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风字形陶砚”见证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转自：辽宁日报
铁岭市博物馆展出的辽代“风字形高圈足绿釉陶砚”，下半部圆座中空，有穿孔，既可放炭火，又可通风通烟。
陶砚的砚池呈“风”字形，是“辟雍砚”的演化和变体。
本报记者郭平
探新展
铁岭市博物馆“辽北春秋——铁岭历史与人文”陈列展中，“辽风字形高圈足绿釉陶砚”引起观众关注，砚面呈“风”字造型，国家一级文物。这件文物出土于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研究发现，此砚受唐宋时期中原地区“风字砚”的影响，又具有魏晋盛行的“辟雍砚”的特征。它不仅从侧面证明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也是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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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字形砚与多件国宝级文物共同出土
铁岭市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周向永多次向记者推介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辽风字形高圈足绿釉陶砚”（以下简称“辽风字形陶砚”）。这件珍贵文物正在铁岭市博物馆“辽北春秋——铁岭历史与人文”陈列展中展出。
周向永告诉记者：“这件陶砚出土于法库叶茂台14号辽墓。”
法库叶茂台辽墓群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后族萧氏墓地，1953年首次发现。1974年春，发现7号墓，墓室和遗物都保存完好，出土了棺床小帐、绢画、陶瓷器、漆器和丝织品等300多件珍贵文物。就墓葬的完整性、文物的重要性而言，这一墓葬在辽墓发现中首屈一指，不仅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国外专家的关注。
“辽风字形陶砚”出土于14号墓，时间为1975年秋。14号辽墓位于7号辽墓东南方向，二者相距50米。从目前发现的整个叶茂台辽墓群的墓葬分布情况看，两墓与其他辽墓距离较远，且组成了单独的一组，独占一处小山冈，显示两个墓主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比较可惜的是，14号墓在历史上遭到破坏，考古发掘时墓葬已经塌陷，但是清理墓葬遗址中，人们还是有很大收获。
叶茂台14号墓与7号墓同为用砖修筑的多室墓葬，而且墓的结构基本相同，宽大的墓室中都是仅葬有一人。这些现象让后人对墓主人的身世有了更多的猜想。
14号辽墓虽然被盗，但考古人员还是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品。
随葬品中铁器种类很多且为其他辽墓所少见，还有一些瓷钵、碗、罐等生活器具及金耳饰、金丝球等装饰用品。随葬品中还出土了一副双陆棋，只可惜棋盘朽烂。
叶茂台14号辽墓还出土了当时便引起高度关注的两件精品文物，目前没有展出。其一是嵌银花提梁铁罐，这是一件锻制极为精美的铁器。另一件文物为彩绘浮雕双面云龙执鼓，极为重要与珍贵。辽宁大学教授王秋华据此也将叶茂台14号辽墓称为“云龙执鼓墓”。
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人们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契丹后族萧氏家族中的一员。从出土文物来看，他可能精通各种木工手艺，能够制作各种精美的木制品。他还是个渔猎的好手。从随葬的数量可观的武器推测，他也可能是一名身披战袍、戴盔穿甲、策马扬鞭驰骋疆场的武士。或者说，墓主人可能样样出色，具有很高的身份和地位，是一位集各种才能于一身的出色的萧氏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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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砚带有明显的唐宋格调
周向永告诉记者：“馆藏的这件陶砚，圆形砚盘上有一‘风’字形砚池，池内有研磨印痕，反映它曾是墓主人生前的用具。”
“辽风字形陶砚”上径14.9厘米、底径11.9厘米、高6.9厘米。圆座体，束腰，砚体柱形，砚身有桃形穿孔。经研究发现，这些穿孔可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有排烟通气的功能，而柱状砚身中空，增加了可以放置炭火的实用功能，这是典型的“暖砚”。
周向永解释：“辽代掌控的疆域多处于高纬度地区，冬季苦寒。这款陶砚的样式适应北方冬季的气候特征，增添了加热功能，人们也将这种砚称为‘暖砚’。”
关于暖砚，早在唐代便多有记载。唐开元盛世名相张说的《暖砚铭》中记有：“笔锋晓冻，墨池夜结，香炭潜燃，推寒致热。”这也是最早记载暖砚的文字。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青毡帐二十韵》中也有“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的诗句。
出土于叶茂台14号墓的这件陶砚的制作显然受到“香炭潜燃，推寒致热”的启发。
此外，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辽风字形陶砚”的砚池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风”字，这一设计别有韵味。
