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文学周|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叙事的界限
编者按:8月13日晚,2024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举行。本文系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在主论坛上的发言全文。
有人问我:叙事的界限是什么?
我写作是为了反抗界限。
我在写作中一直尝试的,如果不能说是消灭界限,至少是扩展界限。
首先,是我无知的界限。三十五年前,我开始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国家——安哥拉,以及在这个国家、在当时经历的动荡岁月中我的位置。并非偶然的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阴谋》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安哥拉,将一次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起义进行了文学虚构。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凭直觉感到,如果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
之后我继续写作,因为我明白了,从文学的领域出发,可以讨论各种问题,无论是最私密的还是最公开的问题。
“受约束的作家”这个表述在我看来是一个矛盾修辞。一个“受约束的”作家,受到限制与束缚,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能成为一个好广告人,但绝不是一个作家。
写作需要绝对的内心自由。质疑与自我质疑的自由。不相信的自由。甚至不写作的自由。
我被翻译最多的其中一部小说《遗忘通论》讲述了一位名叫卢多维卡的女子的故事,她因为对他人的恐惧而将自己困在罗安达的一间公寓里。困住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她对别人的恐惧。与此同时,她找到的唯一离开公寓的方式是阅读。卢多维卡继承了规模庞大的藏书,她阅读了很多书籍。阅读解放了她,阅读使她接近他人。
写作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甚至更为激进。写作是一种他者性的锤炼——它强化了掌管同情心的肌肉。
我的国家——安哥拉,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漫长、最残酷的内战。内战的制造者知道,要想胜利,必须首先将敌人去民族化。接下来,他们会质疑敌人的人性。敌人先成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变成一个怪物。一个怪物,更不用说是外国怪物,可以被杀死。也应该被杀死。写作(以及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让我们看到他人的人性,甚至是那些不再被视作外国人的人性。甚至是怪物的人性。
当他人离我们很近,成为他人就很容易。这不是他者性——这是自恋。难的是倾听敌人的声音。更难的是套上敌人的皮肤,感受他的心脏在我们胸中跳动,并流下他的泪水。
因此,写作也是跨越将我们与他人分隔的界限。
写作还是超越可能性的界限。那些不可能的道路,那些令我们害怕的道路,是唯一值得作家探索的道路。写作——就像所有的旅行一样——是在寻找惊奇。
我相信,作家的唯一界限是他的想象力。
注:本篇翻译王渊,系《遗忘通论》《生者与余众》的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意语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