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百年史话㉗ | 鄂南暴动
编者按：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的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欢迎您在微信上留言或把您的读后感发至邮箱：chinayouth2020@126.com
“《中国青年》百年史话”㉗
鄂南暴动
@文/李良明
1927年10月10日，《中国青年》在上海出版第八卷第三号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搞白色恐怖，严禁革命报刊出版而停刊。这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的最后一期，总第168期。《鄂南暴动之经过（咸宁通讯）》就刊登在本期中。
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决定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在会议召开前的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的旨意下，陈独秀黯然离开总书记的岗位，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常委会。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由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是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这里原是1920年由英国人修建的公寓，楼下是印度人开的一家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前面靠三教街，后面靠珞珈碑路的高级公寓。这位苏联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八七会议选择在这里举行，相对比较安全。
出席八七会议的有部分在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监察委员，还有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秘书处和湖南、湖北的代表及负责人共21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险恶，不可能通知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因此称为紧急会议，会议也仅开了一天。会议主要有三项议程：第一，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第二，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第三，改组中央政治局。
8月的武汉，天气很热，有“火炉”之称。但为了保密，代表们由交通员或由前门、或由后门带入会场，进入会场后就不能出来，连门也不能开。从代表们进入会场至会议结束陆续离开，前后竟花了6天工夫。
第一个到会场的是邓小平，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也是八七会议的秘书。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房屋的女主人拉祖莫娃就在门口望风，午餐也是她一手操办的大列巴（面包）和牛肉罐头。代表们吃完后接着开会。
从解密的八七会议档案资料看，出席这次会议的两位湖南人，表现特别突出，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是罗亦农。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首先作报告，紧接着，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报告。他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他又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案来争得民权的。”瞿秋白强调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还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明确指出：“罗易给电报与汪（精卫）看自然是错误的，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
在讨论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罗米那兹的报告“全部是很重要的”之后，重点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第二，农民问题；第三，军事方面问题；第四，组织问题。尤其在讲军事方面问题时，毛泽东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罗亦农在发言中开门见山，批评了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指中共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大会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得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这些批评，痛快、深刻，一语中的！罗亦农的发言最精彩的当数批评共产国际的一段话。他说：“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现在称维经斯基，下同）、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1917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
其实，维经斯基、罗易都是在中国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他俩的错误，都是来自共产国际。罗亦农对他俩的批评，就是对共产国际的批评。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广大党员革命群众振奋精神，继续战斗，最后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当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当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次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中国大革命已经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使全党没有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惊慌失措，而是重新鼓起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英雄辈出的年代。正是在八七会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精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英勇无畏，心怀远大理想，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强调湖北秋收暴动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扰乱武汉国民党的统治，牵制其对江西的压迫，在经济上抗租、抗税、抗捐、抗粮，加深武汉政府的经济困难，使湘北与鄂南连成一片。中央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以湖北暴动去策应南昌暴动和呼应湖南秋收暴动。罗亦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8月5日召开湖北省委会议，制订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这个计划确定，在鄂南区域内蒲圻（现为赤壁）、咸宁、通城、崇阳、通山、嘉鱼、武昌县举行暴动，“以蒲圻、咸宁两县为中心和发难地，创成整个鄂南的暴动局面”。暴动成功之后，在各县、市组织革命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暴动队伍的任务是，先取得蒲圻、咸宁两座县城，再取嘉鱼、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在“客观可能时，则须直接威吓武汉，或进攻岳州，威吓长沙”，若不成功，则向长沙以北发展，联络鄂中各处队伍，“创造一独立之局面”。“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暴动日期定在9月1日至5日之间。
