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新闻媒体的“门牌号码”
王汉威
《北京新闻史（1421-1949）》
王润泽等著人民出版社
《北京新闻史（1421-1949）》（以下称《北京新闻史》）将1949年前北京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加以清晰梳理，给出了北京新闻媒体发展的时空分布的“门牌号码”。
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质，是在新闻史写作进程中实现了新闻本体意识与政治意识的有机融合。与西方相比，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与政治的共振更为突出，即便是民营报业也概莫能外，因此，新闻史的叙事容易成为政治史的协奏，反而遮蔽了新闻史本身的问题意识；而新闻本体史的思维正是试图唤回对新闻本身的关注与反思，回归到新闻事业本身的特性之中。看起来，本体意识与政治意识代表了不同的话语范式，强调了不同的问题面向，但是《北京新闻史》通过对新闻学元问题的触达，将这两者有效地合二为一，在专注于新闻媒体基本状况的基础之上，讨论了包括古代与近代新闻传播的承递关系、清末新闻业与政治变革的关系、新闻业现代化的过程和路径，以及党报理论中涉及的诸多关键问题。由史而彰本体，由论而显政治，通过将中国新闻史传统议题的关系化，新闻史所描绘的新闻舆论网络与其他场域交叠起来，新闻事业的主体性非但没有由于政治变迁的线索而淡化，反而成为了宏观历史行进到近代后所出现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
作者团队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指向的是作为地方的北京与作为文化整体的中国间的关系协调。区别于一般地区，北京自明清而来就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存在，这使得对北京新闻史的书写一方面应当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区域或局部，其新闻教育、新闻团体、新闻政策的繁荣与鲜明远较其他地区为盛，从而折射了北京作为文化地理范畴的特殊底色；另一方面，以北京折射中国的整体历史变迁，并从具体而微的新闻实践角度阐释和形塑中华民族的救亡叙事。在这一组对立统一之中，全球史的视野也由此显现。从清末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新闻活动，到西方新闻教育模式的本土移植，再到日伪政权在北平的新闻活动及其覆灭，其所反映的不仅是在北京这一局域所发生的诸新闻活动，还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所伴生的由资本及其衍生的强权所支配的信息秩序在世界范围内的初步确立，新闻业正是在这种外来结构与本土秩序间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对北京新闻业的探讨也正是对全球与地方、西方与中国等一系列极为关键的空间关系的管窥，这启发新闻史学者调整自身的观察尺度，在更为宏观的层面重审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全书末尾收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确立，这也展示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突破，中国的新闻业虽然与西方新闻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但前者绝不是后者的简单复刻和特定延伸，而是在党的方针和本土特性的持续塑造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发展路径，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逻辑奠定了论说基础，同时，就新闻规范理论的个别与普遍、地方与全球问题的辩证思考也由此发端。
可以说，通过对元问题的建构与回答，以及叙事视野的放缩与投射，《北京新闻史》完成了北京新闻事业的主体性构建以及地方新闻史书写的方向阐释，相应地，也就分别在文化的舆论场域与实在的地理空间两个层面完成了对“新闻”与“北京”的证成，在空间的三维上，“历史”作为第四维度——时间，完成了《北京新闻史》所描绘时空的点睛之笔。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北京新闻史》体现出了两大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对主体的强调，例如从第三章起到第六章，分别介绍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政权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新闻活动，这反映的仍然是新闻与政治间的深刻关系。其二则是对特定历史节点的高度重视，非常关注新闻相关活动所在的转型时段，以“七七事变”后日伪对北平报纸的掠夺和改造为例，陈继静副教授用了长达15页的篇幅深描了1937年7月到1939年4月短短不到两年的历史，报业由于侵略先是陷入突然的死寂，又由于日伪政权的掠夺、扶持与改造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一破一立间，国民党主导的徘徊发展的新闻业转变为侵略者主导的沐猴而冠的新闻业，一种相对的稳态经历了短暂的乱纪元后落入了另一种稳态，这种转变本身是历史维度最集中的体现，其意味着对之前国民党统治下新闻事业的否定，同时也开启了对日伪新闻实践路径自身的破灭进程，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新闻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重建，这一围绕着救亡主题的新闻史书写的正反合才得以完成，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在《北京新闻史》的宏观架构中得以彰显。这种对节点的重视还体现在第八章广播史的叙述中，艾红红教授团队集中关注了北平解放前人民广播在本地的收听情况，不仅有效地说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新闻事业如何致力于党和人民的血脉联系，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艰辛努力，着墨介绍了陆光炽等地下党员根据收听记录印发《新闻资料》的努力，突出了历史转折中个体的能动和实践，使得这本著作不再是对新闻业宏观发展的简笔描摹，而是通过新闻实践成为了具体的人所创造的历史篇章。
《北京新闻史》第一次全面系统整理、挖掘和梳理了北京地区的新闻传播史料，探索了作为政治核心地区的北京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植根于中国特有的新闻传播历程，创新和发展中国新闻史理论，为北京市的文化发展和相关学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史学支撑，弥补了北京新闻史系统研究长期缺失的遗憾。中国新闻史泰斗方汉奇先生不仅欣喜地为该著作题写了书名，更评价说：“最近出版的润泽主持撰写的《北京新闻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弥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