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初衷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金冲及
为什么定这个选题？当时有三个想法。
一是社会需要。如果社会没有需要，写它干什么？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需要有一部相对系统而又生动具体的书记载下来。我在20世纪生活了70年，许多事是亲历亲闻，对各个阶段的交替也有些感性认识，有责任做一下这种尝试。
二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二十多年，主要任务是编写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传记。编述领袖人物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都离不开20世纪这一宏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背景。为此，我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但这些书毕竟是个人传记，不可能对当时复杂背景展开全方位的描述，只能比较扼要地谈。因此，许多背景知识大多分散在各卷书中，读者很难了解完整的历史进程。因此，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史料，编写一部相对系统的20世纪中国史，就可以比较完整地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将自己在编写传记时做过认真研究但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呈现给读者。
三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写这本书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入大学，并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亲历、亲见、亲闻了很多事情。解放后，我又在复旦大学教了12年的“中国近代史”，并和老友胡绳武教授撰写过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熟悉晚清、民初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为了编纂领袖传记，我花了很大力气全面了解民国史。由于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20世纪90年代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因此我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的历史前后相续，我大体能贯通起来，做到整体性的把握。再加之21世纪初，中国台湾地区系统公布了大量国民党原始档案，还有海外开放的蒋介石、陈诚日记等重要文献，这些都为撰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恰巧这时，我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看到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茨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断范围以外的东西了。”看来，由一个人来写一部史书，水平也许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容易做到主题鲜明、层次清楚，给读者一气呵成之感。我从罗素的这段话中受到激励，意识到把自己经历的时代、亲眼看到或听到的历史，经过认真研究后记录下来，是一名历史研究者不可推托的责任，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
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充满动荡和剧变。对中国而言，20世纪更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是：剧烈、不停顿的社会变动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帝国崩溃到现代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内容极为多样，要书写如此丰富，甚至千头万绪的百年历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视角。我在动笔时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来论述。这是整个20世纪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它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我在20世纪生活了70年，对这一巨变有着深刻的体会。我小时候曾亲眼看到外国人在上海的租界内外享受种种特权。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外国人敢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霸道；而到20世纪末，更是“换了人间”。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对中国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历，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经验。因此，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必须通过反复实践、逐步摸索，才能成功。我希望把这一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呈现给读者，这是我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的初衷。我在该书结语中曾谈道：“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