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研究所的故事》三十周年征文展赏（十三）| 杨大力：产业研究概论
产业研究概论
杨大力
2022年8月
产业研究是我在申万宏源研究所宏观研究部的研究岗位/方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老同事聚会时，老郑说我是“申万产业研究第一人”。从时间的角度看，我这个“第一人”当之无愧。我是2002年进入研究所宏观研究部的，之前研究所也没有产业研究岗位，从我开始才有了这个岗位。但论专业水平，后来继续做产业研究的海明、小贺都比我要优秀太多，更不要说更为优秀的90和00后浪们了。
2002年宏观研究部设立产业研究岗位有其必然性，体现了杨成长老师的高瞻远瞩。当时国内证券研究刚起步，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学习的主要对象就是老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些时髦的词汇我们从海外的策略报告中常常能够看到，但是在国内研究中如何应用还不得而知。大家普遍的体会是自上而下是宏观策略的事情，自下而上是行业研究的事情。但这二者如何结合，无人知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基本是脱节的，如果能有关联，也是互相“甩锅”时才用得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老师提出了中观产业研究的概念，希望这个岗位能够成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桥梁，承上启下。
2002年11月宏观研究部全体
前排从左往右：李慧勇、杨成长、陆文磊、牟永宁
后排从左往右：翟金林、杨大力、蒋健蓉、李蓉、钱康宁
但由我来做这个产业研究岗位有一定的偶然性。这要从我的实习经历说起。我是2000年7月进入研究所实习的。当时的宏观研究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股市政策研究，二是宏观经济总量研究。在学生时代，谁会好好学习宏观经济学呢，谁又真正学好了宏观经济学？如果老师严格一点，我估计所有的人宏观经济学都可以挂科。同时，股市政策研究上手快，难度要小一些，所以杨老师安排我写一些股市政策研究。股市政策研究的目标是对股市发展影响的重大政策和制度安排，比如印花税、双Q（QDII、QFII）、国有股减持、外资并购等问题。这个研究方向对于现在的从业者是比较陌生的，因为现在我们股市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在当时，股市的运行规则和制度离“机构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还有较大的差距，股市还是有鲜明的政策市痕迹，政策和制度研究是上至机构投资者，下至营业部散户大爷大妈们喜闻乐见的话题。每一个制度变更确实会对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投资机会。
但这个活也没那么好干，往往是晨会时在“三大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看到一些有投资价值的话题时，我们要写短评或是深度研究。如果是短评，往往要当天下班前就要发出，时效性还是很高的。也可以傲娇地说，20年前我们申万研究所就知道要成为市场第一份报告的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政策研究也不好做，很多话题都是我们国内要推出的学习海外的新政策。换句话说，我们当天早上还是白丁，下班前交稿时就要成为专家。要把这个活干好需要几个关键点：第一，手快；第二，文笔好；第三，会优雅地敲边鼓。手快是说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快写完，政策研究不是宏观经济研究，可以全文无数据，只要汉字。我那时感觉办公室里大家打字速度都很快，每天工作的BGM就是噼里啪啦的打字声，有种生产车间的感觉。当我稍作停顿休息的时候，瞥见杨老师正拿起茶壶，猛灌几口继续码字。文笔好是说要让这些枯燥的政策研究写得韵味悠悠，让读者喜欢看。尽管现在从我的文章里只能看到年久失修的钝涩，但在当时还是比较丝滑的。至于说优雅地敲边鼓，是卖方宏观、策略现在还保持的风格，此处不赘述。
我们写出来的稿子，杨老师和李蓉会认真修改。第一次交的稿子，我记得大概头尾保留，但中间内容基本都被改了。这说明，我基本的行文框架还可以，虎头豹尾做到了。中间被修改说明对专业知之甚少，这也很正常。但写了几次后，我稿子基本改得就很少了。
我那时很想实习后留在研究所，所以工作特别勤奋。常常是写完稿子后，主动问杨老师和李蓉，还有什么活需要我干？这样勤奋的实习生，估计哪位领导都不会拒绝。所以我学校毕业后就顺利地进入了研究所。
2002年我成为正式员工后，杨老师开始给我定明确的研究岗位。那时宏观经济总量研究逐步取代股市制度研究成为宏观研究部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分工也慢慢细化了，李慧勇负责GDP和CPI研究，陆文磊负责金融和流动性研究，唐倩负责海外研究。虽然我没有产业研究的专业背景，或许是杨老师觉得我可塑性比较强，就让我去负责做产业研究了。
