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的“家史”书写
蒙元史料中呈现的蒙古人的祖先记忆，当然与统治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苍狼白鹿、感光生子等传说故事广为流传，研究者对这些传说故事十分关注，韩儒林、亦邻真等学者都曾专门撰文分析传说背后的北方草原传统并考辨族源，姚大力、钟焓等学者在综合多语种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拆解、追溯传说的不同要素，阐释出蒙古人如何利用这些要素重塑族源观念。上述故事见载于《元朝秘史》《元史》等史籍中，围绕蒙古人何所从来的问题，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视角，提供了官方性质的解释。成吉思汗家族之外，一般的蒙古人对于自身祖先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却很少受到关注。这些“个体之声”，常被“集团之声”所埋没，在史料里仅留下零星记载。将这些珍贵的片段搜集起来，与见载于“国史”的祖先传说进行对比，可以揭示出不同于现有认知的历史记忆面貌。在自身何所从来的问题上，具有官方性质的史料中体现的族群历史记忆与更具民间性质的碑传谱牒中的祖源书写呈现出怎样的关系？
一、“家史”中祖源故事的相对独立性
蒙古人的家族历史记忆中，祖源传说和起源地是两大要素。无论是祖源传说还是起源地，元代蒙古人个体的祖先记忆，与为人熟悉的见载于《秘史》等史籍的起源传说，并不总是一致的。广义上讲，为元代蒙古人所熟悉的蒙古开国历史，都可以纳入“国史”的范畴。相较于所谓“国史”而言，“家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反映出蒙古人祖先记忆的复杂面貌。
根据《元史》等史料记载，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名曰孛端察儿。这一人名也见于蒙古阿儿剌部博尔朮家族的传记资料。《太师广平贞宪王碑》记载这一家族“始祖孛端察儿，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纳忽阿儿阑，所居与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博尔朮家族尽管将始祖上溯至孛端察儿，但是并未提及孛端察儿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的祖先。这一家族回顾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最早起始于曾祖纳忽阿儿阑与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即碑中的烈祖神元皇帝）相邻而居。如果说博尔朮家族知晓其与成吉思汗有着共同的祖先，恐怕不会丝毫不提他们与天潢同宗的荣耀。对于这种反常的“沉默”，合理的解释是，在博尔朮家族中，的确流传着先祖是孛端察儿的传说，但是他们并不知晓孛端察儿的祖先传说也为成吉思汗家族所采纳。
回溯部族起源的真实情况，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前，阿儿剌部等蒙古各部有着相对独立的祖源传说，这些传说无疑是以自身先祖为核心的，而不可能以当时尚籍籍无名的成吉思汗家族为叙述中心。我们现在看到的黄金家族的绵长世系，是成吉思汗家族确立统治地位以后，从流传于草原的某些祖源传说中，吸收了种种传说原型，并将传说中的祖先纳入黄金家族先祖序列之中建构出来的，即使到了元代，也并不为蒙古人全部知晓。在博尔朮家族的知识范围之内，孛端察儿仍只是传说中的自家始祖。普通蒙古人并不知晓，在“国史”构筑出的成吉思汗家族绵长世系中，他们可能与成吉思汗家族“共享”某位先祖。
