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提示 | 你遭遇过“陪伴式抢票”吗——防范演唱会票务市场“黄牛”乱象
一场演出开票后，“秒空”成为常态。但同时，二手售卖平台上，“黄牛”“票务”已经开始高价叫卖。让人不禁疑惑：正规渠道一票难求，“黄牛票”却天价叫卖，那些抢不到的热门演唱会门票，到底都去哪儿了？有“票务”一语道破天机：“因为官网上只会开放30%左右的票，另外70%的票大多都卖给了票务公司。”随着演出市场的不断升温，相关部门不仅需要积极堵塞“黄牛”抢票的技术漏洞，而且要加强票源管理，让票务市场“明”起来。
张学友、周杰伦、五月天、薛之谦……2023年的演唱会群星荟萃，吸金能力强劲，也带动了整个演出市场产生巨变。
“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已经超过2019全年，从总体上看，演出市场实现了快速恢复。演出市场火热也导致一级票务平台格局生变，不再是大麦一家独大的场景。”今年年初，艾瑞咨询TMT事业部咨询总监陈德强在《2023年中国演出票务行业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如是表示。
如今，猫眼、票星球、纷玩岛等都是受观众青睐的购票平台。然而，与演出市场蓬勃回暖相对应的是，热门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再次成为常态。以某歌星的演唱会为例，多名网友称，在购票网站刷新等了好久，连购票页面都没看到，再次刷新就显示售罄了。有媒体了解到，该演唱会门票的票价为500元~2000元，在其他非授权平台购买，需要加价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不过，有网友表示，在购买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订单状态都显示“配票中”，而要退票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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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术花样繁多
“票务”就是“黄牛”
“时间一到，我疯狂点手机，结果刚点进购买页面就显示票已售罄了。”
1月15日下午，距离14时还差几分钟，广东湛江的陈女士就焦急地捧着手机，不敢离开售票页面一秒。14时刚到，她立刻拼命点击抢票键，但明明信息都已提前填好，页面却总是弹出“信息有误”，反复点进又弹出几秒后，页面显示门票“已售罄”。
陈女士提前联系好的多名亲友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要么显示“信息有误”，要么点选座位毫无反应。总之，数十人抢一张票，竟无一成功。
更令陈女士愤怒的是，她浏览社交平台时发现，不少“票务”在放票前就已经对外销售该场演唱会门票了，甚至放话“到时候买不到就不是这个价了”。还有不少“票务”在门票已售罄后仍称自己手中“各个价位的票都有，好位置”。而官方售票平台上限购一张的限制，在“票务”那里完全没有。
“原价480元的票，在那些‘票务’手上已经炒到了2200元。甚至能买到第一排的座位，原价1080元的票卖5300元。”陈女士说，她一搜演唱会信息，基本全是“票务”在宣传，价格都大同小异，甚至有“票务”直言“同行都是这个价，价格比我们低不少的都是骗子”。
记者近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检索关键词“票务”，发现不少自称“票务”的账号在宣传、销售演唱会门票。不少“秒没”的热门演唱会门票，在“票务”那里各种价位的票都有，“别问，都有，能接受价格的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票务”都并非演唱会官方指定的销售平台。有“票务”账号发文称：“票务并不是黄牛，我们的票都是主办方提供的，按照市场定价，虽然不是官方售票，但是手上有的票都是主办方赞助出来或者买过来的。至于为什么你抢不到票，而“票务”却有那么多票？因为官网上只会开放30%左右的票，另外70%的票大多都卖给了票务公司。”
据这些“票务”称，他们手中拿到的票可分为邀请函、记录信息和普通票三类。普通票，是主办方提前预留，未在官方售票平台开售的纸质门票。邀请函和记录信息为内部票，数额少，价格贵。这两类票性质相似，前者为纸质票，后者为电子票，纸质票扫码后也需录入信息。
记者比对了一些“秒没”的演唱会门票售价情况，发现“票务”手中都有大量余票，且票价要高出原价数倍。例如，周杰伦杭州演唱会，官方售价2000元的内场票，一名为“凰乐文化票务”卖6599元，如果想要指定位置到内场中间前10排，价格则为1万元以上，最贵的内场中间第一排20座内，售价2万余元。在官方售票平台上，该场次演唱会每人限购两张，但在“票务”那里，不仅没有限购要求，而且“保证连坐”。
“我们拿票也是需要钱的，按照市场情况来看，热门演出肯定要比原价高不少。只要你出得起钱，我们还能带你进演唱会后台跟明星接触。”一名“票务”表示。
记者了解到，随着演出市场进一步繁荣，互联网技术加快普及应用，为买卖双方创建自由交易环境的二手票务平台也开始野蛮生长。二手票务平台自称汇聚主办方、各级票务公司和个人闲置等票源，票品由卖家自行定价和供应，平台本身不对票品定价。
“这些‘票务’就来自二手票务平台”，有业内人士表示，本来二手票务平台是对传统票务平台的补充，使票务经营模式更加多样、渠道手段更加便捷。但现状却变成消费者在一级票务市场很难购买到热门演出票，大量的票都流入二手票务平台销售，并且加价幅度不设限。“这跟黄牛也没什么两样。”一位演出行业分析人士表示。
此种情形下，不少网友表示质疑：“打击‘黄牛’，就是为了维护票务市场稳定。而这些自称‘票务’的人，高价卖票、扰乱市场，难道说自己不是‘黄牛’就合法吗？这种行为不该打击吗？”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表示，法律上判断一个行为合法与否，主要看其实质法律行为，而非名义法律行为。所谓“票务”如果没有合法的营业资质以及销售演出票的合同依据，只是通过非正规手段赚取票款差价牟取利益，与“黄牛”行为并无差别。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倒卖文艺演出票的，应当被处以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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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渠道肆意抬价
