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经济活动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2024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9月5-7日在上海举行，在《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下半场》闭门会环节，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发表主题演讲。
对于当前需求不足局面的诊断以及政策方面的建议，目前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他总结认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些时候车要转弯，而转弯就相当于经济转型，在高速公路转弯的时候需要减速，如果继续维持非常高的速度非常不安全，也很可能转不过去。但在转弯的过程中，尽管要减速，但如果速度太低，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可能会被追尾，车可能会熄火，以至于转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从今年二季度以来，我们看到消费者在消费开支上出现了很广泛的减速，连啤酒、牛奶等日常消费品的消费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这些证据和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他分析，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更多放在促进经济产业的升级，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增长，而在促进消费上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政策，最终是否可以形成一个长期可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闭环，值得深思。
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部分有删减）：
关于中国经济的情况，我想中国的经济观察者应该存在比较广泛的共识。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然相对比较突出。总需求进一步减弱的风险，可能是今年三季度到四季度的主导性风险。但其中真正的问题是，对于需求不足局面的诊断以及政策方面的建议，目前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局面是转型的代价，成长的烦恼。
经济要从过去依靠机械（制造）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转向依靠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经历一段相对比较低速的增长。因此，目前的局面是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是必须面对的局面。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总需求不足，总体价格水平以及再就业压力，尤其青年人和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突出。
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当务之急是尽快刺激和稳定总需求，使总体物价水平能够尽快恢复到合意水平，使就业率、失业率能够回到相对比较正常的区间。而管理短期的总需求波动，与经济的结构转型是相对可以分离开来。
这两种不同的争议，看上去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争议，是一种经济理念层面的争议。这种争议来源于方法和信念的差异，不见得来源于对经济数据观察的差异。
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把这两种争议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经济转型的过程，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些时候车要转弯，而转弯就相当于经济转型，在高速公路转弯的时候需要减速，如果继续维持非常高的速度非常不安全，也很可能转不过去。但在转弯的过程中，尽管要减速，但如果速度太低，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可能会被追尾，车可能会熄火，以至于转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在经济上是非常不合算的。
当前，需求不足的局面与经济转型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速度是刚刚好，还是相对转型的需求仍处在过低水平，需要我们观察更广泛的证据并作出结论。
从今年二季度以来，我们看到消费者在消费开支上出现了很广泛的减速，连啤酒、牛奶等日常消费品的消费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这些证据和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过去几年的经济困难，房地产市场调整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非常多的观察者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类比为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认为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因为）泡沫的破灭、价格的大幅度地修正，以及需求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种比较毫无疑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特别是从需求端来看问题。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确实节节下滑，尤其是新房市场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滑。
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国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看法、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安全性的确定性的看法，变得比一季度之前更加谨慎。在这样的条件下，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资产配置行为上，包括对房地产的配置行为变得更加保守。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看起来可能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这种变化毫无疑问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在几个层面上是非常特殊的，是其他国家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不曾经历过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三个巨大的挑战和调整：
第一，从2021年之前的高周转模式转向未来的制造模式。
第二，从以前的大型集团公司在法律上作为独立法人管理众多项目，统一地调配资金的协调流动性，过渡到未来资金的管理、流动性的管理，是以单个独立法人的项目为中心。
第三，从过去以预售制为主的销售模式，预售房屋在全部房屋销售中，占比接近90%，过渡到以现房销售为主的模式。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模式正在经历这三种转型和过渡，这给房地产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
其中，短期内非常突出的挑战是在资金层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这种巨大的压力既表现在债务融资上，也表现在权益融资上。但是，同这种巨大的资金融资压力相对应的是，从资金流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年各类金融机构总体上都在大量地降低对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敞口。
要完成这样巨大的过渡，房地产企业需要包括债务融资、权益融资在内的巨量资金。但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应角度来看，金融体系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供应实际上是在大幅削减的。
这样的矛盾，导致了房地产企业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使得房地产企业的调整不能那么非常平滑、顺利地展开，再叠加需求端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整个房地产行业深陷困境。
这种困境看起来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这种困境的出现和维持，也成为经济转型和调整过程中增长率不及预期、需求弱、地方财政困难非常基础的原因之一。
展望未来，通过刺激居住需求、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从需求端来调整房地产市场当然是有作用的。
但是，帮助房地产企业完成三个方面的巨大过渡，在供应侧采取更加有力、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可能更加重要。
我觉得中国和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产能过剩的形成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中国把它看成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更多把它看成与中国的产业政策、大量的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市场扭曲。
这些看法多少都有一些道理，但在这些看法产生的背后，跟以前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由此所带来的不同国家国内政治上的压力。
比如，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快速地获得竞争优势，不管是对德国还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政治上毫无疑问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如果这些压力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毫无疑问，它对于以规则为基础，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的全球贸易体系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产出，可能比七大工业国在制造业上的产出总和还要大。
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的总需求、总供给波动，还是中国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都会对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工业国产生非常大的溢出效应。如果这种溢出效应，在其他国家产生政治上的反弹，对中国也会带来外部经济环境方面的挑战。
这也意味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在产业政策、宏观经济以及运行管理上，需要采取一些不一样的视角，需要采取更具有全球视野的想法和做法。
第三个维度，尽管经济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越来越多转向依靠TFP（全要素生产率），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让消费者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人们对于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对消费的需求，是驱动经济活动最终极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更多放在促进经济产业的升级，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增长，而在促进消费上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最终是否可以形成一个长期可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闭环，是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的。
说到底，消费活动应该是所有经济活动最终极的目的。而我们在自己消费层面的政策，迄今为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