除祖源故事之外，“国史”中的蒙古起源传说，还包含另一要素，那就是祖先起源地。共同祖先起源观念认为，族群的共同祖先发源于某一特定地点，进而这一特定地点具有了祖源之地的神圣意味。较为知名的例子是，清朝的统治家族自称起源于长白山，受此影响，清代满洲人普遍地将自己的籍贯标注为“长白”。在蒙元时代，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元朝秘史》开篇记载，苍狼白鹿来到不儿罕山，成吉思汗先祖在此繁衍。《史集》则记载蒙古人的祖先，都是在额儿古涅昆避难的两男两女的后代。那么，普通蒙古人观念中的祖源地，与不儿罕山或额儿古涅昆有无关系？
在提及自身籍贯之时，蒙古人多使用北方或北方某一地区的泛称，包括朔方、龙沙、云中等。只在极少数情况下，蒙古人才会具体地提及自己的祖源地。如木华黎家族自称世居阿难水东，阿难水即斡难河。《忽失歹神道碑》提到忽失歹家族世居龙池河。《爱不哥察儿神道碑》称：“若达德履台氏者，在和林之外千余里，以畜牧为富，以力勇为雄，世有都剌合之地，自推其豪为部长。”乃蛮人关关墓碑记载：“若（夫）〔乃〕蛮氏，其先有国在安台，今阴山也。”这些具体的祖源地，都与我们熟知的蒙古起源传说中的祖源地额尔古纳河或者成吉思汗家族的龙兴之地不儿罕山并无关联。
上述事例表明，蒙古人祖源故事的书写，“国史”层面与“家史”层面并不总是同步的。“国史”所记祖源传说，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国家层面的祖先世系和部族血缘观念与流行于蒙古社会、具有草根性质的家族起源观念并不一致。这体现了社会对“宏大叙事”的接受限度。从书写到接受、从塑造到认同，蒙古人个体的祖先记忆与国家层面对族群共同起源的追溯并不是步调一致的。
二、“国史”对“家史”的影响
本文所谓“国史”，在狭义上讲，指的是《元朝秘史》《史集》以及反映在明修《元史》中的元朝“国史”等，这些都是蒙元时期具有官方性质的史书。元朝官修史书“脱卜赤颜”深藏宫廷、秘不示人，“国史”所记祖源故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普通蒙古人的历史记忆？
首先，蒙古人的祖源故事，直接受到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元朝秘史》《元史》等史料均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有名为“纳臣”者（此据《秘史》，《元史》译作“纳真”）。此人也是蒙古兀鲁兀部、忙兀部的祖先。元代较为知名的兀鲁兀家族是朮赤台家族。《元史·朮赤台传》称：“其先剌真八都，以材武雄诸部。生子曰兀鲁兀台，曰忙兀，与扎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等五人。当开创之先，协赞大业。厥后太祖即位，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剌真，是纳臣的异译。传中提到的元代历史上著名的“五投下”，指的是归附成吉思汗、分入木华黎麾下的五个蒙古部族。根据《秘史》《史集》等史料所记祖源传说，兀鲁兀部与札剌亦儿部、弘吉剌部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远早于成吉思汗时代。所谓剌真八都的子孙曰五投下，这一认识显然是受到蒙古开国历史的影响，将五投下的历史附会到兀鲁兀部的起源上。
