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
杨焄导读:
今人研究乐府诗,大多注意研讨其本事。陆侃如先生《乐府古辞考》搜集大量史料,分类考订各类歌辞的源流,但因将“创制”和“入乐”(《引言》)作为取舍标准,所以研讨范围仅限于唐代以前的郊庙歌等七类歌辞,且更侧重资料梳理,所作按断稍嫌简略。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引言》),可受史著体例影响,也未暇整合相关资料做专题考索。王运熙先生早年撰有《吴声西曲杂考》,巨细靡遗地考订过《前溪歌》《团扇歌》《丁督护歌》等十馀种乐府歌辞的作者和本事,尽管也留心探究“现存歌词内容往往与本事不合”的情况,但也未能全面辨析思想内容与曲名、本事之间的复杂关联。
本篇围绕这个积疑已久的话题,分三类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述。尤其是后两类,由于文献有阙,很容易造成误解。如明人徐献忠纂辑的《乐府原》,非常重视推求本事,清人朱彝尊称其书“有功后学”(《静志居诗话》卷十八)。然而因未能详悉各种繁复情况,故时有胶柱鼓瑟,甚至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他认为《豫章行》古辞的主旨是“士人思慕家室”,据此批评陆机等人的拟作“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荣华不久,颇违斯旨”(卷八),就没有仔细寻绎前后的关联和变化。另如清人陈祚明评选的《采菽堂古诗选》,议论极为精当,可在评说曹丕《上留田行》中屡次出现的“上留田”一语时,却故弄玄虚地称,“中间三字,文势却不可驻,须极流走,使紧接乃佳”(卷五),显然并不清楚这里只是因声作歌而已。本文堪称秉要执本之作,所论抉微发覆,对研读乐府诗多有裨益。
原文:
《词苑丛谈》引清邹祇谟《词衷》曰:“《词品》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缘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醉公子》则咏公子醉也。’……愚按……古人大率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词。”(卷一《体制》)说明初期词作,往往内容与词调名称吻合;后人因调填词,内容发生变化,常常离开原题的意思。这种现象也见于乐府诗。词亦名乐府,其体制承受汉魏六朝乐府诗的不少影响,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沿袭了乐府诗的传统。但乐府诗中的这种现象,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注意较少;由于后起之作离开了曲名和本事,甚至引起一些误会。本篇拟略述这方面的情况,供阅读和研究乐府诗的同志们参考。
一
乐府诗曲名和歌辞内容吻合的作品是大量存在的。这种现象在鼓吹曲辞、横吹曲辞中表现尤为普遍。像鼓吹曲辞的《朱鹭》《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芳树》《有所思》等曲,横吹曲辞中的《陇头》《出塞》《入塞》《折杨柳》《关山月》《梅花落》等曲,大量的歌辞内容均与曲名相吻合,例如《战城南》写战争,《将进酒》写饮酒。但后来的某些作品,题材、主题与古辞相比,也有所发展变化。例如鼓吹曲辞的《巫山高》曲,《乐府诗集》(卷一六)说: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若齐王融“想象巫山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远望思归之意也。
虽然内容仍与巫山有关,但与古辞“临水远望思归”的内容已有所不同。又如《有所思》曲,古辞是写男女之情,后来的作品题材、主题也有变化。《乐府诗集》(卷一六)说: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而与君绝也。”……宋何承天《有所思》篇曰:“有所思,思昔人,曾闵二子善养亲。”则言生罹荼苦,哀慈亲之不得见也。
何承天诗作内容虽仍与曲名相合,但不是写男女相思,而是写孝子忆念慈亲,题材、主题已经不同了。
乐府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等类中,曲名和歌辞内容吻合的作品,也是大量存在的。如相和歌辞中的《王昭君》《王子乔》《燕歌行》《从军行》《相逢行》《蜀道难》等曲,清商曲辞中的《懊侬歌》《春江花月夜》《乌夜啼》《估客乐》《襄阳乐》等曲,杂曲歌辞中的《悲哉行》《妾薄命》《长相思》《行路难》等曲,现存歌辞内容大抵都和曲名相吻合,例如《王昭君》咏昭君故事,《从军行》写从军征战之事。但正像上述鼓吹曲辞那样,后来某些作品的题材、主题比古辞也有发展变化。例如《燕歌行》,现存歌辞以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等二首为最早,写妇女忆念远客北方边地的丈夫。《乐府诗集》(卷三二)说:
