的批判之后人们渴望安静，这时美即安静。”
“当时的艺术在抽象领域一片空白，像一片荒原，荒原上没有草。但这个时节很好，下了雨，草就要长出来，即使不在我这里长出来，也终究会在别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余友涵回忆早期参与当代艺术时说。
2016年12月，“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系列”之“余友涵”回顾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那是余友涵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回顾展。展览呈现其绘画作品、手稿和文献两百余件，涵盖早期抽象、“圆”系列、“啊！我们”系列和“沂蒙山”系列，以及近年新作。
余友涵个展“永恒与多变”展览现场还原余友涵的工作室场景南京金鹰美术馆2022.9.25-12.4
2022年，南京金鹰美术馆迎来余友涵个人回顾展“永恒与多变”。“在画面中，我尽可能把质朴与智慧、虚静与生动、永恒与多变、无与有这些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余友涵的一段自述成为了那次展览的标题来源。
对于多年前的“沂蒙山”系列作品，他在2016年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说：“（那时）有的人开始赚钱了。我为什么要画沂蒙山。这个地方的人民，就跟我们汉朝的情况差不多，衣服差不多，思想差不多，劳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去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因为人的心灵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被钱完全掌握。”
在创作抽象作品的同时，他也开始画一些波普风格的作品。与抽象系列相比，波普系列更为入世，面对当时商业化气氛兴起，余友涵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联系旧时画毛主席的经验，加上当时的生活现状，创作了被后来一些人称为“政治波普”的作品，画作中的毛主席形象均来自于历史照片，他也希望通过这种诠释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以一个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领袖。这批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西方收藏家的广泛认同，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时代》杂志的封面还使用了一幅他的图像。
余友涵《静物》55x71cm纸上油彩1979
余友涵的创作并未因为收藏家的积极回应而有所停滞，在接下来的“啊！我们”系列中，他开始描绘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平凡个体：民工、农民、模特、护士、官员、城里或乡下的孩子以及那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兵马俑、石狮子……
“啊！我们”这个标题本身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创作对象一言难尽的深厚感情，余友涵曾经在自述中表示，他所描绘的，“既是一生中日日夜夜的情感所系，也是唯恐躲避不远的人群”。艺术家一方面展现了社会剧烈变革中的众生相，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追溯与寻找中国传统的DNA，更深刻地理解和面对巨变的社会。
2002年，余友涵去了一次沂蒙山，考察回来之后，他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开始画风景画。“沂蒙山”系列，展现了清新优美的一派世外桃源景色，也体现了余友涵对于城市迅猛发展的反思。
“为什么要画沂蒙山？”余友涵表示，他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就像是生活在古代一样，尽管物质条件并不丰裕，但是人的精神状态却质朴淳厚。余友涵称城市高楼为“空壳子”，远离了空壳子，他愿意画着一派石头和烂泥堆砌的风景，“这样的山里面会有田地，可以种一些土豆山芋，还有一两个女孩扛着锄头走过，还有老妈妈做一些事，她们对人总是亲切和诚恳。这样的生活就像是早期人类还没有被异化，心灵保持纯洁时过的生活，我感觉很亲切。”
在一张“沂蒙山”作品中，两个女孩的脑袋从玉米地里探出来，带着一副食草动物的表情，眼神从远古穿透至未来。
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他的创作又回到了抽象。“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余友涵说，“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去哪儿，老了的时候都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余友涵似乎是在画满他人生的这个圆，但是他此刻的创作，离开起初的时候，已经走了很远了。他依然会关注社会事件的发生，例如在“东方之星”号倾覆的时候，他正好在画一张大型的抽象画，他把一个个小人画在其中，仿佛是在混沌之间起伏。
“我觉得我画的东西，是要想办法，推动一下社会。”2016年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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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澎湃艺术对话余友涵（2016年）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早期学画经历？
余友涵：我是196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1966年就开始了，虽然说到1973年才毕业，实际上总共只上了一年课。我上的是陶瓷系。那时候，课程已经非常少。比较接近工人的需求，就是怎么做一个杯子，而不是一个好看的杯子。