元末云南有一兀鲁兀家族，其祖源故事的书写可以与上述朮赤台家族做一对照。大理五华楼所出《瑞岩塔铭》记载瑞岩长老“本怯薛官兀鲁氏子。其先北庭察罕脑儿人。……父完者，袭嵩盟州达鲁花赤，娶贡驾剌氏女，生瑞岩”。这里的北庭，不是元代史料中对西域的一般性称呼，理解成广义的北方草原地区更为合适。察罕脑儿这一地名，根据周清澍的研究，常见于元代史料，所指有二：一是位于大都通往上都路上的察罕脑儿，一是鄂尔多斯的察罕脑儿。从兀鲁兀部的驻牧地来看，《塔铭》中的察罕脑儿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与大蒙古国时期形成的五投下的驻牧地较为接近。《塔铭》作于宣光年间，反映的已是明初的兀鲁兀部人对祖先起源的认识。从起源地的记载能够看出，五投下的历史已经成为家族记忆中的模糊影子。至于“国史”记载的兀鲁兀部与成吉思汗先祖的亲缘关系，则完全不被远在云南的这一兀鲁兀家族所知。
元代蒙古人在讲述祖源故事之时，不乏利用“国史”对“家史”进行改造之例。元代有一著名的忙兀部家族——畏答儿家族。这一家族的传记资料主要有《元史·畏答儿传》以及姚燧为畏答儿的子孙博罗欢所撰神道碑等。《博罗欢神道碑》的撰写基础，应是这一家族后裔提供的资料。根据此碑，该家族的明确世系始于畏答儿，畏答儿以上的祖先则全无记载，很可能畏答儿的后人已经遗忘了畏答儿之前的先祖世系。但《元史·畏答儿传》却记载了不见于家族碑传的祖先世系：“其先剌真八都儿，有二子，次名忙兀儿，始别为忙兀氏。畏答儿其六世孙也。”《元史》这条记载的史源为何？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元代史官在修撰元朝功臣列传之时，除畏答儿家族自身的传记资料外，还参考了其他史料。我们发现在《秘史》和《元史·宗室世系表》中，从纳真（即剌真八都儿）到成吉思汗之间，恰有六代。考虑到畏答儿是成吉思汗同时代人，那么《秘史》等记载的代际层级就与《元史·畏答儿传》“六世孙”的说法相一致。
《元史·畏答儿传》提供的另一信息，是忙兀部之祖忙兀儿为剌真八都儿的次子。对照蒙元时期其他史料，《元史·宗室世系表》仅记纳真一子兀察兀秃（当即兀鲁兀秃），并无忙兀儿。《史集》记那牙勤、兀鲁兀、忙兀部为出自土屯蔑年之子札黑速的三个儿子，以那牙勤居长，兀鲁兀次之，忙兀最幼。《元史·宗室世系表》和《史集》的说法，均与《元史·畏答儿传》不同。唯《秘史》记纳臣二子，名为兀鲁兀歹、忙忽台，此说与《元史·畏答儿传》相合。《元史·畏答儿传》与《秘史》最为吻合，可能因为元朝史官利用与《秘史》同源的“国史”资料对“家史”作了补充、修正。
元代利用“国史”对“家史”进行改造的例子，还见于兀良合部速不台家族。速不台家族主要由两大分支构成：一是速不台本人的后裔；二是速不台之兄忽鲁浑的后裔。王恽《兀良氏先庙碑》和黄溍《安庆武襄王神道碑》，分别记载了这两支的情况。两碑所记祖先世系信息大体一致，即（捏里必—）折里麻—合赤温—哈班—忽鲁浑、速不台，上溯到速不台的四、五代先祖。《元史·速不台传》所记世系，则比两碑多出以下内容：“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结纳，至太祖时，已五世矣。”这一信息不见于速不台家族的其他传记资料。敦必乃是成吉思汗的五世祖之说，见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史集》《秘史》等“国史”资料。根据《秘史》记载，速不台是在成吉思汗征战过程中归附的，并没有资料显示其家族与成吉思汗家族在历史上保持有特殊关系。因此，《元史·速不台传》的“五世”说，很可能来自黄金家族而非速不台家族的系谱资料。
在蒙元时代蒙古人的“家史”书写中，我们看到了“宏大叙事”对社会层面的渗透。“家史”反映出的祖先记忆，与“国史”共享祖先传说中的若干要素，这反映了后者的影响力和渗透性。上述畏答儿家族和速不台家族的例子，反映了史官利用“国史”所载黄金家族世系，对“家史”进行了改造。改造的结果，是将功臣的先祖与成吉思汗先祖事迹相关联，进而塑造出成吉思汗家族世代统治、众臣辅佐的天命地位。
三、知识的获取与记忆的塑造
蒙古人“家史”中书写的祖源故事，除受到“国史”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外，还与历史知识的获得密不可分。在政治因素形成的权力话语之外，文化因素尤其是诉诸文字的知识体系，也可称得上是另一套强势的话语。知识权力话语，同样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蒙古人的祖源记忆。