《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
曹丕以后南朝不少作家写的《燕歌行》,题材、主题大致与曹丕所作相同;唐代高適的《燕歌行》,另辟蹊径,着重写唐时燕地一带紧张的战斗,军士的艰苦生活与豪迈气概,境界开阔,面目一新。这种题材、主题的发展变化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变化,诗的思想内容就容易陈陈相因,缺乏创新精神。高適能够写出《燕歌行》这样优秀的作品,同他突破旧传统的创新精神分不开。
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的某些曲调,有一个本事;现存歌辞,其内容有的与本事相符,有的则有了变化。例如相和歌辞的《箜篌引》,一名《公无渡河》,《乐府诗集》(卷二六)引崔豹《古今注》载其本事说: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现存《箜篌引》《公无渡河》歌辞,自梁代刘孝威到唐代李贺、温庭筠等人的作品,内容均与本事相合,这是一种情况。
又如相和歌辞中的《陌上桑》曲,《乐府诗集》(卷二八)引崔豹《古今注》载其本事说: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
可见《陌上桑》原词是王仁妻秦罗敷为拒绝赵王的强夺而作,其辞早已不传,魏晋时乐府所奏《陌上桑》古辞,即为我们现在所见的《日出东南隅》篇。篇中女角虽亦名秦罗敷,且采桑于陌上,但并非拒绝赵王强夺,而是拒使君求婚,故事已有不同。按《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原来《日出东南隅》篇本为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艳歌罗敷行》曲,与相和歌辞相和曲中的《陌上桑》不是一曲;只因《陌上桑》曲古辞不传,而《日出东南隅》篇题材接近,女子巧拒豪贵(这种事情在古代是相当多的)的主题又相同,因此《陌上桑》曲借用其歌辞入乐。后来《陌上桑》《日出东南隅行》二曲的作品,有不少是沿袭《日出东南隅》篇的;罗敷婉拒赵王强夺的本事,因无古辞流传,不再发生影响了。
再如清商曲辞中的《丁督护歌》,现存歌辞内容也与本事不相符合。《宋书·乐志》载《丁督护歌》的本事说:
《督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霾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
这本事可以《宋书·武帝纪》的记载作佐证。《武帝纪》云:“义熙十一年正月,公(指武帝刘裕,时为宋公)率众军西讨。三月,军次江陵。公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复为鲁轨所败,并没。”(节录)督护本指收尸人丁旿,徐逵之西征丧身,而现存的《丁督护歌》却写女子送督护北征,前去洛阳,与本事大不相同。原来宋高祖长女哭其夫徐逵之战没,痛呼“丁督护”,声调哀切,后人只是利用其声调写作歌词,来表现女子送别丈夫出征时的哀伤之情,所以与本事大相径庭了(参考拙作《吴声西曲杂考·丁督护歌考》)。至于李白的《丁督护歌》(一作《丁都护歌》),内容又有变化,描写吴地云阳一带船夫搬运磐石的艰苦生活,“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当他们唱着流行吴地声调哀切的《丁督护歌》时,就摧伤欲绝、泪下如雨了。李白诗只是利用船夫唱《丁督护歌》时心摧泪下的情节,来帮助刻画船夫的辛苦和悲痛,其诗的内容同本事距离更远了。唐人的古题乐府,与南朝文人之作不同,常常能突破原来的题材和主题,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新颖的面貌,再加上艺术技巧的卓越,因而成绩斐然。高適《燕歌行》、李白《丁督护歌》都是其例。
二
下面想谈谈乐府歌辞与曲名不相符合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相和歌辞中比较多,有些作品还颇著名,值得我们注意。
先说相和歌辞中的《薤露》《蒿里》两曲,《乐府诗集》(卷二七)记其缘起说: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亦谓之《挽歌》。……按蒿里,山名,在泰山南。
