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
杨焄导读：
今人研究乐府诗，大多注意研讨其本事。陆侃如先生《乐府古辞考》搜集大量史料，分类考订各类歌辞的源流，但因将“创制”和“入乐”（《引言》）作为取舍标准，所以研讨范围仅限于唐代以前的郊庙歌等七类歌辞，且更侧重资料梳理，所作按断稍嫌简略。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引言》），可受史著体例影响，也未暇整合相关资料做专题考索。王运熙先生早年撰有《吴声西曲杂考》，巨细靡遗地考订过《前溪歌》《团扇歌》《丁督护歌》等十馀种乐府歌辞的作者和本事，尽管也留心探究“现存歌词内容往往与本事不合”的情况，但也未能全面辨析思想内容与曲名、本事之间的复杂关联。
本篇围绕这个积疑已久的话题，分三类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述。尤其是后两类，由于文献有阙，很容易造成误解。如明人徐献忠纂辑的《乐府原》，非常重视推求本事，清人朱彝尊称其书“有功后学”（《静志居诗话》卷十八）。然而因未能详悉各种繁复情况，故时有胶柱鼓瑟，甚至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他认为《豫章行》古辞的主旨是“士人思慕家室”，据此批评陆机等人的拟作“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荣华不久，颇违斯旨”（卷八），就没有仔细寻绎前后的关联和变化。另如清人陈祚明评选的《采菽堂古诗选》，议论极为精当，可在评说曹丕《上留田行》中屡次出现的“上留田”一语时，却故弄玄虚地称，“中间三字，文势却不可驻，须极流走，使紧接乃佳”（卷五），显然并不清楚这里只是因声作歌而已。本文堪称秉要执本之作，所论抉微发覆，对研读乐府诗多有裨益。
原文：
《词苑丛谈》引清邹祇谟《词衷》曰：“《词品》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缘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醉公子》则咏公子醉也。’……愚按……古人大率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词。”（卷一《体制》）说明初期词作，往往内容与词调名称吻合；后人因调填词，内容发生变化，常常离开原题的意思。这种现象也见于乐府诗。词亦名乐府，其体制承受汉魏六朝乐府诗的不少影响，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沿袭了乐府诗的传统。但乐府诗中的这种现象，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注意较少；由于后起之作离开了曲名和本事，甚至引起一些误会。本篇拟略述这方面的情况，供阅读和研究乐府诗的同志们参考。
一
乐府诗曲名和歌辞内容吻合的作品是大量存在的。这种现象在鼓吹曲辞、横吹曲辞中表现尤为普遍。像鼓吹曲辞的《朱鹭》《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芳树》《有所思》等曲，横吹曲辞中的《陇头》《出塞》《入塞》《折杨柳》《关山月》《梅花落》等曲，大量的歌辞内容均与曲名相吻合，例如《战城南》写战争，《将进酒》写饮酒。但后来的某些作品，题材、主题与古辞相比，也有所发展变化。例如鼓吹曲辞的《巫山高》曲，《乐府诗集》（卷一六）说：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若齐王融“想象巫山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远望思归之意也。
虽然内容仍与巫山有关，但与古辞“临水远望思归”的内容已有所不同。又如《有所思》曲，古辞是写男女之情，后来的作品题材、主题也有变化。《乐府诗集》（卷一六）说：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而与君绝也。”……宋何承天《有所思》篇曰：“有所思，思昔人，曾闵二子善养亲。”则言生罹荼苦，哀慈亲之不得见也。
何承天诗作内容虽仍与曲名相合，但不是写男女相思，而是写孝子忆念慈亲，题材、主题已经不同了。
乐府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等类中，曲名和歌辞内容吻合的作品，也是大量存在的。如相和歌辞中的《王昭君》《王子乔》《燕歌行》《从军行》《相逢行》《蜀道难》等曲，清商曲辞中的《懊侬歌》《春江花月夜》《乌夜啼》《估客乐》《襄阳乐》等曲，杂曲歌辞中的《悲哉行》《妾薄命》《长相思》《行路难》等曲，现存歌辞内容大抵都和曲名相吻合，例如《王昭君》咏昭君故事，《从军行》写从军征战之事。但正像上述鼓吹曲辞那样，后来某些作品的题材、主题比古辞也有发展变化。例如《燕歌行》，现存歌辞以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等二首为最早，写妇女忆念远客北方边地的丈夫。《乐府诗集》（卷三二）说：