蒙古捏古思部的祖源传说为观察祖先记忆的层累形成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元代的捏古思部人中，有一名“笃列图”者，是文宗朝的蒙古进士，在虞集为其父所撰墓志铭中，这一家族追溯其祖源如下：
太祖皇帝龙兴，初，一旅之众，尝遇侵暴，夜与从者七人，至于大石之崖，解束带加诸领以为礼而祷曰：“天生我而受之命，必有来助之兆焉。”俄有十九人者，鼓行以前，请自效，是为捏古台氏。捏古台之人，其族四：曰播而祝吾，曰厄知吾，曰脱和剌吾，曰撒哈儿秃。
墓志铭提及捏古台部有四个分支。伯希和分析了这四分支之名，其中的播而祝吾（Borǰu’un/Borǰu’ut），可能与孛儿只斤有词源上的关系；脱和剌吾即《秘史》《史集》中的札剌亦儿分部脱忽剌温。伯希和推测这两个部名可能流行于草原，并不为某一部所独有。除墓志铭之外，《史集》也对捏古思部的起源有所记载。这些材料都表明捏古思部的形成，绝对不会晚至成吉思汗建国之后。
但是，在讲述捏古思部的四个分支之前，墓志铭首先描绘了成吉思汗遇险故事。故事的内容，捏合了蒙元时代广为流传的若干传说要素。一是成吉思汗遇险，以十九人追随，这一故事的原型应该是成吉思汗与十九功臣饮浑水这一著名历史事件。成吉思汗的这段经历，为时人所熟知、乐道，并加以演绎。二是成吉思汗在大石之崖解带告天的情节，脱胎于成吉思汗的个人经历。根据《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被三姓篾儿乞人追杀逃至不儿罕山，“向日将系腰挂在项上，将帽子挂在手上，捶胸跪了几跪，将马奶子洒奠了”。三是成吉思汗与从者七人逃难的情节，可以隐约看出与七位逃难者的祖先起源故事有同源关系，体现了数字“七”的象征性意味。可以看出，这一祖先起源故事，体现了政治社会因素对蒙古人祖先记忆的影响。尽管事实上捏古思部的形成远早于成吉思汗时代，但是墓志铭却将捏古思部的由来与成吉思汗的经历相挂钩。这明显是将捏古思部四分支的祖源传说生硬地嫁接进蒙古开国历史中。
祖源传说与开国历史的嫁接，离不开笃列图的知识背景。据墓志铭记载，从笃列图的高祖开始，这一家族一直做东道诸王的投下官。笃列图对当朝史的了解，可能来自父祖的口授或书面资料。王逢《故内御史捏古氏笃公挽词》称笃列图“年甫冠，及第，上亲览策，曰：‘必世臣佳子弟也，何以知吾家事若是其详耶？’授集贤修撰”。笃列图对于蒙元“国史”的熟悉程度受到了文宗的赞许，得任集贤修撰之职。正是因为对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的蒙元“国史”十分熟悉，笃列图才能将成吉思汗遇险故事的细节生动地描绘出来，并将其嵌入部族起源传说之中。
文士塑造和书写祖源记忆，依赖的是其掌握的文化资源。在上述例子中我们看到蒙古文士如何结合其所知的蒙古历史文化知识改造和书写祖源故事。与此同时，汉地的历史知识，也是重塑祖先记忆时可以利用的资源。
《元史·速哥传》称速哥为“蒙古怯烈氏，世传李唐外族”。怯烈，即克烈部，至晚到元代中后期，克烈人已普遍地被元人视作蒙古人。白玉冬分析，《速哥传》对克烈祖源的追述，反映了九姓鞑靼曾经与沙陀突厥保持密切关系，所谓“李唐外族”指的是沙陀后唐。“李唐外族”的说法，体现了蒙古人记忆中的部族历史与中原历史知识的连接。