《薤露》《蒿里》二曲古辞,歌辞简短,录在下面供参照: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此二曲古辞,原来作为挽歌,人死出殡时使挽柩者歌之。《薤露》《蒿里》的曲名,均出自古辞首句。后来曹操的《薤露》《蒿里》二曲,不再是送死人出殡时的挽歌,而用来描写汉末丧乱。《薤露》曲有云:“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曲有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其内容固然与曲名不相吻合,但从古辞的哀悼个人死亡扩大到哀悼国家丧乱,在意思上仍有相通之处,所以方东树评为“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后来东晋张骏的《薤露》曲,写西晋覆亡之痛,就是继承了曹操诗的传统的。至于曹植的《薤露》曲,因薤露而想到人生短促(“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因而企求乘时立业,虽在内容上与古辞还有一些联系,但距离就更远了。
再说相和歌辞中的《豫章行》(见《乐府诗集》卷三四),古辞一首,写豫章山上的白杨,为人砍伐,运往洛阳作建筑材料。结果是:“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后来西晋傅玄有《豫章行·苦相篇》,写女子苦相为丈夫所遗弃,结果“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从写树木被砍伐到写妇女被遗弃,题材大不相同,但古辞的“何时复相连”“使我离根株”的思想意义却还保存着。同时陆机也有《豫章行》,写与亲戚分手的悲感,有云:“川陆殊途轨,懿亲将远寻。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乐会良自古,悼别岂独今。”在伤离悼别慨叹“何时复相连”的意思上也和古辞保持着联系。还有曹植的《豫章行》二首,歌咏史事,其第二首有云:“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则流言。”实际是借咏史来表现自己受到曹丕、曹叡疑忌打击的痛苦。在骨肉不和以至分离“使我离根株”这一点上,也和古辞内容保持着联系。至于李白的《豫章行》,描写安史乱后老母送子参军,“呼天野草间”的悲惨情景,则不但在分离内容上与古辞有联系,而且由于写的是豫章一带的情状(篇中有“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句),重新与曲名相吻合了。
从上述《薤露》《蒿里》《豫章行》诸曲调看,后来的歌辞尽管与曲名、本事不合,但在思想内容上仍然保持着若干联系。让我们再看相和歌辞中的《雁门太守行》。《乐府诗集》(卷三九)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雁门太守行》,歌古洛阳令一篇。”《后汉书》曰:“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还为洛阳令,政平讼理,发擿奸状,京师称叹,以为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乐府解题》曰:“按古歌词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
现存《雁门太守行》古辞,开头云:“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末尾云:“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历叙王涣政绩,确与《后汉书·循吏传》相合。但为什么题名《雁门太守行》,不叫《洛阳令行》,《乐府解题》说未详其故。实际《雁门太守行》的原辞(当为歌颂雁门太守某某的诗)早已不传,后人写作洛阳令一篇歌颂地方长官,因主题类似,故即借用《雁门太守行》曲调。清代朱乾《乐府正义》说:“按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也,与用《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若改用《庞烈妇行》,则是自为乐府新题,非复旧制矣。凡拟乐府有与古题全不对者,类用此例,但当以类相从,不须切泥其事。”(据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四转引)朱乾的意见很中肯,能从乐府体制上说明问题。