《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
曹丕以后南朝不少作家写的《燕歌行》，题材、主题大致与曹丕所作相同；唐代高適的《燕歌行》，另辟蹊径，着重写唐时燕地一带紧张的战斗，军士的艰苦生活与豪迈气概，境界开阔，面目一新。这种题材、主题的发展变化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变化，诗的思想内容就容易陈陈相因，缺乏创新精神。高適能够写出《燕歌行》这样优秀的作品，同他突破旧传统的创新精神分不开。
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的某些曲调，有一个本事；现存歌辞，其内容有的与本事相符，有的则有了变化。例如相和歌辞的《箜篌引》，一名《公无渡河》，《乐府诗集》（卷二六）引崔豹《古今注》载其本事说：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现存《箜篌引》《公无渡河》歌辞，自梁代刘孝威到唐代李贺、温庭筠等人的作品，内容均与本事相合，这是一种情况。
又如相和歌辞中的《陌上桑》曲，《乐府诗集》（卷二八）引崔豹《古今注》载其本事说：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
可见《陌上桑》原词是王仁妻秦罗敷为拒绝赵王的强夺而作，其辞早已不传，魏晋时乐府所奏《陌上桑》古辞，即为我们现在所见的《日出东南隅》篇。篇中女角虽亦名秦罗敷，且采桑于陌上，但并非拒绝赵王强夺，而是拒使君求婚，故事已有不同。按《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原来《日出东南隅》篇本为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艳歌罗敷行》曲，与相和歌辞相和曲中的《陌上桑》不是一曲；只因《陌上桑》曲古辞不传，而《日出东南隅》篇题材接近，女子巧拒豪贵（这种事情在古代是相当多的）的主题又相同，因此《陌上桑》曲借用其歌辞入乐。后来《陌上桑》《日出东南隅行》二曲的作品，有不少是沿袭《日出东南隅》篇的；罗敷婉拒赵王强夺的本事，因无古辞流传，不再发生影响了。
再如清商曲辞中的《丁督护歌》，现存歌辞内容也与本事不相符合。《宋书·乐志》载《丁督护歌》的本事说：
《督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霾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
这本事可以《宋书·武帝纪》的记载作佐证。《武帝纪》云：“义熙十一年正月，公（指武帝刘裕，时为宋公）率众军西讨。三月，军次江陵。公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复为鲁轨所败，并没。”（节录）督护本指收尸人丁旿，徐逵之西征丧身，而现存的《丁督护歌》却写女子送督护北征，前去洛阳，与本事大不相同。原来宋高祖长女哭其夫徐逵之战没，痛呼“丁督护”，声调哀切，后人只是利用其声调写作歌词，来表现女子送别丈夫出征时的哀伤之情，所以与本事大相径庭了（参考拙作《吴声西曲杂考·丁督护歌考》）。至于李白的《丁督护歌》（一作《丁都护歌》），内容又有变化，描写吴地云阳一带船夫搬运磐石的艰苦生活，“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当他们唱着流行吴地声调哀切的《丁督护歌》时，就摧伤欲绝、泪下如雨了。李白诗只是利用船夫唱《丁督护歌》时心摧泪下的情节，来帮助刻画船夫的辛苦和悲痛，其诗的内容同本事距离更远了。唐人的古题乐府，与南朝文人之作不同，常常能突破原来的题材和主题，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新颖的面貌，再加上艺术技巧的卓越，因而成绩斐然。高適《燕歌行》、李白《丁督护歌》都是其例。
二
下面想谈谈乐府歌辞与曲名不相符合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相和歌辞中比较多，有些作品还颇著名，值得我们注意。
先说相和歌辞中的《薤露》《蒿里》两曲，《乐府诗集》（卷二七）记其缘起说：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亦谓之《挽歌》。……按蒿里，山名，在泰山南。