危害正常销售秩序
利之所趋，人之所至。“黄牛”现象由来已久，尤其在线下演出报复性增长、文旅市场火热的当下更甚。一名专营文艺活动票务的“黄牛”晓凯(化名)表示，成为“黄牛”的第一步，就是要打造自己的社交人设：点开他的社交软件，赫然出现了“你有钱，我有票”的“霸气”个性签名。
“代抢接起来！‘科技+人工’命中率高，预算高的可以直接录信息。”“一轮开票命中率最高，需要的赶紧发信息！”“接代拍，特定活动邀请函可定，不拍要后悔了！”无论是抢票的各种渠道手段，还是驾轻就熟的焦虑渲染，都是“黄牛们”获利的“必杀技”。
顺着晓凯发布的信息翻找下去，几乎可以看到各类演出活动的参加渠道、开票日期、抢票业务，以及有理有据的游说，俨然一副“买到就是赚到”的架势。随着票务活动逐渐网络化、电子化，“黄牛”抢票也有了技术加持，不断翻新花样。
而在故事的另一面，某位歌手的粉丝丸子(化名)，却对“黄牛”有着深深的无奈。
“如果能买到正常票，谁会去买高价票呀。对于消费者而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演唱会门票开票秒空，丸子万般无奈之下也从“黄牛”手中买过高价票，“有时候‘黄牛’甚至也不承诺有票，而只是保证‘能带进去’。或者一些场合压根不卖票、不开放，只有‘黄牛’有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去找‘黄牛’，似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丸子说。
在晓凯晒出的聊天记录中，许多购票者难掩欣喜。“成功了，谢谢”“太靠谱了”，明明扰乱了正常售卖秩序，为何却收获了靠谱评价，非法倒卖怎么就成了一些消费者眼中的“良心生意”？
“其实，‘黄牛’通过垄断渠道再肆意抬价的行为，无异于先剥夺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再让部分消费者以更高成本重新获取该权益，变相造成受侵害群体的内部分化和在心理上的双重依赖——这种倒错关系颇具讽刺意味，也是‘黄牛’倒卖现象带来的一种危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文表示，“黄牛”现象已经影响了文艺活动市场培育和规范发展，成为阻碍公共文化服务的“绊脚石”。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需要花更高价格去购票，增加了额外经济负担；对于主办方而言，天价票的出现不仅会扰乱其正常票务经营，同时也会招致社会舆论压力，不利于明星口碑建立和主办方企业的长足发展；对于地方发展而言，旅游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打击‘黄牛’倒卖现象，能够有效减少公共管理成本，更好发挥演唱会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地方文旅经济长远发展。”肖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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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价”成为常态
各渠道分工明晰
屡禁不止、盘根错节、顽疾难治，“黄牛”凭啥这么“牛”？
“其实‘黄牛’之间大多数都认识，大家谁卖出去算谁的。”丸子表示，“黄牛”不仅卖票，也会从他人手中收票再加价卖出去，门票在不同“黄牛”手里倒卖，“一般情况下，越是临近演出开场，票就越紧俏，价也越要越高，涨150%的都有，但依然有人愿意买单。”
去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中第五条明确规定，“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
而剩下的那30%，即非公开销售的票，则是“黄牛票”的主要来源，也叫渠道票。
记者在调查中，联系上了一位私人“票务”代理A女士。A女士花了588元代理费成为一家传媒工作室的票务代理。在这家文化公司的介绍中提到，公司卖的是演唱会门票、综艺录制名额、发布会、剧组探班、粉丝见面会等活动名额以及明星周边。
据了解，代理就是工作室的下线，工作室发布演出门票信息后，代理把信息以每单加价100~300元不等的价格在社交平台进行分享，收集粉丝的购买信息，然后再上报给工作室。“加价的逻辑是价格越低，加得越少；价格越高，加得越多。”
A女士透露，自己的上家主要走的是渠道，大部分是直接从主办方那边拿票。“底层模式其实就是主办方自己会扣一部分的票。这些票有些是给赞助商、宣传商等合作方做资源置换的，这些票可能会以邀请函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有些则是直接留给自己的‘票务’去卖的。‘票务’（即黄牛）拿到的渠道票已经是加过价的了，然后‘票务’就会更加高价的去卖。”
对此，丸子有切身感受：“粉丝对‘黄牛票’的怨念并不仅仅局限在倒卖者本人，我们希望经纪公司、主办方、第三方平台能负起责任，从票务管理这个根本问题上守护好票源。”
“‘黄牛’现象之所以滋生，深层原因还在供需关系的失衡。”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双庆表示，“对一些人气艺人的演出，无论是运营宣传上的大力推送，还是观众‘看一场，少一场’的心态，都将正常演出拔高为‘必看演出’。与此同时，‘黄牛’的钻营则阻断了创演生产、出票情况和正常观演需求之间的通畅反馈，进一步让大热演出门票变为稀缺资源，在大肆牟利的同时挤占了正常消费通道，整体上损害观演生态。”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黄牛”如此猖獗，一方面有市场监督管理不到位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和该行为违法成本较低有关。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黄牛”销售演出票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在高利润、低成本的诱惑下，“黄牛”们对贩票趋之若鹜，穷尽手段牟取暴利。
