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戴逸今日辞世,生前称清史是其“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界面新闻记者|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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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他一直在工作,桌子上永远摆着清史工程的稿子,稿子很多,厚厚的,他在不停地阅读和修改。”这就是谈起戴逸时,首先浮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张宏杰脑海中的印象。在今日下午发布的朋友圈中,张宏杰也贴出了自己和戴逸的最后一张合影,称“师恩永存,哀恸难言”。
张宏杰与戴逸的最后一张合影,经张宏杰授权发布。
戴逸原名戴秉衡,1948年8月,时为北大史学系学生的戴逸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因时任校长胡适担保,他才得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由于担心连累家人而改名戴逸。“我是‘逃’出来的,那就叫戴逸吧。”
戴逸从小喜爱历史,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戴逸写道:“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最终,他投入了清史研究。
1955年,戴逸在人民大学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由此开启了他在高校内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后来他以授课讲义为基础,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稿》一出。1958年出版了第一卷,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得到史学前辈吴晗等人的好评。后来应吴晗邀请,32岁的戴逸成为畅销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年轻的编委。
1966年,中宣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六人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但在十年浩劫中,清史所的建立被搁置了。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才正式成立。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作品,戴逸开始主持编写《简明清史》,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清理清朝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戴逸曾回忆他这部作品在“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几乎重新写定。”
《简明清史》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
张宏杰在今日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戴逸是“学术界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清代人物传稿》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又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这个工程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已经对境外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大量的译介。截至2020年底,清史工程共出版“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等各类图书246种3677册。
在谈到对戴逸的印象时,张宏杰称,涉及几百人的清史工程,戴逸是牵头人、总负责人,最后由他来总把关、总定稿,“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应该是都放在工程上了。”
除了编纂,戴逸自己也写作了《乾隆帝及其时代》等著作。在张宏杰看来,《乾隆帝及其时代》是学术作品,同时可读性也非常强,涉及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
在张宏杰眼中,戴逸和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学术权威不一样,“他没有任何距离感,他不是故作平易近人,而是他人格中就有非常清澈的一面,甚至有一种难得的天真”,“(戴逸)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身上还能保留着这样的清澈,这是我在和其他人交往当中比较少见的”。
戴逸和张宏杰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虽然做得很精致、非常深,却缺少通史的眼光,戴逸认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也鼓励我多写一些面对普通读者的作品,因为这些年历史过于专业化,历史研究的成果需要向普通读者普及。”
张宏杰说,每次去看望戴逸,后者都在看清史工程的稿子,“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似乎也没有别的娱乐”。戴逸自己也曾经这样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参考资料:《戴逸自述:我的学术生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07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