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教室，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的一堂课
转自：吴桐
15岁的文成月背着大提琴，等在上海音乐学院南楼603教室门口，教室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琴声，大提琴演奏家王健正在上课。
驰骋国际舞台多年后，55岁的王健回到母校，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每周四13时，他准时开课，4位学生轮流上门，一对一教学，一堂课一个半钟头，一直持续到晚上20时。17:30至18:30之间，他匆匆吃几口凉掉的披萨外卖，作为晚餐。
“王老师是我的偶像。我记得6岁刚开始学大提琴，偶然听到王老师拉琴，好像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我就梦想自己有一天拉得和他一样好。”文成月说，“他的音乐，不是很华丽、很酷炫，但就像黑暗里唯一的光，一直在那里，领着你往前走。”
三个月前，文成月刚在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斩获大提琴组第三名。备赛期间，王健曾给她上网课，如今终于可以面对面上课，文成月有“网友见面”的感觉。“很幸运成为王老师在上音的第一批学生，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孩子，每次都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教学，让我们自己去思考。”
包括文成月在内，王健在上音的第一批学生共8位，最小的14岁，最大的正在考博。看到他们，王健仿佛看见曾经的自己。他4岁随父亲来到上海，9岁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音附小。1979年，美国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访华，刚踢完足球的王健被老师叫去为斯特恩拉琴。于是，这个演奏时表情凝重的10岁中国“神童”，出现在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片尾，被世界看见。
一位好的演奏家，一定能成为一位好老师吗？王健说：“二者并不能画等号。”那怎样才算一个好老师？王健说：“我也不知道。”
他不相信“天才”是可以被教出来的，如果足够幸运，可以碰上一位“天才”，尽力帮助对方发掘身上的天赋，并呵护它。他说：“很多‘天才’到后来夭折了，为什么？因为音乐是一辈子的事，必须不断进步，永不停歇。作为他们的老师，我能陪伴他们几年呢？我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教会他们自我生长的能力。”
王健的一堂课：
不想培养第二个“王健”
一架靠窗放置的三角钢琴，几只有点掉皮的黑色单人沙发，以及几位下了课还舍不得走的学生，让本就不大的603教室显得更加拥挤。
王健的一堂课，不急于“讲”，而是从“听”开始。文成月拉起巴赫《D大调第六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王健耐心听完，再一一指出问题所在。他善用比喻去描述音乐的细微处理，“金句”频出。
“巴赫的作品，你要追求一种纯洁，而不是纠结。”
“巴赫是个数学家，音乐里隐藏着他的方程式，向你描述宇宙是如何被建造的。”
“不管什么时候拉琴，音乐要像水一样，永远在流动，不能让它停滞，就像潮汐涌上海滩，一层层叠加上去。”
“在这里，你要想象自己用一种巨大的能量把太阳举起来。”
“这里像有人拿针在刺你，有一种疼痛的感觉。”
“巴赫的音乐给你一种力量，仿佛一切的悲伤都消失了，它彻底拯救你脱离黑暗。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象不到有这样的力量，但突然真的遇到了，这种力量就在音乐里。”
……
王健一边讲，一边在琴上示范。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他无需乐谱，信手拈来。“就像刻在DNA里。因为从小练，演了太多遍。这是每一个大提琴家的基本功，就像你学中文，必须要学唐诗宋词一样。”文成月又拉了一段巴赫的《吉格舞曲》，王健用脚打着拍子，右手挥舞着琴弓，教文成月如何在琴弦上“翩翩起舞”：“跳起来，脚步稳一点，就这样。”
两把大提琴一来一回，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很快结束了。老师和学生都忘了时间，意犹未尽，而下一位学生已在门口等候多时。文成月说，王老师的一堂课，信息量极大，每次上完课回去，都要花很长时间去消化、去练习。
虽然文成月“想拉得跟王老师一样好”，但王健并不希望培养出“第二个王健”。他说：“我不反对模仿，模仿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如果通过模仿能够发现自己，就是好的模仿，如果模仿别人从而忘了自己，就是坏的模仿，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成为另一个人。我觉得，最好的演奏是从自己内心流淌出来的。”
父亲的一堂课：
“去哪里”比“如何去”重要
王健今年55岁，头发白了，他不再定期染发，坦然接受时间带来的改变。
回国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父母已至耄耋之年，需要照顾。如今他跟父母住在一起，母亲几乎走不动了，父亲行动尚可，还能来听他的音乐会。4月17日，他将与儿时的伙伴、指挥家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海顿和德沃夏克的协奏曲，想请父亲来听。