据介绍，风字砚因其砚面形如汉字“风”而得名。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两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砚形。1985年江苏邗（hán）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曾出土了一方彩绘嵌银箔漆沙砚，分砚盒、砚池两部分，整体呈上圆下方。1955年西安郭家滩唐墓出土的东魏武定七年（549年）铭文陶砚，其砚式特征也和风字砚十分相近，而且制作方法已经十分娴熟。
北宋书法家米芾在《砚史》中记有：“有上圆下方，于圆纯上刊两窍置笔者，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在清代著名书画家高凤翰所著《砚史》中，也有相关的记述：“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于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池砚，似晋制，头纯直微凸，如书凤字，左右纯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顶亦然，不滞墨，其外随内势，简易其后。”这些记载说明，凤字砚在晋代就已经流行，唐时已将其称为风字砚。
有关专家考证，风字砚在唐宋流行是由古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而造成的。唐以前，人们大多席地而坐，晚唐和宋时，才逐渐采用现今的桌椅。原先放置在地上或低矮案几上的砚放置到桌上后，其形状也随之改变，方便放置和手持的风字形砚逐渐流行，并在五代、宋初得到继承发展，成为当时宋砚的主流风格。
周向永说，铁岭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陶砚，反映了契丹文人同宋代文人一样追求素雅简练的时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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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字形陶砚是唐代“辟雍砚”的演化和变体
在铁岭市博物馆展厅中，记者仔细观察“辽风字形陶砚”：陶砚采用圈足，砚面也呈圆形，砚底与砚面之间以圆柱相支，造型如同圆亭。研究发现，这种砚的制作构思明显受“辟雍砚”的影响，是它的演化和变体。
在我国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东汉末年学者繁钦在《砚赞》中写道：“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这是人们可以查找到最早关于“辟雍砚”的记载。
辟雍，亦作“璧雍”，原本是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史料中对其多有记载，《礼制·王制》中记有：“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类宫。”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辟雍》中记有：“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东汉文学家蔡邕在所著的《明堂丹令论》中对辟雍的解释为：“取其四面环水，园如璧。后世遂名璧雍。”
据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人员柳秀芳考证，辟雍是根据其建筑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得名。辟雍中具体还分为“五学”：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五学”中以辟雍最为尊贵，所以用辟雍来统称。西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作为太学之预备学校外，多为祭祀用。如今北京国子监内辟雍为乾隆时期修建，是清代皇帝讲学的场所。
从东汉末年学者繁钦的描述中，人们知道辟雍砚是我国古代工匠仿照辟雍的建制而制作的一种新的砚体。这种造型既考虑到砚的实用性，又暗合了砚的文具功能，构思巧妙。
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人们注意到，东汉晚期我国瓷器正式烧成以后，各种瓷砚中就已经出现了圆形的带足陶瓷砚。
汇总这些“辟雍砚”，研究人员将其分成三足砚、多足砚、圈足砚及连台砚四种类型。
1986年，考古工作人员在陕西礼泉长乐公主墓中发现了一件“辟雍砚”。长乐公主名为李丽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女，母亲为长孙皇后。李丽质性格开朗，为人仁爱，以美闻名又擅长书画，深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宠爱，诏封长乐郡公主，食邑三千户。砚台出土时，砚面四周的弦纹内仍残留些许墨迹，砚面还有长期研磨的痕迹，推测为李丽质生前的实用之物。这件文物使人们对于当时唐宫内书风之盛有了直观的了解。
另据南开大学研究人员齐香钧考证，“辟雍砚”到了宋元时期逐渐衰落，这主要是因为石质砚台，如端砚、歙砚相继开发出来了。齐香钧注意到，石质砚台的发展几乎与“辟雍砚”的退化直至消失是同步的，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制作砚台的石料质地坚硬，不利于形制复杂的辟雍砚形式的制作和普及；其二，用优质石料制作砚讲究因材施艺，重在突出石料的质感和纹理，辟雍砚这种形制复杂的砚式很容易破坏石料的自然美感。由此，铁岭市博物馆藏的这件“辽风字形陶砚”成了我国古砚发展史上一个珍贵记忆。
周向永指出，叶茂台14号辽墓出土的陶砚反映出唐宋制砚传统从中原流向辽，对辽代后世的砚产生重要影响，折射出中华各族人民砚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当然，它也证明了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本文图片除注明出处外，由本报记者郭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