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听“风萧萧兮易水寒”
李乔
大江日夜向东流张仁芝
峡江征帆张仁芝
荆轲刺秦王之前，燕太子丹与众宾客为他送行，荆轲歌于易水之上，这是人们熟知的一个历史片段。但“习焉”容易“不察”，当中还有些问题需要斟酌和讨论，先引《史记·刺客列传》来看：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文字，有两处记荆轲唱歌：一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是荆轲“又前而为歌”。荆轲第一次唱的歌，歌词是什么？司马迁没有写明；荆轲第二次唱的歌，歌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行者对荆轲前后两次唱的歌，有明显不同的反应，一为垂泪涕泣，一为瞋目发指。于是，这里就生出一个疑问：荆轲究竟唱了一首歌还是两首歌？若从司马迁的行文上看，我觉得两种可能都存在。但细一酌之，还是觉得荆轲只唱了一首歌。实际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同一首歌，荆轲前后唱了两次，但两次用的调式不同，一是变徵之声，一是羽声。
遥想当年易水送别的场面，真是既悲且壮，悲壮至极。易水别离之歌，成了千古绝唱。引发送行者之悲壮情绪的，首先是歌词的感染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无疑是极悲壮的。但光靠这句歌词，未必会产生那样的场面，还有另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曲调。曲调包括旋律和调式，《易水歌》的旋律是怎样的，如今已不可考；但其调式，司马迁写得很明白：先为变徵之声，后为羽声。不同的调式，能够产生不同的音乐色彩和效果——送行者先是垂泪涕泣，后又瞋目发指，就是荆轲唱歌时先用变徵之声，后用羽声造成的。
为何送行者听了变徵之声会垂泪涕泣？原来，变徵调式是一种极易表现凄凉情绪的调式，以它为调式的旋律多凄清、悲怆、宛转，引人伤怀，催人泪下。不妨举《儒林外史》里的一个情节来做参照。此书第五十五回写道，有隐逸之风的裁缝荆元擅鼓琴，与闲散人于老者是老朋友，一日，荆元应于老者之邀去弹琴：
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地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本来，荆元弹的是铿锵有力的调式，忽然变作凄清宛转的变徵调式，使于老者的情绪发生变化，随之落下泪来。与《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相比较，一个是“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一个是“忽作变徵之音……不觉凄然泪下”，两书所记是相同的，听者在听到变徵之声后伤怀落泪。可见这种变徵调式在表现凄凉的情绪时，确有强烈的表现力。要知道，为荆轲送行的人，是刚烈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是谋划武力刺秦的军事干部呀！这些人的性格都是刚性而非柔性的，是动辄就“瞋目”“发尽上指冠”的，连他们也被感动得落泪，可见荆轲的变徵之声多么凄清，多么悲怆。
荆轲刺秦失败后，高渐离隐姓埋名，为人庸保。当主人得知他是高渐离后，请他当众击筑，《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高渐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史记》没有记载高渐离唱的歌是什么调式，但从效果上来看，听者皆“流涕而去”，他用的很可能也是变徵之声。送别荆轲时，高渐离奏的是变徵之声，此刻又老调重弹，他的心情该是多么沉重啊！
羽调式与变徵调式完全不同，它所表现出的情绪常常是激越壮烈的，因而能引人血脉贲张，热血上涌，以致瞋目发指。《史记》所记的荆轲“为羽声忼慨”，导致送行者双目圆睁、头发倒竖，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荆轲的先为变徵之声，后为羽声，到《儒林外史》里荆元的先奏铿锵之音，忽作变徵之音，可以发现在中国古典音乐中，悲声与壮声总是彼此联系，甚至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正如“悲壮”二字组成一个词那样。实际上，这反映了人情绪的一种变化：慷慨激昂会很快演化为垂泪涕泣，而垂泪涕泣又会迅即振作为慷慨激昂。前者，如《儒林外史》中于老者始而谛听铿锵之音，继而凄然泪下；后者，如为荆轲送行者始而垂泪涕泣，继而瞋目，发上指冠。
这种人的情绪和音乐中悲与壮相结合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两个。
一是《史记·高祖本纪》记汉高祖刘邦唱《大风歌》时的情景：
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与荆轲不同，刘邦不用旁人伴奏，亲自击筑，边击边唱。《大风歌》用的是什么调式，司马迁没有写，但从慷慨激昂的歌词来看，也许是羽声吧。唱完《大风歌》，刘邦又起身跳舞，于慷慨中伤怀起来，“泣数行下”，并对沛县父老谈起自己作为游子的“悲故乡”之情。既“泣”且“悲”，如果刘邦此时再击筑而歌，当用变徵之声吧。虽然刘邦有占据关中称帝之威壮，但又有游子离乡背井之悲戚，悲、壮俱生，所以“慷慨伤怀”，既唱“大风”、唱“威加”、唱“猛士”，又对父兄流着泪说，希望死后能魂归故里。
二是《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写曹操饮宴长江、横槊赋诗的情景：
时操已醉……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首《短歌行》，众所周知，不全引了。曹操横槊赋诗时的心态和情感，与刘邦唱《大风歌》时几乎是一样的，也是既慷慨激昂又伤感悲戚，也是慷慨中伴以伤怀，悲、壮俱生。曹操夸耀起自己破黄巾以来的功业，真是豪情万丈；自己的大丈夫之志，亦坦露无疑。这与《大风歌》所唱的“威加海内”是何其相似！而他在歌中三次唱到“忧”字，又与刘邦的“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几无二致。清人毛宗岗注意到曹操慷慨激昂背后的忧伤，在评点这首《短歌行》时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忽着一个‘忧’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又着一个‘忧’字……‘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又一个‘忧’字。篇中忽着无数‘忧’字，盖乐极生悲。”毛宗岗说的乐极生悲，实际上也是由慷慨激昂而生悲、由壮而转悲。曹操唱的，是一首悲壮的歌。
荆轲、荆元、刘邦、曹操这四个人的歌声，仿佛让我聆听到千百年前中国古典音乐和诗歌深处的精微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