回忆起儿时父亲教自己学琴的经历，王健说：“我这一辈子最幸运和幸福的事，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给了我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也是我希望启发孩子们习得的能力。”
在王健看来，自主学习就是善于独立思考、自我总结，从周围任何人身上都能学到长处。“如果老师一直灌输式教育，孩子往往不能真正成长。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国际大赛的获奖者最后没有走得太远，因为他们赢得比赛，是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抠’出来的，就像一个设计师把一个人装扮得很漂亮，但离开了设计师，这个人不会自己穿衣服了。”
与之相反，很多音乐大师年轻时拉得不怎么样，30岁之后才崭露头角，等到四五十岁，才逐渐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许多所谓的‘神童’，小时候攀上一个高峰，但后来止步不前。而很多大师，一直在进步。”
小时候，父亲给他上课，王健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总问他许多问题：“你觉得你拉得好听吗”“为什么不好听”“你觉得该怎么办”“为什么”……父亲总是启发他自己去发现问题，弄明白自己想去往哪里。“‘想去哪里’很重要，知道想去哪里，才会想方设法往那里走。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在拼命造一条路，造得很好，但我们要去哪里却不知道。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问题，一直埋头练琴，却丢失了方向。作为老师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为他们指明大方向，具体的终点，留给他们自己决定。”
王健的女儿今年5岁，他并不打算教女儿学琴，称“没这本事”“管不了她”。“一般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都不会让孩子学音乐，因为我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但我会给她听音乐，懂音乐很重要，好比一个特异功能，戴上音乐这副眼镜，你可以看到生活中的缤纷色彩、美好色彩、幸福色彩。”
斯特恩的一堂课：
音乐是灵魂最直接的反射
课间，王健和记者去了一趟贺绿汀音乐厅。1978年，他人生第一次登台就在这里。当时，指挥大师小泽征尔随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特地造访上音，王健被派去为大师演奏，丝毫不觉得紧张，只觉得好奇。第二年，艾萨克·斯特恩访华，王健又被派去为大师演奏。
王健的成长过程中，上过很多重要的课，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就来自艾萨克·斯特恩。“在他来之前，古典音乐作为一件舶来品，很多人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但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通过音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音乐是灵魂最直接的反射，没有这样的反射，音乐就丧失了生命力，丧失了价值。当时他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5年赴美留学后，王健在耶鲁大学遇见大提琴家奥尔多·帕瑞索，帕瑞索教了王健整整8年。当时，帕瑞索已经有30多年教学经验，教了很多学生，他说王健是他遇到的最顽固、最难说服的学生。但帕瑞索很欣赏王健，他说王健跟自己年轻时很像，在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之前，不会轻易去学一样东西；但当他决心去学，一定会学好。
55岁的王健，依然在学习新的曲子，攀登属于他的高峰。学一部新作品，往往要耗费数月时间，每天都要练习。“倒不是想去挑战自己，而是想‘拥有’这个作品，因为这是好东西，你必须学会了，才能把它称作‘我的’。”
王健把每一次演出的过程比作“拍电影”，如果没成为音乐家，他的梦想是当电影导演。“就像你看了一本书，会在脑子里拍电影，每个人拍的电影是不一样的。演奏家演一部作品，也是在拍电影，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音符都是不一样的。怎么让观众在你的音乐里听见这部电影，就要看你的功夫了。”
从贺绿汀音乐厅回教室的路上，王健迷路了，刚开始在这里教学没多久，他对环境还不那么熟悉。钻进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一时忘了该上哪个电梯，如何绕到603教室。可是，关于音乐的种种记忆，却总是格外清晰。
“音乐可以在一瞬间把我们的一切变成一张老照片。很多年以后，再听到这段音乐，你当时所有的记忆和感受都会回来，都会复活。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孤独，因为你发现人性中这些善良和美都在你身边，从未消逝。”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