《薤露》《蒿里》二曲古辞，歌辞简短，录在下面供参照：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此二曲古辞，原来作为挽歌，人死出殡时使挽柩者歌之。《薤露》《蒿里》的曲名，均出自古辞首句。后来曹操的《薤露》《蒿里》二曲，不再是送死人出殡时的挽歌，而用来描写汉末丧乱。《薤露》曲有云：“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曲有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其内容固然与曲名不相吻合，但从古辞的哀悼个人死亡扩大到哀悼国家丧乱，在意思上仍有相通之处，所以方东树评为“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后来东晋张骏的《薤露》曲，写西晋覆亡之痛，就是继承了曹操诗的传统的。至于曹植的《薤露》曲，因薤露而想到人生短促（“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因而企求乘时立业，虽在内容上与古辞还有一些联系，但距离就更远了。
再说相和歌辞中的《豫章行》（见《乐府诗集》卷三四），古辞一首，写豫章山上的白杨，为人砍伐，运往洛阳作建筑材料。结果是：“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后来西晋傅玄有《豫章行·苦相篇》，写女子苦相为丈夫所遗弃，结果“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从写树木被砍伐到写妇女被遗弃，题材大不相同，但古辞的“何时复相连”“使我离根株”的思想意义却还保存着。同时陆机也有《豫章行》，写与亲戚分手的悲感，有云：“川陆殊途轨，懿亲将远寻。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乐会良自古，悼别岂独今。”在伤离悼别慨叹“何时复相连”的意思上也和古辞保持着联系。还有曹植的《豫章行》二首，歌咏史事，其第二首有云：“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则流言。”实际是借咏史来表现自己受到曹丕、曹叡疑忌打击的痛苦。在骨肉不和以至分离“使我离根株”这一点上，也和古辞内容保持着联系。至于李白的《豫章行》，描写安史乱后老母送子参军，“呼天野草间”的悲惨情景，则不但在分离内容上与古辞有联系，而且由于写的是豫章一带的情状（篇中有“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句），重新与曲名相吻合了。
从上述《薤露》《蒿里》《豫章行》诸曲调看，后来的歌辞尽管与曲名、本事不合，但在思想内容上仍然保持着若干联系。让我们再看相和歌辞中的《雁门太守行》。《乐府诗集》（卷三九）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雁门太守行》，歌古洛阳令一篇。”《后汉书》曰：“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还为洛阳令，政平讼理，发擿奸状，京师称叹，以为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乐府解题》曰：“按古歌词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
现存《雁门太守行》古辞，开头云：“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末尾云：“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历叙王涣政绩，确与《后汉书·循吏传》相合。但为什么题名《雁门太守行》，不叫《洛阳令行》，《乐府解题》说未详其故。实际《雁门太守行》的原辞（当为歌颂雁门太守某某的诗）早已不传，后人写作洛阳令一篇歌颂地方长官，因主题类似，故即借用《雁门太守行》曲调。清代朱乾《乐府正义》说：“按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也，与用《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若改用《庞烈妇行》，则是自为乐府新题，非复旧制矣。凡拟乐府有与古题全不对者，类用此例，但当以类相从，不须切泥其事。”（据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四转引）朱乾的意见很中肯，能从乐府体制上说明问题。
