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当前亟需超预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力扭转预期
财联社9月14日讯（记者彭科峰）9月13日，由财联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行业年会暨“拓扑奖”颁奖典礼在上海陆家嘴举行，来自银行、保险、信托、理财子等多个金融领域的数十家机构代表共计200余人济济一堂，就“开拓·金融发展新阶段”的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
会议期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总需求下行压力正在不断增强，亟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力协作，以超预期的手段扭转趋势。同时，中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减碳）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抓手，金融业在这些方面大有可为。
当前总需求下行压力明显亟需一揽子、超预期政策扭转预期
屈宏斌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当前物价下行压力正在不断增强。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说，物价下行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平衡的问题。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不是一般的失衡，所以才会导致总体物价水平过低甚至负增长。
屈宏斌表示，目前有诸多指标可以佐证这一趋势。比如，今年前7个月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是0，相比去年下半年的负增长有所改善，但它仍然是非常低的增长。相对于过去持续多年的双位数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再比如消费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3.2%，而2019年之前的前十年平均的增速在9%到11%的区间。当前实体经济中各行各业的内卷，本质也是供需相对失衡造成的。
再者就是物价指数中多个指标的低迷。尽管近期CPI还在0以上，但是PPI已经降到1%左右，最近三个月都在0.5%。根据统计局官方数字，能够全面衡量整体经济物价指数的GDP平减指数，过去连续五个季度都是负数。同时，即便是出口超预期，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未来出口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屈宏斌认为，要应对需求不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要及时发挥作用。理论上，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当前，无论是地方政府发债的进度，还是在整个广义的财政实际支出方面，都没有达到此前既定预算的力度。面对当前的形势，政府应当积极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在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的背景下，中央财政必须积极出手。客观来看，中国的中央财政无论是财政赤字也好，还是债务率也好，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最低的，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大胆的扩张财政赤字率，3%的红线绝非不能突破。
屈宏斌还表示，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相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应该起更大的作用。但这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就可以躺平。财政政策需要货币信贷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目前货币信贷全面下行的状况。
在当前情况下，货币政策面临哪些制约？屈宏斌指出，主要有三方面的约束。首先，大众对物价下行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其次，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利差在缩小，已经创下历史新低，推动利率下行对银行体系会带来压力。最后，中美息差的持续扩大，对货币政策的宽松也有巨大制约，若操作不当，可能导致人民币持续贬值，更多资金外流。
但屈宏斌指出，美联储降息在即，这将为央行进一步降低利率打开更大的空间。加上美元指数的回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因此，期待下一步央行“量价并举”，进行超预期的一揽子动作，比如可以通过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方式调解流动性，为中央扩大财政赤字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总之，唯有通过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合力，才能彻底扭转需求不振的势头。“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关键是力度要超预期。”
中高端制造业+绿色（减碳）经济将成未来经济两大抓手，金融业仍大有可为
屈宏斌表示，过去房地产+铁公基占GDP的总量实际超过30%以上，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在40%以上。但现在形势已经发生改变，目前来看，中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减碳）经济完全有可能替代过去的铁公基和房地产，使中国经济增长有望重回5%-6%的健康增长区间。
屈宏斌指出，即便不考虑现在的物价下行压力，中国未来也必须向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按照OECD（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定义范围，涵盖12个产业，其中9个是制造业工业，3个是服务业。这些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产业方向。目前，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至少有两个独特的优势，第一是工程师红利，第二是完备的基建。在工程师红利的推动下，我们未来有希望涌现出更多的大疆、华为、比亚迪，发挥带头作用。
绿色（减碳）也开拓了新的增长领域，中国过去十年已经开始布局并在各个领域奠定了基础。“3060”目标，意味着我们未来30年要在绿色减碳方面做487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这些新增投资的总额比过去30年在房地产和铁公基累计的投资总额都要大很多，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屈宏斌还表示，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中，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仍然大有可为。过去20年，金融主要以服务铁公基、房地产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为主，未来需要向中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减碳）提供优质的信贷服务。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发挥金融尤其是银行的作用。因此，有关方面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帮助银行业应对转型压力，并给予宽松的容错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