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阅读是相互作用的
人物简介：雷颐，历史学家，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何以至此》《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中国切片，1900》《帝国的覆没》《不让岁月空流逝》等。
雷颐书房一角。
绿茶手绘雷颐书房。
特约撰稿人绿茶文/图
和雷颐老师相识于1999年，读过雷颐老师的书和文章，很佩服，于是设法联系上雷颐老师，请他到我主持的论坛做嘉宾，和网友交流互动。
雷颐老师是我邀请的第一位嘉宾，已经记不得当时聊了一些什么话题。那次论坛访谈给雷颐老师也留下深刻印象，每次见到，雷颐老师都会谈及。那时候网络访谈，嘉宾和版主并排对着电脑，网友在论坛上提问，嘉宾选择不同网友的问题，再一一回答，版主在电脑上把嘉宾的回答录入电脑，发送。看起来很传统很原始，但那样的交流很真诚，很有温度，能真正谈透一些问题。每次事后整理嘉宾访谈录，往往有几万字。
之后和雷颐老师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我在报纸编副刊时，也经常约雷颐老师写稿。后来还经常在一些好书评审会上相见，已然老朋友的感觉。
我的书房之旅开启后，早早就跟雷颐老师约了去拜访书房，三年后终于走进雷颐老师书房，听他讲述自己“精神的年轮”、学问的人生。
绿茶：不久前读您的《不让岁月空流逝》，读到《精神的年轮》一节，谈及您从知青到历史学家的过程，那段岁月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雷颐：我们这一代人，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78年是国家巨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巨变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一名在福州军区服役的军人；接着六个月是工人，由于我是在河南叶县当知青时候当兵的，转业后回到离叶县很近的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当工人；最后三个月，我成为吉林大学历史系一名大学生。
我父亲是学建筑的，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他总希望我能学理工，但我从小的阅读都是人文社科为主，已经形成这样的知识结构，考大学报的是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喜欢那种在田野中的感觉。当时考古专业分数高，就把我分在历史专业，历史我也喜欢。
我从小就比较爱读书，家里也提供这样的条件。当时我父母给我订的杂志有《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小朋友》《无线电》《集邮》，还有《中国少年报》等等。我的启蒙主要来自于家庭。从小就听父母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到部队后，尤其我们是空军部队，修飞机要求文化程度高一点，就很容易找到爱读书的同类，那时候读过的书印象特别深刻。
绿茶：那您在同时代人中是比较幸运的，没有缺失过阅读和家庭启蒙。
雷颐：的确是这样。但即便如此，读过的书也很有限，到了大学还是要恶补。以前只听说过卢梭、罗素这些人的书，当时都可以看到了。我就一天到晚泡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我一直很怀念当年的校园氛围。
吉林大学在院系调整时是受益者，因为在东北，老工业区要发展文化，清华大学的很多文科就并到吉林大学了，我在图书馆看书，很多书上面都盖着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章。还有很多清华大学的名师也到吉大上课。
虽然上的是历史系，但我的兴趣广泛，读各种各样的书，对哲学类书籍特别感兴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读了很多；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一直想写作，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受高尔基影响很深。当时朦胧诗很火，吉林大学学生徐敬亚、王小妮等都是热门朦胧诗人。那时候，读诗、创作诗太热了。
我记得当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有一位学者叫陈焜，他有一本书叫《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对我们了解西方现代派起了很大作用。哲学方面，什么存在主义，各种主义也特别火，大家都在追。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萨特传》，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写《萨特传》就是为青春阅读做一个纪念，我特别怀念那个年代人们求知的欲望，以及宽容的环境。
绿茶：文学、哲学、历史，在您的求学之路上彼此影响，最终让您走上近代史研究有什么契机吗？
雷颐：1981年，我还在上本科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论文《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里面运用了很多哲学观点来论述辛亥革命，这篇论文得到任课老师李时岳的激赏，并推荐我参加吉林省史学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也从某种程度改变了我的专业志向——决心走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路。
1982年，我考上吉大本校研究生，师从李时岳老师，李老师是洋务运动专家，在他的影响下，我研三时写了一篇论文《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家试析》，投给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居然登出来了，这是近代史领域绝对的核心期刊。我始终记得，当时拿了稿费72元。
