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建章：创新和传承代表着未来的价值
引言：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个人关注到创新的价值。在《创新主义》一书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从哲学层面入手，为读者展现作为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创新。在与澎湃新闻的采访中，作者梁建章强调，生命的意义或使命，正是通过创新的传承来追求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
澎湃新闻：在序言中，您提到自古以来无数哲学家、科学家、宗教领袖和普通人都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但您也指出，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关于生命的意义的答案似乎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且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在您看来，人类为什么会将创新和传承作为未来生命的核心价值？
梁建章：首先，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哲学的问题，几千年的哲学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随着社会赋予我们更多的财富，人们就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新的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以后，据说能够替代所有的工作：人到底应该去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技术引发了更多这方面的思考。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在于创新和传承。如果大家用ChatGPT查询创新主义，应该是查不到的，它对生命意义的解答应该是新的。
这本书的意义，就是提出了创新和传承作为生命意义的追求，一种新的哲学概念。创新和传承，其实是代表了人类更高级的追求，更加充实的追求，更包容的追求，也是更可持续的、长久的追求。它对指导我们个人的学习、企业的战略、企业的文化和国家政策都有一定意义。
那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在当下重新探讨生命的意义呢？
首先，从世界的大背景看，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争议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哲学层面价值观和意义的思考，例如当人工智能取代很多人类工作后，人类未来应从事何种工作，追求何种意义？
其次，从国内大背景来看，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能否持续，以及生育率下滑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这需要整个社会对创新和传承进行深入思考并达成共识。很多经济学家其实忽略了人口崩塌的最大危害是削弱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大家能对生命意义有一个全面的思考。如果把创新跟传承作为生命的意义和追求，这会是更高级的追求，更加充实、科学、包容，更具有可持续性。它代表了一种更加积极、主动交流跟理性的哲学，以及更平等、宽松、协作的文化，也意味着更开放、包容和生育友好的国家政策。
此外，为何创新和传承变得如此重要？从经济意义上，创新已经是成为经济的核心活动，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创新已经成为核心活动，从财富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企业要搞创新、国家要搞创新，个人要取得成功也要靠创新能力。未来，大国的竞争是经济竞争，这与历史上的竞争完全不同。过去，竞争通常是一种零和游戏，国与国之间对领土和资源展开激烈的争夺，往往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今天，在主要大国之间开展对创新和人力资源的竞争，已不再是零和竞争，因为创新不仅对创新者有利，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其次，对于人才的激烈竞争可以提高教育的投资回报，并且促使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会造就更多的人才。但是，这依然是一个高赌注的游戏，毕竟世界上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创新中心。当一个城市或者地区成为某一领域的创新中心时，就会比其他城市更具活力，也更加富裕。资源和土地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经济竞争体现为创新的竞争和对人才的争夺。
不过《创新主义》这本书不是从经济层面，而是更多从哲学层面强调，应该把人类的意义放在创新与传承，这是超越群体、超越国家的一种价值观念。
对于人类，我们今天思考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是我们祖先经过多少年不断的创新和传承，将人类的知识积累建设成大厦。同时我们有几十亿人，基因也是非常宝贵的，是我们创新大厦的硬件，也是经过多少年积累的几十亿人。我们要把这样的火炬和接力继续下去，实现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
澎湃新闻：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过范式革命的概念，物理学界的颠覆性改革，也伴随着物理学家的认知革命。在您看来，创新主义是否意味着过去的认知模式遭到颠覆？