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是一首名篇，同古辞洛阳令一样，它也是借用旧题歌咏地方长官。陈沆《诗比兴笺》（卷四）说：“乐府《雁门太守行》古词，美洛阳令王涣德政，不咏雁门太守也。长吉乃借古题以寓今事。故‘易水’‘黄金台’语，其为咏幽蓟事无疑矣。宪宗元和四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自立，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讨之，逾年无功。故诗刺诸将不力战，无报国死绥之志也。唐中叶以天下不能取河北，由诸将观望无成，故长吉愤之。”此诗是否即讽刺吐突承璀等讨伐叛镇不力，当然还难以肯定；但陈沆根据诗中“半卷红旗临易水”“报君黄金台上意”句指出它是咏幽蓟一带河北地区的战事，还是比较合理的。姚文燮《昌谷集注》（卷一）说：“元和九年冬，振武军乱，诏以张煦为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趣镇讨之。振武即雁门郡。贺当拟此以送之，言宜兼程而进，故诗皆言师旅晓征也。”姚说不顾诗中“易水”等地名，以为《雁门太守行》一定是写雁门地区的事，失之拘泥。
朱乾提到《秦女休行》咏庞烈妇事，与《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王涣事相像。这里连类介绍一下。《秦女休行》属乐府杂曲歌辞，原辞为曹魏左延年作，写燕王妇秦女休为宗族报仇杀人、将受刑戮、忽得赦书的故事。此事史书失载。后来傅玄写的《秦女休行》则是写庞烈妇为父报仇，杀人后直造县门自首，卒获赦免。其事《后汉书·列女传》中的《庞淯母传》、《三国志·魏志》卷一八《庞淯传》均有记载。《乐府诗集》卷六一《秦女休行》题解说：
左延年辞，大略言女休为燕王妇，为宗报仇，杀人都市，虽被囚系，终以赦宥，得宽刑戮也。晋傅玄云：“庞氏有烈妇。”亦言杀人报怨，以烈义称，与古辞（按指左延年辞）义同而事异。
“义同事异”，是指左延年、傅玄两篇《秦女休行》所咏事实虽不相同，但歌颂烈女为亲人报仇的主题思想则相同，正如咏雁门太守的《雁门太守行》古辞（已佚）与咏洛阳令王涣的《雁门太守行》的古辞，虽然所咏对象不同，但主题都是歌颂地方长官一样。汉魏之际，为亲人报仇杀人的风气相当流行，虽在妇女也是如此。曹植《鼙舞歌·精微篇》即提到两件事实，其一即秦女休事，另一为苏来卿事。诗云：“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苏来卿事史籍也不载。东汉前期汉章帝造《鼙舞歌》五篇，其一名《关东有贤女》，专述其事，曹植的《精微篇》就是拟《关东有贤女》的（见《乐府诗集》卷五三魏陈思王《鼙舞歌》题解）。汉章帝的歌辞惜已不传，但可以证明当时报仇杀人风气的流行（参考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三编第五章、第四编第二章）。这种风气到后代还有，如李白的《鼙舞歌·东海有勇妇》篇，写东海勇妇“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义烈行为，后得北海太守李邕上章朝廷，获得赦免。《乐府诗集》（卷五三）说：“李白作此篇以代《关中有贤女》。”说明它是拟《关中有贤女》篇的，它同古辞也可以算是“义同事异”的一例了。
三
上面第一节介绍部分乐府歌辞内容与曲名相吻合，但思想内容也有发展与变化；第二节介绍部分乐府歌辞与曲名不相吻合，但在思想内容上还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或主题相同，或主题比较接近。乐府歌辞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部分乐府歌辞的思想内容，不但与曲名不相吻合，而且在思想意义上与曲名、本事、原辞等也没有什么联系。这里也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例如相和歌辞中的《秋胡行》，原辞虽不传，但《列女传》《西京杂记》都载有其本事，是写鲁人秋胡娶妻后出外宦游，数年后还家，路遇其妻采桑于郊，秋胡不识其妻，贪其美貌，遗金调戏，其妻愤而自尽。秋胡戏妻的故事，颇为著名，常为后代通俗文学所取材。现存晋傅玄的《秋胡行》二首，正是歌咏其事，与曲名、本事相吻合。但曹操的《秋胡行》二首（“晨上散关山”“愿登泰华山”篇）都歌咏追求神仙，曹丕的《秋胡行》三首，“尧任舜禹”篇咏明君任用贤人，“朝与佳人期”“泛泛渌池”二篇写思念佳人（可能比喻君主渴求贤人），不但都和秋胡故事了不相涉，而且在思想意义上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朱乾《乐府正义》为之说曰：
《秋胡》古辞已亡，故前人于此题多假借之词。本其陷溺欲海，则为求仙之说，所谓真人，何有于路旁美妇，“晨上散关山”是也。……若“朝与佳人期”与“泛泛渌池”二首，一则海隅莫致，一则在庭可遗，皆非路旁乱掷；而折兰结桂，采实佩英，则又见投金之可鄙： 皆反《秋胡》之意而为之说也。（《汉魏乐府风笺》卷一一引）
虽然竭力想说明曹操、曹丕之作思想内容上与《秋胡行》本事的联系，但立说不免牵强附会，缺乏强有力的证据。看来曹操、曹丕的《秋胡行》歌词，只是利用该曲的声调，在思想意义上与题名和本事不见得有什么联系。《乐府诗集》卷八七《黄昙子歌》题解说：“凡歌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曹操、曹丕的《秋胡行》，大约就是属于因其声而作歌的一类。