如何压缩“黄牛”市场？刘双庆表示，要让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起来，一方面需要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优化管理、截堵疏漏。
“在供给侧，关键要解决票的‘稀缺属性’，在尽可能根据市场反馈，保障观众喜闻乐见的热门演出、文化活动供给的同时，加强对正常票务渠道的严格把关，形成文化产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平衡。在需求侧，更要通过长期引导，减少‘为了见偶像一面而不惜成本’的非理性消费风气，压缩‘黄牛’的市场。”刘双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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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实名制”重拳出击
加大对倒票打击力度
于法理而言，“黄牛”肆意加价、疯狂倒票的操作，已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消费者依法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黄牛’的存在剥夺了这些合法权益，让消费者失去了平价购买商品的机会，扰乱了正常的购票秩序，显然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谈道，“法律的惩戒震慑作用很重要，涉及违法犯罪的，司法部门需要根据情节、性质进行相应法律处罚，增加‘黄牛’牟利行为的违法成本。”
事实上，为了加强对“黄牛”行为的打击力度，相关部门陆续“出手”整治。
2022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演出票务系统服务与技术规范》，提出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相关要求与全流程规范化服务，并要求各演出票务平台都要接入全国统一的票务信息采集与服务系统，为行业监管提供了便利。去年7月，文旅部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黄牛”、第三方平台违规囤票、倒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去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其中指出，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每场演出每个身份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与入场人身份信息保持一致。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销售平台应当加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的泄露、篡改、丢失。针对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则明确了扩充可公开销售门票的比例，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
以北京为例，自去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网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齐“出手”，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查获“黄牛”倒票人员143人。在西安，仅去年8月份，警方就会同多部门组成专班开展打击整治工作，查获非法倒卖门票案件8起，各类证件门票86张，抓获涉票涉证违法犯罪人员58人，其中刑事拘留2人、行政处罚31人、批评教育25人。
与此同时，一些活动的演出组织方和票务平台也从制度设计上纷纷发力，不断补齐漏洞。例如，通过贯彻“强实名制”等措施，做到“谁购票谁观看”，进而打击“黄牛”、维护市场秩序。
记者了解到，所谓“强实名制购票”，指在电子票绑定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入场时再增加“扫本人身份证”和“人脸识别”环节，保证“人、证、脸”信息完全匹配方可入场，且不可转让，每笔订单最多购买1张、每个账号最多购买1张。这有利于对“黄牛”囤票转卖、挤占票源的行为形成有力压制，打击“黄牛”违法活动的嚣张气焰。
值得一提的是，“强实名制购票”发挥威力的典型事件就是去年10月12日，为期4天的周杰伦2023“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当时，周杰伦上海站演唱会“黄牛”大量退单，直接反映了“强实名制”的效力，有力地限制了“黄牛”囤积居奇、抬价倒卖演出门票，极大地压缩了黄牛的生存空间。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今年3月11日走上“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文旅部采取了一些办法，特别是一些硬性措施遏制“黄牛”倒票行为，主要是两条，一是购票实名入场，二是要求所有大型文艺演出的门票公开销售的比例不得少于85％，这两条硬措施极大地限制了黄牛倒票的空间，再加上其他措施，现在倒票现象已经大有好转。
演唱会门票，一头连着消费者对文娱产品的热情，一头连着售票平台的责任与诚信，相信在未来，完整透明的票务市场将会释放更大的市场活力。
（本文刊于2024年4月刊《中国信用》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