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源头减量竟然有市场，可持续要看能否打破“怪圈”
转自：上观新闻
上海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四大类垃圾“三增一减”效果显著，其中，可回收物今年前5个月的日均分出量增至7627吨。
然而，分类只是第一步，减量才是最终目的。通过闲置物品交易，可以延长可回收物的单次使用寿命，又或者进一步细分种类，为其匹配到更有针对性的循环再生去向，降低原材料的消耗，这些方式都能达到减量目的。
12月14日、15日在苏州河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开办的循环生活市集上，许多创业项目都聚焦源头减量，相比分类后再处置，循环周期更短、社会成本更低。
成本倒挂
东华大学可持续时尚创业团队近期推出了一个名为“HV-GIFT”的废纺循环再生品牌项目，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每年产生的数百公斤废弃面料经过筛选和师生们的设计，被重新加工成充满时尚感的手提包、书签、首饰，尝试在各种渠道销售。
“纺织品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混入生活垃圾后难以被回收利用。”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刘雁坦言，消费者对废纺再生产品的“容忍度”很低，一般只能接受纺织品工厂边角料的“变废为宝”，这些边角料如果不能进入“从厂到厂”的循环再生“闭环”，就会因接触其他垃圾而被污染，即使花费大量的成本去分拣、清洗、消毒和设计重制，也很少有人会为此买单。毕竟，大多数人不愿意去买比原生材料制品更贵的循环制品，还要冒着卫生健康等风险。
对于循环链条尽量短的必要性，VIVARecycle主理人迟君卿十分认同，该品牌直接在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结束后，回收展商的广告吊旗，每场展会回收的两三吨吊旗经过分选、清洗消毒、裁切，可缝制成八九千只时尚包袋。
“展商在会后处理它们，除了要承担高昂的垃圾清运费用，还会因作为干垃圾焚烧，产生有害气体和碳排放。”迟君卿表示，吊旗直接从会场送到再加工工厂，这种短周期、短链条处置方式的好处显而易见，本质上就是一种源头减量。
不过，这类源头减量型产品目前有一个普遍的“痛点”——循环再生的价值难以变现。以废旧衣物为例，虽然大多数废旧衣物是不值钱的垃圾，但在垃圾产生单位和再生材料制品厂之间，有太多现阶段省略不了的环节，每个环节或收运或处置，总要将成本摊到下游，最终形成循环制品比原生材料制品更贵的“怪圈”。
指着一只很有设计感的奶油草莓色双肩包样品，迟君卿坦言，即使批量生产，单价也在200元以上，“别看吊旗是免费收来的，还要考虑到它们的材质，运输成本不菲，加之它们都是非标原料，设计和裁缝基本都靠人工，最终成本肯定高于工业规模化生产的原生材料制品”。
打破“怪圈”
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我国的可回收物收运处置体系仍以市场为主导，在缺乏刚性政策的前提下，市场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原生材料制产品，无可厚非。要打破循环产业的成本倒挂“怪圈”，从被动的角度而言，要等到环境资源枯竭，某种原生材料出现紧缺，再生材料才大有可为；从主动的角度而言，必须通过研发、品牌授权等方式，提高再生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脱颖而出，吸引消费者。
上海叁加柒文化创意工作室以聚乳酸纤维等为原料，通过3D打印机按客户需求定制玩具文创。主理人高雄说，理论上，用聚丙烯、聚氯乙烯等更普遍的塑料废材也可以打印，“当年轻人看到自己分类的二三十只塑料瓶变成了手办，这种冲击感肯定很强，只要品质好，他们愿意为更贵的再生塑料制品买单”。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品牌厂商开始意识到源头减量的潜力。记者注意到，耐克、达能、联合利华、美团、喜茶、天堂伞等品牌均在探索通过品牌授权合作等方式，融入再生产品市场。对这些品牌厂商而言，环保产品能够提升其品牌形象，他们迫切需要找到塑料等可回收物的收运处置企业，用更低的成本获得稳定的可再生材料，制成该品牌的环保产品。
“我们联手了20多个循环企业品牌，开展‘返航新生’计划。简而言之，就是品牌厂商从爱回收的渠道回收品牌包装物，制成品牌的环保周边产品。如果是在社区收集的可回收物，就做成环保周边产品回馈给市民。”万物新生（爱回收）集团品牌中心负责人江文华表示，在这一点上，收运处置企业有较大的成本优势。
对于品牌厂商而言，要自设专门的回收渠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收运处置企业只要在原有的分类体系中增设一道精细化分拣环节，就能让大量分散在社会上的品牌包装物快速回到品牌厂商，通过打造垃圾“不出小区”的闭环，还可以有效促进公众对垃圾分类的价值认同。
在同济大学循环经济团队等多方的支持下，耐克品牌的废旧运动鞋经过拆解后，加工成公益足球场、篮球场，同时，相比传统模式，每回收一双运动鞋平均减少了62.48%的碳排放。品牌厂商收获了公益和环保效益，循环产业也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为打破“怪圈”提供了富有参考价值的经验模版。
“旧鞋新生”项目的成果之一，河南新乡一座小学的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