梁建章：其实对于以往的哲学家而言，追求创新意义和生命意义是小众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说美德，谈论对社会做贡献，其实非常小的一部分贵族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提出创新主义，是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从事创新的工作。这个创新当然是广义的，包括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创新。
为什么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提出过创新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因为以前的哲学家生活寿命只有几十年，当时社会的创新速度非常慢，几十年的时间不足以让他重视创新。在他的眼里，这个社会是基本不变的。而且统治阶级并不希望创新太多或者太快，因为稳定性更重要；所以以前的哲学家基本上不提创新，而且有些哲学流派可能反对创新，更希望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但以后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创新活动是整个社会创造财富最核心的活动，而且人类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创新。
我在书中比较了创新和传承的观念跟其他的哲学思想的关系。它到底是更趋向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还是更趋向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人生观到底是入世还是出世的，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创新和传承跟无神论和宗教也并不矛盾。书中提到，自然产生的生命是多么的偶然和宝贵。我们作为智能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讨论这个生命的意义问题，必然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的火种有序地传承下去。对比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有很多价值观都是东西方相通的。中国和西方最主要的差异是，西方在近两千年主要是宗教，它是崇拜上帝的，中国人主要的崇拜对象是祖先，是祖先崇拜的文化。祖先崇拜的文化更讲究传承。
因为古代没有人讲要注重创新，我们知道儒家说要立功立德立言，其实这也是创新。如果你的东西跟前人完全一样，那无所谓立功立德立言，立了以后更注重后代把它传承下去，正是它有那么一点点创新。但是古代人更多注重传承，而这是非常好的优点。
比起享乐和财富，创新主义的价值观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更加普适，更有包容性、更具有可持续性。
首先它是自洽的，正因为我们不断地经历创新和传承，所以我们更要将其接力下去。如果把它作为价值观，来指导个人生活、企业经营或政策、教育制度、人口政策，会得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
其次，它代表的价值观也是比较高级和正能量的。前面网上也在传，梁建章说躺平可能很快乐，但是创新更加高级。它代表一种进取、学习、理性和交流的人生哲学，也代表更加平等、轻松、宽松、协作的企业文化，也是代表了更加开放、包容和生育友好的国家政策。所以创新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更加正能量、更加先进的价值观。它更加高级、更加充实，注重合作，而且更注重可持续的发展。
澎湃新闻：在本书的第三章，您讨论了马尔萨斯理论及其影响，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引发收入提高，导致生育率的提高；而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下降，最终带来人均收入的下降。但您也指出马尔萨斯理论与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不符，能否请您展开谈谈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梁建章：马尔萨斯理论的主要论点可以表述为：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育率提高；
•人口增长→人均土地下降→人均收入下降。
马尔萨斯认为，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短暂的人均收入提高，但是收入提高的人很快会生育更多的孩子，人均土地会减少，农业生产率就会降低，从而抵消了原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技术进步的长期效果，只是增加人口，并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
在马尔萨斯理论被提出的18世纪末，正值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因此，当时的人们在总结历史规律时，观察视角主要集中在农业社会。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套理论忽略了创新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
站在今天的视角会发现，农业已经在现代经济中处于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5%，如今在中国，农业所占的比重也不到12%。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创新速度比农业技术要快得多，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压倒马尔萨斯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并没有像马尔萨斯理论一样生育出更多的孩子。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所有国家，随着收入的提高，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而且一旦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生育率就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一旦达到10000美元，很多国家的生育率甚至降到了不可持续的1.5以下。因此，当代的经济和人口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理论只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或者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贫穷的非洲国家。
