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传》：时代的孤独歌者
天气渐暖，春色撩人，野草们钻出地面，四下张望；杨柳披上绿色的纱衣，轻飘动人。在这样美好的季节，读诗人冯至的《杜甫传》，或是不太搭调的，毕竟字里行间的忧郁感染着人，总有伤感动人心。可细想来，春光易去人渐老，读上一段文字，却也是同杜甫一道成长的过程。
幼年的杜甫因家庭环境优越，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依靠父亲的职位和朋友，他认识名流，接受文化艺术熏陶。当然，这也成为他生命中难能可贵的安稳时期，从这之后，颠沛流离和生活艰辛是主流。
书中提到，杜甫的诗是“诗史”，同时也是“图经”。杜甫为了衣食，不得不陪着刺史县令们相聚，免不了宴会在寺院或园亭，迎送在江边或郊野。那些陪宴诗与送别诗虽是不得已的应酬，难免有些味道寡淡，但毕竟这样的经历给杜甫提供了观看山水的机会。“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他深切地感到，自然的美到处都存在着。他的山水诗中的图卷正徐徐展开，渐渐入于画境。
因杜甫流亡多年，所写的山水诗是写实的，其中没有空虚的幻想，也很少有庸俗的山水诗中所谓山林隐逸的气氛。要说“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和“花杂重重树，云轻处处山”还是一般的山水；那“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和“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就已经是蜀中景色了；至于“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和“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则是梓州和阆州的山水图了。在他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中，因其才思如涌的文思和多愁善感的气质之加持，让他的山水“经卷”别具洞天，也几乎难以模仿。
安史之乱使唐代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变化，给唐代的历史和诗歌都划了一个界限。杜甫目睹着国家动荡，触摸着时代的脉搏，感受着世事沧桑，他的心在逐步蜕变。759年，郑虔身死；761年，王维去世；762年，李白离世；763年，房琯病逝；764年，苏源明饿死。故友至交的先后丧亡，让杜甫倍受打击，乃至在《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的诗中发出“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的哀问。
到底，与他同时的知己在凋零，能成为跨时代知己的又有谁呢？或许，近三百年后的苏轼是一个。苏轼仕途不顺，屡遭贬谪，尝尽世事艰辛，也正因为这样的经历，萌生多重生活体验，实现思想的嬗变。苏轼于黄州自家田地的一片高岗上筑成“雪堂”，茅草为顶，后方覆瓦，刈草为席，草屋五间，勉强可容膝屈伸，作一固定居室。自此，雪堂如杜甫的草堂一样不朽。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陆游曾去雪堂凭吊，他们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实现了共通。
又经过了几百年，诗人冯至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的切身感受，在杜诗中找到了那个千年知己。于是，他以杜诗为根据，“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那时，他们的家国之爱，现实的苦闷，人格精神与魅力，是那么相似。
冯至先生说：“杜甫的诗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南北朝一些诗人的艺术技巧，他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以这优良传统为基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杜甫，注定是那个时代的孤独者。《杜甫传》是一部心灵史，映照着诗人们的灵魂摆渡之路，也为解读那个时代和超越那个时代提供了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