该如何做产业研究呢？杨老师首先让我写一个未来3-5年的产业发展趋势，看从宏观的角度入手，分析未来3-5年有哪些产业、行业比较好？虽然都是拍脑袋，但是我当时还是认真学习了产业经济学的书籍，并且把投入产出这些晦涩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中。最后的结果是杂糅，把当时大家喜欢的行业归纳一些，辅以体面的投入产出分析工具，但其实是两张皮。那篇报告，我自己都写得不知所云。那也应该是我在研究所写的最差的一篇报告。
同时我也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写不出能说服我自己的有价值的产业报告。另一方面，如果我的研究目标是研究未来3-5年的趋势，是不是意味着我只要写出一篇完美的报告，未来3-5年都不用再写？
我还在想，是不是研究维度要短一些，月度、季度、半年或年度作为研究维度？但是在研究这些短期趋势时，我的产业研究又该如何入手？董樑董老师组织的行业比较报告很受欢迎，但更多是综合各行业进行比较研究，是自下而上的归类总结，我在其中只是打酱油的，没有存在感，没有起到中观研究的应有支撑。
后来我意识到，有些基础的研究可以做，比如产业归类研究。我们A股市场30-40个一级行业，是有明显的产业链关系的。我写了一篇《产业归类研究》，把这些一级行业归为3条产业链条，对于中观综合地理解这些行业，是很有帮助的。现在产业链分析已经是很多制造业的基础分析了，但是在20年前，我能想到这些，还是有一定的创造力的。
当把未来3-5年产业趋势和基础的产业归类研究都做好后，我开始慢慢地切入一些产业专题研究，在2003年底写了一篇《市场导向的重工业化进程》，这可能是我在研究所做产业研究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专题研究了。论深度不算很深，但作为商业机构的咨询报告，清晰、简洁，我觉得至少是合格的。
到了2004年，我慢慢厌倦了产业研究。做了2年之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产业研究的研究方向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如何才能保证我的方向是投资者关注的，对他们是有价值的。又如何能够验证我自己的观点是否对？推荐个股，股价对错是很容易评判，至少EPS预测的准确度是容易判断的。预测GDP增速，也是可以评判的。做产业研究，该如何评判呢？
有个客户给我印象很深，他是一家公司的投资总监，他对我说，大力，看了你的产业报告后，对投资很有启发。但是我自己却很迷茫，我做了两年产业研究，其实股票行情都不怎么看，也不懂股票是什么东西。那时研究所还没有推行派点制度，我至今还分辨不清这位客户对我的评价到底是恭维还是真诚赞美。
当然更多的时候，产业研究给我带来的是挫败感。机构邀请我去路演的机会不多，去机构路演时愿意听的基金经理也不多。有的基金公司很喜欢邀请研究所重要的研究员去和他们品茶论剑，我自视甚高，我跟同事开玩笑，第一次邀请时忘了我，第二次为什么又忘了呢？玩笑的背后，其实是自己的苦涩。
我后来就想转型，不想再干产业研究。当时也有别的基金公司给我offer，让我去做宏观策略研究。每个公司做宏观策略的人其实起点都不低，知识结构或许比做行业研究的人要更复合一些，但干了2-3年后很难如个股研究员那样功成名就。我自己当时分析个股研究是目标比较明确，很聚焦，容易做。宏观、产业研究太虚，太难了，就好比奥数和普通数学的差别。我不想在奥数课上做学渣，我想去做做个股研究，成为普通数学课里的学霸。
最后也感谢黄燕铭老师，收留了我这样没有行业背景，也不太懂会计的人去做个股研究。做了一年个股研究后，我无论是派点，还是新财富，都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做一年就取得一定的认可，除了自身的努力（我那一年确实努力，也很想证明自己，所以此处就暂不谦虚，把个人因素置于平台之前了）和研究所的平台优势外，还有干过产业研究岗位的积累和举重若轻吧。
20年后再回头看产业研究岗位，我自己觉得是重要的，当然对研究者也有更高的要求。在当时，我确实太稚嫩了，难以承担这么重要的岗位。那时去香港路演，销售介绍我说这是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员，英文翻译过来都叫首席经济学家。客户就很委婉地说，我们海外的首席经济学家都是经历过几轮周期的分析师，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那种，大力看上去很年轻，他是在北京有熟人，对政策特别了解吗？20年过去了，无论是从内在的积累，还是外形气质上，我现在更适合这个岗位。
20年再回首，很感恩研究所培养了我扎实的研究基本功，也感谢产业研究这个岗位，让我曾经困惑、迷茫和挣扎，但更多的是让我成长，受益至今。申万研究所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当时很难做到职业、理性，更多的时候是把研究所当成家，温情而感性地在研究所度过了4年美好时光。如果不是老领导们给我命题作文写产业研究的点滴，我本可以多写工作之外的生活。
有一部韩国影片叫《建筑学概论》，讲的却是关于爱情。我没有看过，但是看这个名字和剧情概要就顿生好感。我将本文取名《产业研究概论》，向这部奇特的电影致敬，向研究所的30年致敬，也纪念我在研究所负责产业研究背后的青春、温情和成长。
杨大力，2002年入职研究所，历任研究所宏观研究部、股票研究部高级分析师，先后任职中金公司、兴全基金，现任广发基金专户管理部总经理、投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