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什么
作 者：朱海就
哈耶克的贡献非常多，如说什么是他对人类最有价值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反乌托邦”。乌托邦也称为“建构主义”或“唯理主义”。乌托邦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疑是人类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中最为深重的，因此，提醒人们警惕乌托邦，防止乌托邦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乌托邦的反面是开放社会或自发秩序。哈耶克的“反乌托邦”，是通过提供有关使开放社会得以可能的理论实现的。因此，他的自发秩序理论，其实也就是反乌托邦理论。哈耶克提出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世界的理解之上的，而这种理解又是建立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之上的，尤其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他的理论不是演绎性的，但有着可靠的方法论基础，如他的著名文章《经济学与知识》充分体现了主观主义的方法。他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反乌托邦的观念，还为反乌托邦提供了制度上的参考，如他的政治哲学，包括法律、政府权力的界限和法治政府的构想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贡献。
为什么要反乌托邦？我们说，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他所拥有的大部分消费品都不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来生产，即他的生存和需求的满足都要依赖于分工合作的体系才能实现。分工合作的发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的生活水平。那么，分工合作怎么才能有效进行呢？哈耶克认为它有赖于一般性规则，也就是自发演化产生的，具有抽象性、否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规则，比如货币、道德、法律和语言，就属于这样的规则，这种规则是无数人互动的结果。
然而，“乌托邦”正是试图用人为的规则和命令取代一般性规则，这样就必然会阻碍分工合作的充分实现，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哈耶克强调，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不能设计出与市场自发产生的规则具有相同功能的规则。比如哈耶克认为，有效的货币制度，应该是人们在“自利”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不能人为建构出来，所以他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当试图以人为的建构来取代市场自发的演化过程时，就是在建构乌托邦。他认为目前在货币和法律两个领域，受到的政府干预是特别严重的，扭曲特别厉害，与自发秩序的要求相去甚远，也就是还存在着“金融乌托邦”和“立法乌托邦”。当然，在道德和语言等领域，也是同样受到严重的干预。
哈耶克强调，要演化产生“好”的结果，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不能对社会进行控制，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这样会阻碍自发的演化，使很多本来可以出现的“好”的演化结果不能出现。这就是政府控制所造成的“看不见的损害”。如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所指出的，我们要看到这种“看不见的损害”，而不能只看到政府行为产生的那个“看得见的结果”，如刺激了经济，增加了就业等等。
经常地，会有人问“暴君或专制政府是不是演化的产物？”意思是如果认为演化将产生“好”的结果，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坏的结果的出现呢？对此，我们说要演化产生“好”的结果，对人的行动是有要求的，就是要遵循一般性规则。那种产生“好”的结果的演化，不能被视为一个任意的过程，而是以人们认识和遵循一般性规则为基础的。“自发”不等于“任意”，这是哈耶克特别强调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出现“坏”的结果，而在于它能不能得到纠正。如人们普遍地、长期地接受了一种乌托邦的观念，那么“坏”的结果是很难得到纠正的。
可以把“反乌托邦”视为一个重要的“原理”。对这一“原理”的违背是常见的，比如，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政府“重视”某个问题，某个问题就会解决。如政府重视科技，科技进步就会发生；政府重视金融安全，金融领域的风险就会得到控制等等。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人定胜天”的乌托邦思维，它就像“大跃进”时代的那种观念，认为只要政府重视钢铁生产，钢铁产量的目标就能实现一样。
乌托邦的问题，关键还不在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而在于人为地追求目标的方式无视代价，也忽视了代价。如实现了金融安全，却牺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个代价比实现目标所获得的收益大得多。在人的行动构成的经济社会领域，“重视”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遵循规律，让“好”的结果以非意图的方式间接地产生。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这样的例子。如直接去追求某个目标，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远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目前占据主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结出的一个怪胎就是在金融领域制造了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主角是中央银行，它试图盯着各项宏观指标，对经济进行调控，相当于扮演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就如中央计划委员会不能有效地调控经济一样，这种失败同样也会发生在“中央银行”身上。因为 “经济”是一般性规则基础上产生的自发秩序，是无法用权力来协调的。如用权力来协调它，那么必然会破坏自发秩序，使“经济”失败。
政府权力的作用，仅限于执行一般性规则，维护自发秩序，让自发秩序的更好运转提供框架。但是，中央银行的作用，并不是维护自发秩序，而是破坏自发秩序，包括垄断货币发行，保护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体系等等。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盯着各种统计指标，调控利率。很显然，这是把经济学变成统计学，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因为经济的好坏取决于协调的程度，而不是指标的高低。经济的好坏和统计指标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不能认为某个数值（如CPI）高了，协调的程度就更好了或更坏了，这意味着这些统计指标都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没有经济学意义。并且，统计指标本身就是货币政策的产物，中央银行相当于自己调控自己，而不是在调控“经济”。所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盲目的。
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容易走上理性建构（乌托邦）的道路，是因为它并不是以真实的人为假设的，而是“理性人”假设，即把人的行为简化为各种函数，经济学家可以对它进行最优的计算，比如体现在各种机制设计理论和实证主义经济学中。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的最优理论，它导致一些主流经济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脑和市场机制，来主导社会的运行，这属于“人工智能乌托邦”，它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必然推论。
破除乌托邦的关键，是回到一般性规则。关于一般性规则，可以举些例子。比如私有产权、竞争和价格的自发产生都是一般性规则。如让专家来代替消费者，对某项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价，确定等级，然后强制让大众接受这种等级，这就违背了一般性规则，因为这种方式否定了个体自主确定价值，并以自主选择的方式产生价格和品牌等的权利。价格和品牌正是无数个体在匿名的评价和交易中自发产生的。计划经济正是以专家评价代替市场评价为特征的，目前在很多领域，如在科研领域，仍然通行这种专家评价和等级制，这属于“科研乌托邦”，它对于知识创新是非常不利的。
哈耶克的“反乌托邦”思想，对当下面临的经济复苏问题也有重要启示。我们说，乌托邦思维正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因为它扭曲了人的行为，把人的行为引到与价值创造无关的领域中，如科研领域普遍存在。减少一点乌托邦思维，把扭曲的制度回归正常，更多地让价格和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就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不应该着眼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而是要着眼于纠正扭曲的制度，使之与一般性规则相符，这种方式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成本最低的，因为它不像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那样，需要大量的投入。相反，在没有纠正扭曲的制度的情况下，推行各种政策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会使问题加重。
人们当下面临的威胁，包括战争和经济危机，都是乌托邦思维的产物。破除流行的乌托邦思维绝非易事。哈耶克很大程度上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正是破除乌托邦，而不是考虑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可以做什么，他说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使得从今天的政治角度看来不可行的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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