澎湃新闻：在全球许多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是否为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生育福利，以及家庭能否负担抚养孩子的开支费用。在人们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和自身生活的当下，社会应该提供怎样的政策以鼓励生育？
梁建章：我提出过鼓励生育的十大福利政策，前几个都是现金跟税收方面的，第一个就是发钱了，我觉得一孩家庭发个一千块，两孩家庭发个三千块，三孩家庭可能发个六千块，才足够让一些人去改变生育的观念。
第二是税收减免，我觉得社保和所得税方面可以考虑让二孩家庭减免，三孩家庭几乎可以全免的政策。
此外还有房价补贴，在一些房价高的城市我们可以提倡，比如说三孩家庭打对折，或者说我们的住房贷款的利息可以免除，这样一些政策。这些都是直接的经济奖励。
下面七个政策，我觉得是可以真正减少时间机会成本的。比如说，建设很多托儿所我们现在幼托率只有5%左右，比起生育福利做得好的国家低很多。像法国的入托率可以达到50%，所以中国还需要建设很多福利型的高质量的幼托中心。
其次，引进保姆，我们现在中国的保姆，大城市已经到了每个月一万块钱的工资水平，大部分家庭承受不了。如果我们引进其他国家的保姆，可能能够大幅度缓解我们，尤其是职业妇女的育儿时间成本。
第三，是男女平等的产假。父亲也应该承担很大的，最好是同样的育儿的时间责任。如果让男人也必须休几个月的产假，就可以分担相当一部分职业妇女的育儿的时间成本。
第四，应该提倡给更多职业妇女灵活办公的选择。目前国内一些公司允许所有员工一周可以有两天在家办公。如果我们有更多灵活办公的选择，可以省下很多通勤的时间，父母双方都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庭。
第五，现在很多女性是单身的状态，她们也有生儿育女的愿望。我们要提供这样的一种途径，提出辅助生育技术的合法化和开放。
第六，是要保障单亲家庭的权利。未来的单亲家庭的育儿的压力（越来越大），要保障单亲家庭享有同样的福利。
第七，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讲，就是教育方面的改革。因为现在家长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成本跟金钱的成本到孩子的教育，但是这种孩子的教育往往是非常无效的，只是为了备考。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教育的改革，来减少这方面的成本。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传承作为未来的价值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享乐方式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人们也更愿意关注如何满足自身的需求。传承，尤其是生育，对于个人的要求极高，并且要求家庭持续付出。在您看来，社会应该如何对待传承背后的挑战？
梁建章：人口问题达到一个社会共识，公共政策才会落实。我们说鼓励生育需要花钱。首先要由国家或者社会来承担一部分抚养孩子的成本，因为孩子未来会对整个国家作出贡献，成为纳税者和创新者。如果国家分摊这个成本的话，需要多少钱呢？GDP的5％到10％。听起来是一个挺大的数字，但我们是拿得出这个钱的。发这么多钱下去，其实并不会影响通胀，反而是缓解现在需求不足的困境。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虽然短期看不到收益，但二十年以后中国的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为什么人口对于创新这么重要？现在能不能生更多的孩子，其实跟我们的自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短期我们对中国经济还是很乐观的。但二十年后，到2040年，如果中国的竞争力和创新力下降，我们在世界竞争格局的财富分配能力就下降，人均收入就会受影响。此外还有世界政治格局问题，我认为中国有着极强的研发能力，可以实现全行业的覆盖。实现整个供应链的自主研发，做出同样质量的产品。根源就是中国的人才跟市场规模足够大。如果能够保持我们现在人口的优势，那对中国的封锁就不可能实现。所以从安全和财富分配的角度，现在的年轻人也需要考虑生育。但这是一个囚徒困境。生孩子是为整个社会做贡献，但从个人利益来说，花了太多的成本，影响了职业生涯发展。只有整个社会行动起来，公共政策上向年轻人倾斜，向创新的活动倾斜，向生孩子倾斜，才有可能去避免这样的困境。
澎湃新闻：在第五章，您梳理了创新主义的哲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创新主义汲取了哪些思想的养分？
梁建章：生命的意义就是要通过创新和传承追求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我们在这里思考这个哲学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基因和知识的大厦。这个基因跟知识的大厦，如果拿人工智能做比喻的话，基因就是代表了硬件或者说算力，知识就是软件，两者缺一不可，你的软件也必须由硬件来承接。如果我们人口很少，可能就承接不了这么大的人类知识，现在是非常庞大的，如果人口很少的，别说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创新。如果人口很少，连现有的知识大厦都承接不了。
知识是我们祖先经过多少年不断的创新和传承，建设起来的大厦。同时我们有几十亿人，基因也是非常宝贵的，是我们创新大厦的硬件，也是经过多少多少年积累的几十亿人。那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火炬和接力能够继续下去，实现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
