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已超出传统汉学范围，有哪些研究新趋势？ | 世界中国学大会
2023年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沪举办，剑桥大学荣休教授、浙江大学讲座讲授，敦煌学、写本专家高亦睿（ImreGalambos）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现场话谈“敦煌学”。
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
1900年，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众多珍贵的典籍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郝春文说，敦煌学的兴起，始于1909年中、法、日等国学者对敦煌文书的研究。此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这门学科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历史、地理等多门学科。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曾介绍，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敦煌学研究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属于中国敦煌学的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是中国敦煌学的蓬勃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中国敦煌学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从中国走向世界。
由于敦煌位于三个世界文明（即中国、印度和伊朗）的交汇处，所以当地的文化也表现出多元文化和多语种的特色。因此，在敦煌藏经洞内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写本不仅包括汉文，还有多种其他语言，如古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和于阗文等。
这些非汉语的写本引发一些西方研究者的关注。高亦睿认为，敦煌文献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中蕴含的多元文化为记录丝绸之路上思想、技术、文本和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这些写本和绘画成为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通过这扇窗，瞥见我们各自世界之间的古老联系。”高亦睿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欧亚大陆上的联系以及东西方之间接触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敦煌体现了跨文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今天如此，一千年前亦如此。”
郝春文指出，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是由中国人的祖先所创造，毫无疑问应该属于中国，中国人有义务和责任对其进行保护和研究。“灿烂辉煌的古代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在同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中发展形成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欢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对其进行研究。”
高亦睿说，敦煌的写本和绘画为研究中国和中亚的中古史提供了重要材料。这些新材料对佛教研究、伊朗语研究、中国文学和经济史等领域的发展贡献良多。“这些领域的研究加总在一起，可以被称为敦煌学，因此，尽管敦煌位于中国，这也依旧是一个国际性研究领域。”
由于敦煌的材料多藏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在这些城市的学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更容易运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收藏分布于不同国家，国际合作自然成为了敦煌学的重中之重。
过去二十年，敦煌学国际合作的最重要平台之一就是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简称IDP）。据高亦睿介绍，该项目秘书处设立于大英图书馆，致力于敦煌写本和其它丝路写本的数字化和修复。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将分散的敦煌写本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重新集合在一起。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圣彼得堡和北京开始，世界各地敦煌写本的主要收藏机构相继设立了数字化工作室。除了数字化这项核心工作，这个项目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走到一起，举办了一系列专门的研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随着研讨会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进来。通过各种合作，国际敦煌项目对敦煌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亦睿表示，中国的敦煌学主要关注汉文写本。因此，这些研究大部分可以被归为汉学。但从国际层面来看，敦煌学已经超出了传统汉学的范围。“大量敦煌写本是非汉文的或用多种语言写成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在多语种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下研究写本，是敦煌学方兴未艾的趋势之一。高亦睿认为，通过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人们可以对中古地方社会历史进行更准确的理解。通过视野转换，新时代的学者能够注意到以往学者未曾关注到的诸多课题和现象。
郝春文也指出，敦煌学是一个中国与国际合作的绝佳平台，可以拓展传统汉学的广度、深度。“外国人的思维逻辑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在双方共同研究敦煌学时，不妨放开自己的眼界，避免被单一语言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