美术相关的课程，是有的。比如说素描，就是来了一个老头子，坐在当中，我们学生围着他。大概画了两个礼拜，每天大概也只有半天。不是画人体，就是一个头，而且没有明暗关系，像中国画一样的，线描。两个礼拜以后，下乡了。大概四五十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上午跟农民一起干活，下午就自己拿一个本子，随便去画。
总之，学的东西很有限，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我们这些学生，最好的优待，就是免费进入故宫。我为什么考了陶瓷系？我想中国的陶瓷历史悠久，别的东西都是外来的，我觉得学习中国传统的东西，总归能够学到一点我们自己国家的艺术观点。
有一次图案老师找我谈话，她说，余友涵，有人说你画的东西怎么有点洋派。那时候，乡气是好的，洋派是不好的。审美和政治方向，是有关系的。
澎湃新闻：你小时候的邻居是范纪曼先生，在他那里，可以说你获得了最早的艺术启蒙。我们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关于他的创作我们了解的比较少，能否介绍一下？
余友涵：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他对我画画的教诲。他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几岁了，总是叼一个烟斗，带一个好像是法国式的帽子。我不敢跟他讲话的，那个时候我还小。后来，五十年代，范老先生就被关进去了。
所以我们交往很少的，但是他房间里挂的画很多，都是他自己的画，有的画很小。林风眠、关良、刘海粟都是他的朋友……礼拜天他们也会在一起。他的画主要是风景画，有印象派，还有野兽派，都画的很好。
他的儿子后来开始整理，有一些画都脱落了。有一次，他整理了十几二十张，请我给他拍照。我帮他拍完给他，我自己电脑里也还藏着，舍不得把它弄掉。
他的画册也有很多，我在他家看到不少画册，印象派的、毕加索的。
澎湃新闻：后来你是怎么找到抽象的方式和语言，并创作出“圆”等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作品？
余友涵：说实话，我也很难用一句话讲出来。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缪鹏飞），他后来去了澳门。我看到在他小床旁边的墙上挂了一个东西。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抽象画。我说抽象画什么定义。他就说：你平时看到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线条、色块、黑白，你说这是画，也可以，你说这不是画，也可以。像你在玩一样的。如果你玩了二十张，三十张，五十张。到后来，你会觉得，这几张我会欢喜，那几张，我是不喜欢的。这当中，水平就拉开了。你创造出来的比较好一点的东西，是有艺术在里面。
有一些东西，你不说，多看了以后，心里面就知道的。总体来说，它有一种和谐性，一个线条、一个方块、一个黑色，它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我画抽象画，与中国传统的训练，也有一点关系。对于吴昌硕的篆字，我大概学习了至少有两年。后来我再看，那些线条都比较老练，比较润，这个也有一定关系。
我刚才讲的都是比较表面的，内里的东西，是和老庄有关系，特别是老子。道德经，是中国哲学最早的大全。
我为什么会在1980年代有一个想法。第一，我希望是自己的画，发自内心画出来的，也是现在这个当代世界走的艺术道路，我不希望完全背道而驰。时代的，我的，就是这几个字。
澎湃新闻：1973年毕业后，你被分配到上海工艺美校做老师，后来很多艺术家也是你的学生，能介绍一下当时和上海艺术家的交流情况吗？
余友涵：有些人说，余老师是我们的带头羊，你是最早的。我说不要这么说，春天到了，草出来了，不是很正常吗，你家的草出来了，别人的草也会出来。当然当时他们小青年画的东西会给我看看，让我提意见。丁乙是隔壁班的，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跟他认识，有一回把他带到我们寝室来。余老师，这里有个小同学，那时候丁乙比较低的，现在也不太高，别人叫他小同学。我看了一些，他还不错。我说过两天借本书给你，日本出的，叫尤特里罗，是一个法国画家，当时他还在画印象派。
后来参加86年复旦六人展，五个学生，一个老师，展出了以后，来的人蛮多。尽管当时，我们非常害怕，前个阶段，复旦有个规模非常大的展览，被封掉了。他们当时几个学生，偷偷地不敢做大海报，等于是悄悄的我们做了这个展览，在复旦学生活动的两楼，下面是打乒乓的地方。后来没有发生什么。
澎湃新闻：后来你又是怎么从抽象画开始转向画波普了？
余友涵：1980年代以后，经济方面是往前走，但是人的内心方面，并没有往前走。每个商店，都是看着钱，钱能够多，心里就开心。我觉得不大对。我觉得我画的东西，要想办法，推动一下社会。我才从抽象画出来，虽然我内心也有一些东西继承在抽象画里面的，但是总体上说，它是一个不投入社会的状态。我要离社会更紧密一点。我想通过画来达到。我第一张画，画的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前面有一个白的栏杆。我在学校里画的，有一回，我们总支书记进来，他看到这张画，不响，看了半天。这是你画的？我说，这是我画的，怎么样啊？画的是毛主席，他不会说不好，看了半天，说，哎好的好的。我也没有多讲，这什么意思。那个时候，你不需要讲的，大家都挂着毛主席。
那时候我会特别注意，不能够损坏毛主席的形象。我的任务就是把毛主席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是人，不是上帝。我都是根据新闻照片画的。还有一张毛主席打乒乓的。自从乒乓外交之后，中美两国就比较接近了。凡是重要的历史性的事件，我都拿一张画作为纪念。
澎湃新闻：在这之后，你就开始画“啊！我们”，关注更多普通人和中国传统的内容了。
余友涵：“啊！我们”这个是画了中国最早的，包括兵马俑，石狮子。这是一条线，就是历史的线。有的人很会说，我自己也同意，他说我就是要把中国人的DNA显示出来。显示的是不是很好，这还是问题。当时画了不少。为什么叫“啊！我们”，这个里面，我的脑子里面，这个感情有一点丰富。
澎湃新闻：2002年之后，你又画了“沂蒙山”系列，据说这是中国非常质朴的一个地方，能谈谈你的心路吗？
余友涵：有的人开始赚钱了。我为什么要画沂蒙山。这个地方的人民，就跟我们汉朝的情况差不多，衣服差不多，思想差不多，劳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去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因为人的心灵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被钱完全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