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往事 大学之道（图）
转自：天津日报
一册山河，大师远影，岁月征程，家园日新。只看封面，就知道《从家国到家园》是写南开大学往事的书，因为“南开紫”太过耀眼。这校色属于“青莲紫”，体现了南开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品格，也有“紫气东来”的祥瑞寓意。颜色是密语，南开人借此彼此辨认。果然，本书作者黄桂元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他通过纪实文学手法沉入岁月长河，溯源而上，再度还原南开大学往昔时光和历史现场。这个曾在风雨飘摇中散发着自由与热血的地方，教师结茅为舍，精诚团结，弦歌不辍，作育英才，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坚毅成长，在颠沛流离中艰辛磨炼，以读书报国，锻造时代脊梁，塑造大学之魂。
在南开大学大中路的尽头，化学楼上有八个大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的校训。年复一年，这八个字烛照了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成长。这八个字，对于第一任校长张伯苓而言，更像是用生命来践行的诺言。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又重温了一遍中国近代史。
1898年，此时的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已有四年，正服务于海军。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成为他日后走上与海军截然不同道路的转折点。5月23日，甲午战争战败后被日军占据三年之久的刘公岛再次被转让，根据中、英、日三国协商，在黄岛炮台举行英国租占威海卫升旗仪式。当日，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24日，英国国旗升起，中国黄龙旗降下。此时的张伯苓作为“复济号”的见习驾驶官，跟随清廷大员前往刘公岛，目睹了“国帜三易”的全部过程，深感屈辱，觉得海军报国无望，决定从海军退役。他认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这一事件使他确立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的志愿。
同年的严修，刚从贵州学政离任回到天津，赋闲在家创办了严氏家塾。与其他家塾不同的是，严氏家塾并非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是西学。严修礼聘已退役的张伯苓来私塾教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直至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建立。
山河沦落处，群星闪耀时。南开大学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的传承。从严修、张伯苓等老一辈教育家的艰辛创业，到周恩来、张学良等历史人物的卓越贡献，再到曹禺、陈省身等文化名人的精彩篇章，南开的故事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张伯苓的教育理想国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从家国到家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廊。从曹禺的戏剧作品到陈省身的数学研究，从杨振宁的物理学成就到叶嘉莹的诗词创作，大师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性格各有不同，有人悲悯，有人执着，有人温润，有人玲珑。君子和而不同，却各有让我们敬佩的地方。
岁月里飘来的一缕书香，究竟能传播多远？它在小说家的笔上氤氲，在实验台上将微分子聚合，在绿茵场的汗水之中萦绕，还浸润在千千万万双热忱的眼眸中。这不仅是知识的不断传授，更是精神在大地上的一次次弘扬。如果思想的半径要用足迹来丈量，那无数的人们和无穷的远方，就是一所大学辐射的周长。
对于历史来说，文学是手法，对于文学而言，历史是素材。黄桂元的《从家国到家园》巧妙地把历史和文学融合到一起，从一众校史和人物传记图书中脱颖而出。在字里行间，南开往事缓缓梳理。
历史不曾开口，但从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战火纷飞年代的文人风骨，有志之人对国家的赤诚之心。书中的一个细节让我动容。张伯苓的月薪最初为50元，20世纪20年代增至100元，家里生活开支都在里面，日子难免捉襟见肘，有时不得不在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10年来，数目已达3000元。尽管张伯苓有权处理南开学校的一切费用开支，但他公私分明、洁身自好，从不染指公家钱款。
时代的大河奔涌，文化厚重而隽永，思想澎湃而激荡。哪怕穷困，张伯苓依旧肩负使命，追寻理想。他是这本书的主角，穿梭于大事件中，我们也由此看到了更多的山河往事。
九一八事变致东北沦陷后，日寇开始不断加剧对华北的蚕食。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制造事端，得陇望蜀。而软弱的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并于7月与日方达成耻辱的 《何梅协定》，表示对日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致使国内人心大乱。一直对日本野心保持警惕的南开大学，其处境的日趋艰难完全是可以想象到的。张伯苓与校董们商议，不得不将原定为9月11日的始业式推迟举行，其间专程赶赴南京，寻求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支持。
回津一周后，张伯苓出现在始业式，也就是开学典礼上。他满怀忧患之情，做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提出“公”“诚”“努力”三条建议，作为每个学子应对国难的药方。他向学子们宣示南开的办学理念，强调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的精神追求。他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和新旧学生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以寻求今后共同应对时局变化的策略，确立一种自觉意识和态度。接下来，张伯苓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声追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最后，张伯苓语气坚定地告诉新同学：“现在局面这样，不用先生们讲，你们还不懂吗？还用我说吗？你们认识了环境，努力干。”他的演说魅力别具一格，是带有浓浓天津乡音的“大白话”。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这次演讲，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爱国意识愈发明朗。
当太阳升起，更多人迎着光向前，改变着世界和自己。但有人选择去答案前面，去风的前面，去河流开始的地方，去光成为光之前。世界如此明亮，因为有人，走在光芒之前。
只问敢勇，无问西东。“爱国三问”的发出，如果仅仅局限于校史范畴，显然是掩盖了其跨时空的思想价值和穿透意义。其中，张伯苓反复提到的中国，在他的“家国词典”里，不单纯是地理概念或政体存在，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存在的精神载体和血脉源头。
20世纪初，几乎在同一时期，津沽大地诞生了三位堪称“现象级”的大教育家，以年纪为序，分别是严修、张伯苓、李叔同。与出身寒门的张伯苓相比，严修和李叔同的家世皆为津沽名门望族，祖籍同在浙江，一为慈溪，一为平湖。1916年秋天，李叔同在一幅旧藏陈师曾荷花小品画上题写四句心曲:“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同时决定入山坐禅，实行断食，并于1918年7月3日，在虎跑寺实施剃度仪式，落发为僧。而这一年，43岁的张伯苓正在为新创建的南开大学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李叔同更多的是“独善其身”，张伯苓则一生“心忧天下”，坚持“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张伯苓从来都是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汉子，他为百姓提供教育，唤醒爱国情怀，疗救国家命运，“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公德之心之大者为爱国家”。
张伯苓的一生，多半在天津生活，也曾为了拓展教育、圆梦初衷，辗转于外乡多年。他一生乡音未改，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即使蒋介石和其子蒋经国数次劝他同赴台湾，他也不肯离开故土。他属于南开，属于天津，也属于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寓所溘然长逝，享年75岁。他去世后，家人收拾遗物，发现他的钱夹里只有7元钱。
长夜里有人点起一颗星火，随后在一盏盏接力中去迎接新生的晨曦，继续照亮前行的脚步，最终跃动成千千万万次年轻的心跳。这既是百年的薪火相传，也是绵延时光中的文化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