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林毅夫：与德国、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有一个它们当年没有的优势
转自：上观新闻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4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这种发展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个人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来者优势和新经济换道超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后来者优势」
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中国维持了40多年数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传统产业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就后来者优势而言，其大小并不在于这个优势过往已经用了多少年的时间，而在于当前中国的产业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美国的22.6%，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1946年至1962年，德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4%；1956年至1972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6%；韩国虽然遭遇了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但其在1985年至2001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仍然达到9%。
考虑到经济增长包括人口增长和人均GDP增长两个因素，现在中国因为人口老龄化趋势，经济增长率基本等同于人均GDP增长率，因此我们可以只参考这些国家人均GDP的增长情况：德国在1946年至196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8％，人均GDP增长率为8.6％；日本在1956年至197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人均GDP增长率也为8.6％；韩国在1985年至2001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9％，人均GDP增长率为8.1％。
这些发展好的国家，在与中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时，利用后来者优势，其人均GDP增长率都达到8％以上。迈向2035年，利用好这个优势，我们应该也有实现这样高速增长的潜力。
「新经济潜力」
与德国、日本、韩国相比，中国还有一个它们当年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的换道超车优势。在这些新经济领域，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这些新经济的技术有一个重要特性，即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周期较短，通常为12个月至18个月甚至更短。
新经济的技术研发需要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先天聪明才智和后天受教育程度两个部分。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研究所，中国与发达国家没有太大差距。再看人的先天聪明才智，各国的天才数量在国民中的比重应该都差不多。中国人口众多，因此拥有的天才人数也多。
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新技术、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可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强的硬件配套能力，从产品的创意到实际产品的生产所需时间也最短。特斯拉汽车在美国发展了10多年，每年只能生产不到3万辆新能源汽车；2019年到上海投资设厂，仅一年时间就建起工厂，并且年产量达到50万辆。
「经济增长潜力」
增长潜力是从生产侧的技术可能性角度来作的判断。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8%的潜力，外部需求不足、出口增长缓慢是主要原因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30年，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2.9%，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整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7%。危机之后的14年（2009年至2022年），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8%，OECD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5%。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率为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率放缓，贸易增长率更是低于经济增长率。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受到的影响更大，1978年至2008年出口年均增长18.1%，2009年至2022年出口年均增长率降为6.8%。
另外，有这样的增长潜力，并不代表需要每年都按照这个速度来增长。考虑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克服“卡脖子”挑战以及一些制约生产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问题，只要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到2035年前应该有可能实现5%至6%的年均增长。同样的道理，从2036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应该还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并有望实现年均3%至4%的增长。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22年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8.4%，按不变价计算则为18.1%。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只要维持5.5%左右的增长，就能对世界经济贡献1个百分点的增长。可以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预计中国大陆将很快跨过人均收入14005美元的门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继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行列跨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从而使得全世界34.3%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
（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林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