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是一首名篇,同古辞洛阳令一样,它也是借用旧题歌咏地方长官。陈沆《诗比兴笺》(卷四)说:“乐府《雁门太守行》古词,美洛阳令王涣德政,不咏雁门太守也。长吉乃借古题以寓今事。故‘易水’‘黄金台’语,其为咏幽蓟事无疑矣。宪宗元和四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自立,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讨之,逾年无功。故诗刺诸将不力战,无报国死绥之志也。唐中叶以天下不能取河北,由诸将观望无成,故长吉愤之。”此诗是否即讽刺吐突承璀等讨伐叛镇不力,当然还难以肯定;但陈沆根据诗中“半卷红旗临易水”“报君黄金台上意”句指出它是咏幽蓟一带河北地区的战事,还是比较合理的。姚文燮《昌谷集注》(卷一)说:“元和九年冬,振武军乱,诏以张煦为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趣镇讨之。振武即雁门郡。贺当拟此以送之,言宜兼程而进,故诗皆言师旅晓征也。”姚说不顾诗中“易水”等地名,以为《雁门太守行》一定是写雁门地区的事,失之拘泥。
朱乾提到《秦女休行》咏庞烈妇事,与《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王涣事相像。这里连类介绍一下。《秦女休行》属乐府杂曲歌辞,原辞为曹魏左延年作,写燕王妇秦女休为宗族报仇杀人、将受刑戮、忽得赦书的故事。此事史书失载。后来傅玄写的《秦女休行》则是写庞烈妇为父报仇,杀人后直造县门自首,卒获赦免。其事《后汉书·列女传》中的《庞淯母传》、《三国志·魏志》卷一八《庞淯传》均有记载。《乐府诗集》卷六一《秦女休行》题解说:
左延年辞,大略言女休为燕王妇,为宗报仇,杀人都市,虽被囚系,终以赦宥,得宽刑戮也。晋傅玄云:“庞氏有烈妇。”亦言杀人报怨,以烈义称,与古辞(按指左延年辞)义同而事异。
“义同事异”,是指左延年、傅玄两篇《秦女休行》所咏事实虽不相同,但歌颂烈女为亲人报仇的主题思想则相同,正如咏雁门太守的《雁门太守行》古辞(已佚)与咏洛阳令王涣的《雁门太守行》的古辞,虽然所咏对象不同,但主题都是歌颂地方长官一样。汉魏之际,为亲人报仇杀人的风气相当流行,虽在妇女也是如此。曹植《鼙舞歌·精微篇》即提到两件事实,其一即秦女休事,另一为苏来卿事。诗云:“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苏来卿事史籍也不载。东汉前期汉章帝造《鼙舞歌》五篇,其一名《关东有贤女》,专述其事,曹植的《精微篇》就是拟《关东有贤女》的(见《乐府诗集》卷五三魏陈思王《鼙舞歌》题解)。汉章帝的歌辞惜已不传,但可以证明当时报仇杀人风气的流行(参考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三编第五章、第四编第二章)。这种风气到后代还有,如李白的《鼙舞歌·东海有勇妇》篇,写东海勇妇“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义烈行为,后得北海太守李邕上章朝廷,获得赦免。《乐府诗集》(卷五三)说:“李白作此篇以代《关中有贤女》。”说明它是拟《关中有贤女》篇的,它同古辞也可以算是“义同事异”的一例了。
三
上面第一节介绍部分乐府歌辞内容与曲名相吻合,但思想内容也有发展与变化;第二节介绍部分乐府歌辞与曲名不相吻合,但在思想内容上还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或主题相同,或主题比较接近。乐府歌辞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部分乐府歌辞的思想内容,不但与曲名不相吻合,而且在思想意义上与曲名、本事、原辞等也没有什么联系。这里也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例如相和歌辞中的《秋胡行》,原辞虽不传,但《列女传》《西京杂记》都载有其本事,是写鲁人秋胡娶妻后出外宦游,数年后还家,路遇其妻采桑于郊,秋胡不识其妻,贪其美貌,遗金调戏,其妻愤而自尽。秋胡戏妻的故事,颇为著名,常为后代通俗文学所取材。现存晋傅玄的《秋胡行》二首,正是歌咏其事,与曲名、本事相吻合。但曹操的《秋胡行》二首(“晨上散关山”“愿登泰华山”篇)都歌咏追求神仙,曹丕的《秋胡行》三首,“尧任舜禹”篇咏明君任用贤人,“朝与佳人期”“泛泛渌池”二篇写思念佳人(可能比喻君主渴求贤人),不但都和秋胡故事了不相涉,而且在思想意义上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朱乾《乐府正义》为之说曰:
《秋胡》古辞已亡,故前人于此题多假借之词。本其陷溺欲海,则为求仙之说,所谓真人,何有于路旁美妇,“晨上散关山”是也。……若“朝与佳人期”与“泛泛渌池”二首,一则海隅莫致,一则在庭可遗,皆非路旁乱掷;而折兰结桂,采实佩英,则又见投金之可鄙: 皆反《秋胡》之意而为之说也。(《汉魏乐府风笺》卷一一引)
虽然竭力想说明曹操、曹丕之作思想内容上与《秋胡行》本事的联系,但立说不免牵强附会,缺乏强有力的证据。看来曹操、曹丕的《秋胡行》歌词,只是利用该曲的声调,在思想意义上与题名和本事不见得有什么联系。《乐府诗集》卷八七《黄昙子歌》题解说:“凡歌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曹操、曹丕的《秋胡行》,大约就是属于因其声而作歌的一类。