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
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日。
提出的暴动口号是：
暴动打倒武汉政府！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
暴动为死难民众报仇！
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
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
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
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
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
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
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
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
暴动组织革命军！
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平民和士兵的革命联合万岁！
农民革命胜利万岁！
革命委员会万岁！
1927年8月20日前后，罗亦农和任旭到鄂南指导工作。9月6日，罗亦农再次南下鄂南，与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在蒲圻莲花塘再次召开各县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各地农军统一整编为农民革命军，实行集中统一指挥，起义时间定为9月10日。
9月8日晚，鄂南特委获悉将有一列火车由武汉开往长沙，火车上装有步枪子弹和饷银数万，押运的敌人仅一个班。
“劫车！”吴德峰当机立断，“真乃天助我也！”他和特委统一意见后立即报告罗亦农。
罗亦农坚定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晚，吴德峰派特委军事负责人黄赤光率300名农军埋伏在铁道两边，以颈上缠红带为号。黄赤光率八九人武装上车，假借十三军查车为名，做缴械工作，再由两旁农民拥起以壮声威。车到时即上车，黄赤光上前先开一枪，大声叫缴械，护车兵士惊惶不知所措，皆不敢动，将械完全缴出。计缴得快枪16支、子弹5箱，收得34000元纸票、86元现大洋。
按照原定计划，劫车成功后攻打蒲圻、咸宁县城。但劫车后军情发生变化，咸宁农军只能集中800人，蒲圻县城守敌力量突然增强，夺取蒲、咸二城胜算不大。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果断决定，放弃攻打蒲、咸二城，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
与此同时，蒲圻四乡数万农民开始拆除武昌至长沙的铁路，砍断电线，炸毁桥梁，使羊楼洞至汀泗桥200余里铁路、公路陷于瘫痪。
1927年10月8日出版的北京《晨报》报道说：
鄂南共产党暴动，其初声势，颇为浩大，武长交通阻断多日。刻经省防军及十三军围剿，共党多退集山中……兵至则逃，兵去复来，肃清极难。
正当鄂南农民暴动声势不断高涨的时候，发生了蒲圻县人民自卫团叛变的“新店事变”。原来，蒲圻县人民自卫团系由原国民党警备队改编，团长刘步一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10月10日晚，早已被国民党省防军收买的这个土匪，突然发动叛乱，杀害了领导鄂南暴动的漆昌元和王钟，并收缴了农军的枪械。第二天，毫不知情的鄂南特委转移到蒲圻新店时，又遭到刘步一的突袭，特委机关被打散。经过一天一夜苦战，吴德峰率领保留下来的农军转向通山县九宫山。
与此同时，吴光浩率咸宁农军300余人攻打汀泗桥。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农民放鞭、放火，以助声威。此次歼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现大洋六七百元。10月13日，农军占领马桥。15日，农军在刘镇一的率领下，攻打咸宁县城。鄂南特委报告说：
下午七时，刘镇一听说小龙潭一连敌兵开来，遂率队到小龙潭，去时见无军队，直至咸宁。遇一步哨，见面即跑，即至山上散开，枪声一响，马桥及汀泗桥开来之队伍均响应。先是派有五人各带二十元到城内买洋油起火以做内应。后回一人，说被打不能进去。由十二时攻起，至三四时，还未见城内起火，天又将雨。其时火车忽开，闻敌人援兵已到，镇一知己不能攻下咸宁，遂下令叫土枪队先退。退了十余里，天渐雨，快枪队亦退。
咸宁攻而不克，刘镇一率农军重回马桥。10月18日，当地土豪劣绅引导国民党十三军一部攻占马桥，农军退往通山。刘镇一召集咸宁、通山负责人开会，组织咸通军事委员会，刘任总指挥，随后也开往通山九宫山，与吴德峰会合。暴动队在这里坚守，作最后艰苦斗争，延至43天之久。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鄂南暴动最终失败。
鄂南暴动的同时，在中共湖北省委与罗亦农的指导下，湖北的鄂西、鄂东、鄂中、鄂北以及其他地区，也都相继举行了暴动，且都一度取得了胜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布哈林于1927年10月1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也赞誉道：
最近在湖南和湖北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暴动。这两个省农民暴动在迅猛发展……在解决革命中心问题时必须提出湖南和湖北的问题，那里农民已经组织起来，首先是作为暴动的直接中心。这是同我们的部队在汕头遭到失败有关系的，也是同湖南和湖北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开展有关的。
在布哈林看来，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汕头失败后，中国革命的中心应转到湖南和湖北两省。说明共产国际对两湖暴动是十分重视的。
《鄂南暴动之经过》在简要报道鄂南暴动的经过后，对这次暴动作了充分肯定，在通讯最后明确指出：“此次暴动的结果，把通山通城崇阳三县的政权夺到农民的手里了，蒲圻咸宁二县虽然没有夺得政权，然而农民都已起来了，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绅一切反革命分子，杀得到的都杀了。这个暴动的成功虽小，但是总算成功了！这个成功，要怎样才能保持呢？必需更扩大争斗，才能在这扩大之中，保持已得的胜利。”
从1927年汪精卫“分共”至当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秋暴意义重大。它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在全省大范围内，按照省委统一的部署行动起来，反映了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正如中共湖北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说，这三个月的秋暴，“保存了共产党的组织，使同志了解了土地革命的意义；铲除了机会主义的流毒，锻炼出能够斗争的党员，证明了省委策略的正确；农民认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引起农民革命的热情；摧毁了乡村封建势力的基础，促进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摇动了武汉政府的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