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故事 学党史 | 党员要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
转自：自然资源部
编者按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自然资源部直属机关党委、中国自然资源报社共同开设“读故事学党史”专栏。
本专栏每周一期，陆续刊发关于党的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工作方法的党史故事，推动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职工进一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党员要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规定，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接受监督，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党内绝不容许。1953年底到1954年初，针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岗和饶漱石都是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的主要领导干部。但随着个人私欲的膨胀，最终走上了一条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道路。
1952年底，高岗从东北调往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饶漱石也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为顺利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高岗、饶漱石认为夺取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火力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高岗对刘少奇的不满有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夕，高岗主政东北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过“左”的错误，遭到了刘少奇的批评。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此开始。他开始搜集刘少奇“亲美”的材料，罗列刘少奇工作中的“错误”，并大肆宣扬。特别是当他发现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后，便认定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更加坚定了夺权信心。1953年三四月间，为减少行政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并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周恩来只分管了外交工作。高岗则分管了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部门。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分工调整，但在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意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高岗认为，全面夺权的时机即将到来。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解决如何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批评了近半年来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高岗和他的少数追随者首先发难，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纷争。高岗在发言中以批判薄一波为名，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同志过去讲的个别欠妥的话来进行攻击和煽动。会外，他又和饶漱石宣扬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摊摊”。饶漱石借机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圈”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起进攻，矛头直指刘少奇。
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周游”华东和中南。在一些高级干部中大量散布为了分裂党和篡夺领导权而捏造的所谓“两党论”“军党论”。他说，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中，应该彻底改组。他甚至还在杭州与林彪密谋“中央人选”的名单，实际上就是执行彻底颠覆党中央领导权而由他来代替的计划。同一时期，饶漱石也在北京发动“讨安倒刘”的闹剧，积极支持和配合高岗的分裂活动。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的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杨尚昆、饶漱石、安子文和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议刚开始，饶漱石就偏离了主题，在会上发动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进而把矛头指向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在此情况下，中央决定暂停会议，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央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这样，会议一直拖到10月下旬。
10月26日、27日，邓小平两次到会并发表讲话，他坚决反对饶漱石在会上的这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肯定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在27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有针对性地强调总路线和党的团结两个问题。
高岗、饶漱石并没有听进去邓小平的话。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更加积极了。他甚至打起邓小平的主意，企图和他搞政治交易。邓小平将这种不正常现象向毛泽东作了反映，促使毛泽东进一步察觉到高岗、饶漱石的种种不正常活动。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在会上警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其间，2月3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在杭州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未能参加会议。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先后就党内团结问题发了言，尖锐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会议最后一天，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中央把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问题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然而，高岗、饶漱石二人并未及时悔悟。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在2月中旬再召开两个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同年4月，中共中央又在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指出要加强监督的问题，他指出：“没有由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1955年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重大斗争取得了完满的胜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工作伴随正风肃纪、惩治腐败、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全过程，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探索和实践，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文章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故事——淬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