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成为我毕业找工作很重要的敲门砖。1984年我到北京，顺道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想去拿一下样刊。除了拿杂志，我顺便提了正在找工作的事，表达了想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意愿。主编钱宏说：“可以啊，我们正要人”。当时就填了表格，叫我回去等消息。回去后写论文，毕业。后来就收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要我的消息，1985年，我就到《近代史研究》做编辑了。
绿茶：人的命运的确有很多机缘巧合，现在想来，选择做历史研究是不是更适合您？
雷颐：是的，但其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小说家梦想还没破灭，曾经根据下乡的经历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在一个刊物发表，我兴冲冲拿着杂志去王蒙先生那里，他看了我的小说，说：“你不是写小说的料，还是做你的研究比较合适”。以前人们都说文史不分家，尤其在古典文学方面，像我们社科院的蒋寅、王学泰等学者，他们虽然是搞文学的，但史学功底也很深，他们做的研究你会觉得有根、有理、有据。
绿茶：您的研究主题是有规划、有系统的，还是自然而然的？
雷颐：早期是有一定规划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偏向自然而然了。虽然我是研究近代史的，但这些年研究跨度越来越大。比如我最近研究比较多的是乾隆，因为近代很多东西实际上跟那个时代脱不开干系，我写了一篇《乾隆时代与近代中国》。
再往左右延伸，研究近代中国离不开日本，尤其是明治维新。日本的武士阶层作用很大，他们支持维新。日本一直以来学中国，后来开始全面西化，明治维新提出了“脱亚入欧”。开始全面而彻底地学欧洲。
当时在日本，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是两股主要的势力，大隈重信认为应该效仿英国，天皇只是象征。但当时伊藤博文占了主导，他认为应该天皇至上，军队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受国会的限制，最终，伊藤博文的政见胜出。这样，天皇的权力就很大，导致最后走上军国主义。
历史的逻辑一环扣一环。研究“五四”运动，必然会涉及巴黎和会，涉及到德国。德国为什么非要开发青岛？我就去研究青岛的历史。德国在普鲁士统一后，经过几十年成为欧洲崛起的一个新兴国家。普鲁士去世后，威廉二世觉得德国应该扩张，应该搞殖民地，什么方面都对标英国，于是倾力建设殖民地青岛。俾斯麦是反对的，他是老爹时代的旧臣，但影响力很大，他们当时争论很大。威廉二世后来就把俾斯麦解职了，起用了少壮派，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
绿茶：您的历史研究是不是更偏向事件，会立足于某个人物吗？
雷颐：我早年是从事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那时候的研究方法运用了很多哲学的功底，比如胡适的哲学思想、科学主义在现代中国等等。后来进入个人史研究，尤其是李鸿章，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对中国近代化推动最大的人,有开拓之功。2008年，我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出版，后来一直加印，中间也不断有新的研究加入、修订。
清政府的最后垮台关键不在于革命，而在于绅商，他们支持谁谁就胜。他们最开始是反对革命的，越是富人越不希望社会动荡。但清政府的政策把这些绅商们推到了对立面，成为支持革命的力量。我有一本书《帝国的覆没》，就是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的。
在我看来，人物和事件，是可以相互转向的，研究和阅读也是互相作用的。比如，1999年我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那时候还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历史只记载名人。所以我们只知道知识分子受迫害，但普通人受迫害谁来记录呢？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后，我想起早年读过的法国年鉴学派的作品，原来他们早早就关注了日常生活史。这样，年鉴学派的研究就和我的研究形成互动，并转化为我内在的知识。
绿茶：几十年的研究之路，还有什么缺憾吗？
雷颐：学问永远没有尽头，每个人只能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过有两件事现在想来很遗憾。一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到社科院宿舍擀面胡同，当时我的邻居有杨向奎、罗念生、卞之琳、容肇祖、周礼全、梁从诫等大学者，都很熟很熟，随时可以推门进去的那种。很后悔当初没有和老先生们多聊聊，做一下他们的口述，如果当时想到、做了，会是很重要的一份知识分子实录。
另一件事是十年前，有家拍卖公司请我去看一批东西，是我们老所长范文澜先生的，有很多小纸片，包括开会时的一些小记录，有些直接写在香烟盒上，还有一些对人物的点评等等。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做研究、写文章。当时拍卖公司说卖主要求的起拍价是30万元，我如果要，27万元就可以给我，但我哪有这么多钱啊，没法买下这批东西。我请来所里有关人员，大家都认为很有价值，但财务无法走账。后来据说拍了近一百万元。现在回想觉得很遗憾。
绿茶：人生总有太多的错过和遗憾。带我看看您书房里的书吧！
雷颐：我的书房一直是书堆成灾，我没办法收拾，几十年的书这么一层层摞着，一旦收拾了就找不着了。也曾清理掉一些，基本上是现在已经不看的文学书，不过像这本《上尉的女儿》，是我小时候看的，没想到还在。小时候就是读故事，后来读就不一样了。我大量的书上都夹着纸条，当时想着慢慢写，但实际上都没空写阅读记录。我的《不让岁月空流逝》实际上就是多年的读史笔记。书房里这些书，如果有时间都可以写一写，但人精力毕竟有限，无法做太多。
绿茶：学者和读书人的书房大抵如此，这让人有种坐拥书城的感觉啊！
雷颐：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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