相和歌辞中的《上留田行》，是因声作歌的明显例子。《乐府诗集》卷三八《上留田行》题解说：
崔豹《古今注》曰： 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故曰上留田。《乐府广题》曰： 盖汉世人也。云： 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
这里叙述了《上留田行》题名的意义与本事，记载了民歌原辞。《乐府诗集》收录了曹丕、谢灵运的两首《上留田行》，值得注意。歌辞如下：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曹丕《上留田行》，“上留田”前后的括弧为我所加，下首同。）
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循听一何矗矗。（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两服上阪电游，（上留田）舫舟下游飙驱。（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寸心系在万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纷纷鹤委，（上留田）清风飙飙入袖。（上留田）岁云暮矣增忧，（上留田）岁云暮矣增忧。（上留田）诚知运来讵抑，（上留田）熟视年往莫留。（上留田）（谢灵运《上留田行》）
曹丕、谢灵运两诗，内容与《上留田行》题名、本事都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曹诗写贫富悬殊，思想内容与古辞写兄弟命运不同还稍微有一点联系的话，那末谢诗写亲友离别、光阴消逝的哀伤，内容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联系了。原来曹、谢两诗只是利用“上留田”作为和声来写作新辞罢了，这也就是郭茂倩所谓“但因其声而作歌尔”的意思。
这种因声作歌的情况，在六朝清商曲辞中较多。上面提到的《丁督护歌》是一例，但后起歌辞与曲名仍相配合。此外，还有与原来曲名、本事都不同的例子。如《阿子歌》。《乐府诗集》（卷四五）载《欢闻变歌》《阿子歌》二曲的本事说：
《古今乐录》曰：《欢闻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闻不”，声既凄苦，因以名之。
《宋书·乐志》曰：《阿子歌》者，亦因升平初歌云：“阿子汝闻不。”后人演其声为《阿子》《欢闻》二曲。
据此知“阿子闻”原为民间童谣中间的和声，“阿子汝闻不”则为童谣末尾的送声，后来被附会与东晋褚太后哭穆帝夭折的哀痛声调有关，因而制成《欢闻》《阿子》二曲。但现存《阿子歌》三首中的第二、第三首歌辞云：
春月故鸭啼，独雄颠倒落。工知悦弦死，故来相寻博。
野田草欲尽，东流水又暴。念我双飞凫，饥渴常不饱。
讲的是鸭子的事，与《阿子歌》的曲名、本事完全不同。《乐府诗集》引《乐苑》说：“嘉兴人养鸭儿，鸭儿既死，因有此歌。”原来这两首歌辞只是利用《阿子歌》的和送声（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和声，置于诗中每句之后，如上引曹丕、谢灵运的《上留田行》，送声则置于篇末，演唱时歌者唱一句停歇，则诸人群唱和声；唱全篇毕，则群唱送声。宋代龙辅《女红馀志》记载唱沈约《白纻歌》送声时的情景曰：“合声奏之，梁尘俱动。”可见其热烈情景。详见拙作《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而且把“阿子”讹变为“鸭子”，所以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了。
本文开头说过，前期词多缘题之作，后来词作则因大都因调填词，离开原题，这种现象可说是沿袭了乐府诗的传统。但从数量上说，词中缘题之作较少，因调填词离开原题的作品则是大量的。从绝大多数的词作来说，词调仅是提供一种格式，其思想内容与调名、本事大抵没有什么关系。乐府诗则不一样，上述第三类作品与曲名、本事失去联系的毕竟占少数；多数作品属于上述第一、第二类，与曲名、本事或者主题思想方面等保持一定的联系。从一般情况说，用乐府旧题写诗，在思想内容上常常或多或少受到原题、古辞的制约，不容易自由地来反映崭新的题材。唐以来不少新乐府诗的产生，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更充分更有效地来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本文摘自《王运熙中古文学课堂》，王运熙著，杨焄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