除克烈部速哥家族外，汪古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亦将其祖先追溯至沙陀。尽管在元代一般被视作色目，但汪古人的个案也有助于分析流传于中原的鞑靼起源说的广泛影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称这一家族“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周清澍注意到，《柏林寺晋王影堂碑》提及历代汪古部主将李克用当作远祖崇敬：“皇元启祚朔庭……太祖皇帝天兵南征。王之远孙阿剌忽思剔吉忽里……考阅谱牒，知王为远祖，遂主其祭祀。”白玉冬分析，所谓谱牒应指李克用的家系资料，阿剌兀思在此之前并不了解沙陀与汪古之关系。汪古出自沙陀之说，来自何处？《蒙鞑备录》提供了宋人对于蒙古族源的一种解释：“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故于历代无闻焉。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白鞑靼，是汉人对汪古部的称呼，汪古部被视作鞑靼（蒙古）的一种。白鞑靼（汪古部）出于沙陀别种之说源自汉文文献，反过来又影响、塑造了汪古部人的祖源观念。可见，谱牒不仅是对现实中代际传承的真实记录，而且受到代际传承背后的文化与认同理念的无形影响。
不仅蒙古人利用了汉地的历史知识来重塑祖先记忆，汉人文士在面对陌生的蒙古部族信息之时，也会不自觉地将其纳入自身熟悉的知识体系来理解。
《元史·按扎儿传》称成吉思汗的大将按扎儿为拓跋氏。这一“拓跋”何指？前人提出两种观点。屠寄、贾敬颜都将拓跋氏勘同于秃别干。秃别干，元代有秃伯、土别燕等译法（蒙古语Tübegen），是克烈部分支之一。伯希和认为，拓跋也可能指西夏之拓跋氏。涂逸珊继承此说，认为克烈之分支秃别干与西夏之拓跋有密切的联系。汤开建所持看法与此相似。白玉冬认为，两者的居地相距甚远，难以赞同涂逸珊之说。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元人的语境中“拓跋”所指究竟是何部；二是“拓跋”用法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按扎儿家族除见于《元史》外，亦见虞集《蒙古拓拔公先茔碑铭》。《先茔碑》称这一家族为蒙古拓拔氏，其后裔为御史台通事阔阔出。《南村辍耕录》“传国玺”条记有“御史台通事臣阔阔朮”，阔阔出与阔阔朮是同一人。据《辍耕录》，阔阔朮系“蒙古人，不晓文字”，为“拓跋氏”。这两条材料均言“蒙古拓拔（跋）”，可见拓拔（跋）实属蒙古诸部，应是“秃伯”的异译，与西夏之拓跋并无关系。元人以“拓跋”译“秃伯”的例子，还见于苏若思撰《乐善公墓碑》。碑主骚马，出自阿里马里，所娶夫人中有“生于望族”的拓跋氏。“拓跋”译法是如何产生的，就元代汉族士人的知识体系而言，“拓跋”之名由鲜卑拓跋而来的可能性更大。
“拓跋”这样的译法，反映了汉人文士在面对陌生的蒙古部族名时，在自身熟悉的历史知识中寻找勘同的可能性。比如1219年成吉思汗赐给丘处机的诏书云：“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已来，未之有也。”其中称蒙古为“单于国”，反映了汉人文士用草原政权的历史称呼来指代新兴的蒙古政权，这一做法亦为蒙古人所接受。
类似的情况，不仅见于蒙古诸部。元代西迁而来的哈剌鲁人，时人或称之为葛逻禄。如贡师泰在为哈剌鲁人迺贤《金台集》所作序中称：“葛逻禄氏，在西北金山之西，与回纥壤相接，俗相类。”危素的跋文中称：“易之，葛逻禄氏也。彼其国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国远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与回纥最先来附，至今百有余季。”王袆也提到“合鲁实葛逻禄，本西域名国。”可见时人多将中原文献中的葛逻禄与蒙元时期的哈剌鲁相勘同。
源于不同知识体系的历史信息，与现实中的部族情况相联系，结果是蒙元时代草原诸部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何所从来的渊源得到重新定义。除了强势的权力话语之外，知识话语也在改变着蒙古人家族记忆的样貌。
（本文选摘自《追本塑源：元朝的开国故事》，张晓慧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