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晔代表：从事一线调解17年，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转化为代表建议

转自：上观新闻

今年两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孙晔围绕小区自治和商事调解等议题提交了2件议案和2件建议。熟悉孙晔的人都知道，她的议案和建议总是很接地气。当年了17年人民调解员，经常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直面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这也成为孙晔发现基层治理难点的鲜活触角。

在奔波于一个个现场、调解完一起起纠纷之后，孙晔经常深入社区调研走访，了解某一个问题背后的成因、堵点，思考破解之道，提出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建议，助力相关部门推动共性问题解决。

调解纠纷17年，努力促成“双赢”

“有别于诉讼和仲裁，调解工作一手牵两家，是可以让双方达成‘双赢’的。”孙晔是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会长兼浦东新区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也是上海最年轻的首席人民调解员。

2006年大学毕业后，孙晔就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先后针对医患纠纷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法院民商事矛盾纠纷等进行调解。2015年，孙晔被选聘为浦东新区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负责物业领域的矛盾纠纷调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体的权益意识不断提高，这使得调解工作者既需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具备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共情能力。因为调解工作需要，法学专业毕业的孙晔，由法律专业人才变成全才，如今她“看得懂建设施工合同中的规划地图，也大致熟悉财会报表，还能看懂医院诊疗报告和就医流程”。“调解工作讲究专业性，传统磨嘴皮、打感情牌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只有熟悉了解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才能给出合理的调解意见，让当事人信服。”孙晔说。

凭借着专业和公正，孙晔让一起起看似无解的纠纷得到化解，也收获了当事人的认可。“从事调解工作17年，就是不断看到有人陷入纠纷走投无路，把你当成最后一根稻草，当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吵吵闹闹的双方达成和解，会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深入基层，履职更有深度

从2015年开始，调解物业纠纷成为孙晔的日常工作，这让她直面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对基层治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晔发现，近些年，各地涉及业委会的争议纠纷都呈明显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上海12345市民热线投诉中涉“物业服务”“综合管理”投诉量逐年上升。

孙晔（中）就社区治理问题在塘桥街道某小区走访

如何减少争议的发生？孙晔结合调解案例，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在2018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修改《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调研会上，孙晔建议明确业委会委员候选人的法定条件，细化“负面清单”。最终，市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她的建议，在修法中予以进一步明确。针对住宅小区普遍“停车难”，孙晔建议加强小区机动车停放问题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社区不稳定因素。后来，市房管局出台了关于小区停车的规范性文件。

2020年下半年，孙晔全程参与由上海市大人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牵头的《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立法工作。她呼吁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支持、培育调解组织，提出建立准入门槛、引入竞争机制、出台监管制度等构思。最后，她的多条建议被采纳并写入法条。

今年两会，孙晔针对小区自治中的现实问题，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行政指导的建议”和“关于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对《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开展执法检查的议案”。

呼吁先行先试，商事调解应有高发展

“上海要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升级调解工作内涵和外延，充分发挥调解优势和作用，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孙晔看来，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具有自愿性、灵活性、包容性、开放性以及与时俱进性等特点，对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调解所涉范围大、种类多、事项杂，目前能参照的上位法只有《人民调解法》和《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中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并无调解领域的地方专项立法，这也阻碍调解充分发挥“解纷止争”的作用。

“要适时出台调解领域的地方专项立法，为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法治保障。尤其是在商事纠纷解决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商事调解的法律地位。”孙晔指出，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以及世界银行将“商事纠纷解决”作为营商环境评估的重要指标，调解逐渐成为与诉讼、仲裁相并列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重要方式。

孙晔对比了一组数据，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开放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前沿窗口，2023年上海法院系统内民商事一审收案66.55万件，结案65.02万件，结审商业（含金融）28.9万件，占比44.45%。“从诉源治理角度看，商事调解的必要性是显著的。”对此，她建议上海率先出台促进商事调解的框架型立法，并通过立法先行进行探索，推动调解工作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