什么是长期繁荣？长期繁荣，从物理上来说，就是要时间长，有很长时间的延续。空间广，现在是覆盖到全部地球，将来要覆盖到其它星球，空间要广，所以旅行很重要。数量要多，如果要空间广的话，数量也要多。此外还要有趣，如果仅仅是数量多、空间广、时间长的话，可能细菌也是很长时间到处都是，但是它不够有趣，那我们人类不光是时间长、空间广、数量多，而且要有趣。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正式地提出生命的意义。
那为什么现在要讲创新和传承？全球的年轻人都需要寻找意义，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说躺平。躺平很快乐，但是不够高级，躺平包括人口也不在乎，或者说生孩子也不在乎。确实，如果不生孩子、不努力工作，你确实是可以让自己没有压力地生活下去，因为现在温饱不是问题。但是这样一种人生，确实是缺乏意义是不够高级的，我们主张的是要追求创新和传承。
希望我的书，主要能在推动国家政策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年轻人的躺平观念确实是生活压力太大了，但是国家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向年轻人倾斜，无论是帮助他们成家立业、生孩子，或者帮他们实现自己的创新追求，都是可以做更多事情的，当然我们企业也可以助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国家的政策。当然每个年轻人个人也应该思考如何实现创新和传承的意义。
澎湃新闻：在本书的第九章，您提到了人工智能，创新主义与科技伦理，随着人工智能以及设备的不断迭代，未来人们的虚拟生活将变得极为丰富。在您看来，科技创新将会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梁建章：科学的方法是创新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创新需要很多人，而且创新需要很多人的合作，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创新精确量化以后就可以被验证，你可以验证他的理论，也可以来提出不同的意见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因为是用科学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话语体系里面，可以验证互相的结果。这是西方近代的一个特别成功的创新模式，比中国或者东方的创新模式提升了一个很大的层次。
现在的创新方式，更加会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比如说现在的开源网络，科学的方法过去非常成功的就是学术创新网络，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经济学，有一帮教授互相看对方的论文，然后去验证、修正。这是学术创新的网络，让更多人参与以后就大大加速了创新的效率和速度。
现在开源网络更是如此了，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来贡献一行程序，或者贡献一个内容。我们的内容做好了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共享。这种互联网的形式，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创新。
创新需要很多人，需要很多的人合作，或者说很多人的思想碰撞。所以就得出这样一个创新力模型，这是我创造的一个模型，大家可能也看到过，人口数量乘以人口能力乘以内部交流量加外部交流量，跟人脑的这样一种神经网络的组织形式是很像的，也是神经元的数量、神经元的强度和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强度，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其实也是如此，取决于人的数量、人的能力和内外交流量。
如果大家认可这样一个模型，认可创新的重要性的话，其实一个国家的创新根本上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跟人口。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利于创新，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利润的机制。而且，它的网络是金字塔形的，不是一个放开的连接，计划经济上家和下家是命令式的，而不是有无限的可能性，跟其他的企业去做连接，所以它的连接强度也会低很多。
澎湃新闻：许多人提出，现代科技公司已经满足了现代人的大部分需求，包括社交，娱乐，并且为衣食住行提供便利。在您看来，未来的人们是否还有动力去追求个人的精神需要？未来人们对于创新的追求将源自何处？
梁建章：创新和传承作为价值观，比起其他的价值观更加高级，更加接近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能。它更加充实更加科学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它代表了积极交流和理性的哲学，也代表更加平等、宽松和协作的企业文化，也代表了一个更加开放和生育友好的国家政策。
但创新主义的价值观不会躺平，因为我们知道，躺平很容易，也更快乐，但是创新更加高级。
还有就是费米悖论。大家都知道的，之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外星人，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就失去了追求创新和传承，包括旅行的追求。可能是永生或者是进入虚拟世界，还是说都不生孩子。因为躺平跟绝后确实很容易，也更快乐。如果每个年轻人都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只从他那一代考虑，而不是从人类长期意义追求的考虑，那么生孩子也好，创新也好，确实非常辛苦，个人得到了利益的小头，而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长期来看得到了大头。
所以，无论是要鼓励生孩子，或者鼓励太空旅游、做环保，都是需要让这个社会达成一种共识，创新主义的共识。
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哲学意义的角度提出这样一种共识，供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