相和歌辞中的《上留田行》,是因声作歌的明显例子。《乐府诗集》卷三八《上留田行》题解说:
崔豹《古今注》曰: 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故曰上留田。《乐府广题》曰: 盖汉世人也。云: 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
这里叙述了《上留田行》题名的意义与本事,记载了民歌原辞。《乐府诗集》收录了曹丕、谢灵运的两首《上留田行》,值得注意。歌辞如下: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曹丕《上留田行》,“上留田”前后的括弧为我所加,下首同。)
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循听一何矗矗。(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两服上阪电游,(上留田)舫舟下游飙驱。(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寸心系在万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纷纷鹤委,(上留田)清风飙飙入袖。(上留田)岁云暮矣增忧,(上留田)岁云暮矣增忧。(上留田)诚知运来讵抑,(上留田)熟视年往莫留。(上留田)(谢灵运《上留田行》)
曹丕、谢灵运两诗,内容与《上留田行》题名、本事都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曹诗写贫富悬殊,思想内容与古辞写兄弟命运不同还稍微有一点联系的话,那末谢诗写亲友离别、光阴消逝的哀伤,内容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联系了。原来曹、谢两诗只是利用“上留田”作为和声来写作新辞罢了,这也就是郭茂倩所谓“但因其声而作歌尔”的意思。
这种因声作歌的情况,在六朝清商曲辞中较多。上面提到的《丁督护歌》是一例,但后起歌辞与曲名仍相配合。此外,还有与原来曲名、本事都不同的例子。如《阿子歌》。《乐府诗集》(卷四五)载《欢闻变歌》《阿子歌》二曲的本事说:
《古今乐录》曰:《欢闻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闻不”,声既凄苦,因以名之。
《宋书·乐志》曰:《阿子歌》者,亦因升平初歌云:“阿子汝闻不。”后人演其声为《阿子》《欢闻》二曲。
据此知“阿子闻”原为民间童谣中间的和声,“阿子汝闻不”则为童谣末尾的送声,后来被附会与东晋褚太后哭穆帝夭折的哀痛声调有关,因而制成《欢闻》《阿子》二曲。但现存《阿子歌》三首中的第二、第三首歌辞云:
春月故鸭啼,独雄颠倒落。工知悦弦死,故来相寻博。
野田草欲尽,东流水又暴。念我双飞凫,饥渴常不饱。
讲的是鸭子的事,与《阿子歌》的曲名、本事完全不同。《乐府诗集》引《乐苑》说:“嘉兴人养鸭儿,鸭儿既死,因有此歌。”原来这两首歌辞只是利用《阿子歌》的和送声(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和声,置于诗中每句之后,如上引曹丕、谢灵运的《上留田行》,送声则置于篇末,演唱时歌者唱一句停歇,则诸人群唱和声;唱全篇毕,则群唱送声。宋代龙辅《女红馀志》记载唱沈约《白纻歌》送声时的情景曰:“合声奏之,梁尘俱动。”可见其热烈情景。详见拙作《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而且把“阿子”讹变为“鸭子”,所以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了。
本文开头说过,前期词多缘题之作,后来词作则因大都因调填词,离开原题,这种现象可说是沿袭了乐府诗的传统。但从数量上说,词中缘题之作较少,因调填词离开原题的作品则是大量的。从绝大多数的词作来说,词调仅是提供一种格式,其思想内容与调名、本事大抵没有什么关系。乐府诗则不一样,上述第三类作品与曲名、本事失去联系的毕竟占少数;多数作品属于上述第一、第二类,与曲名、本事或者主题思想方面等保持一定的联系。从一般情况说,用乐府旧题写诗,在思想内容上常常或多或少受到原题、古辞的制约,不容易自由地来反映崭新的题材。唐以来不少新乐府诗的产生,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更充分更有效地来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本文摘自《王运熙中古文学课堂》,王运熙著,杨焄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