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讲“杜甫 成都 诗”丨当“狂夫”面临生活窘迫、朋友离散
刘建伟四川在线记者成博
2月4日，正月十四，立春。
下午3时，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杜甫成都诗”第十期在阿来书房开讲，这也是2023年开年阿来书房的第一场讲座。
这一讲中，阿来继续延伸“交游”的主题。与此前走出家门、游览武侯祠以及在家中不断会客的经历不同，本期讲座，阿来通过《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徐卿二子歌》《戏作花卿歌》《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逢唐兴刘主簿弟》《重简王明府》《狂夫》《野望》《不见》等10首杜诗，呈现出面临生活窘迫、朋友离散时，“狂夫的无奈”。
无可奈何：为了一家生计的应酬
由于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曾为巩县县令，杜氏家族迁居巩县。待杜甫出生时，杜家已是当地望族，青少年时期的杜甫过着比较安定富足的生活。“这就使杜甫自小形成了作为士人的自我认同，他是要读书做官、治国平天下的，他的这种信念让他即便寓居成都期间，也没有从事农耕，”阿来表示，“但不劳动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这一期的交游，我们看到杜甫很无奈地向朋友和蜀地的官员‘拉赞助’。”
刚到成都时，杜甫主要依靠两个人，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和蜀州刺史高适。裴冕在成都西郊给杜甫划了一片地，让他能够在那里营建草堂，高适则在杜甫来成都不久就送来生活必须的财物。但是草堂还没有建成，裴冕就因为职务调动离开成都，高适久而久之也对杜甫一家疏于照顾。
这种困窘的情感在《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中就有体现，“‘力疾坐清晓，来时悲早春。转添愁伴客，更觉老随人。’早春是最让人愉悦、万物生长的季节，但是杜甫正处于忧愁的状态，客居异乡，更觉得自己一天一天老去。”
为了养家糊口，杜甫也被迫应酬剑南兵马使徐知道、武将花敬定等官声并不那么好的官员。比如《徐卿二子歌》中，杜甫夸徐知道的两个儿子“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公元762年，杜甫送严武离开成都，才走到绵阳，就听说徐知道在成都造反，导致杜甫无法回到成都。后来，徐知道的队伍发生内乱，他又被自己的手下所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能够为杜甫一家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支援，杜甫在《徐卿二子歌》中也不得不说他是‘积善衮衮’，透过这个形容，我们也能感受到诗人的无奈。”
人情冷暖：当朋友们不再提供帮助
阿来估计，杜甫流寓四川期间，除了自己，还有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也许还有仆人，十来口人的生计都指望着杜甫，这让杜甫显得困窘，只能勉力向朋友、故旧寻求帮助。
“一开始，朋友们送钱、送粮食、送蔬菜的都有，但时间一长，天天指望朋友接济，可能朋友们也受不了，于是春去秋来，杜甫一家的生活日渐困难了起来。”这时四川官场人事也有变化，接替裴冕的新任节度使对杜甫没有表示兴趣，连高适那里也没了消息，杜甫只好写诗托人带去，这就是《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在此之前，高适确实有较长时间没有和杜甫通过信了。这首诗写出去，高适有没有马上来‘救急难’？”阿来表示，高适的反应虽未见确切记载，但从《狂夫》中的“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来看，这次高适似乎没有给杜甫回复。
高适指望不上了，杜甫转而将目光转向一些别的友人，这些人或许曾经在长安时有过渊源，或许在某些因缘下结识。比如《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他想向这位姓王的录事要点钱来维修草堂，结果钱也没有到，只好写首诗去问问；有时候写诗、写条子没有用，就只好上门去找，这便是《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或者去蜀州找高适没找到，就顺道去蜀州治下的唐兴县找老友，于是有了《逢唐兴刘主簿弟》；或者一次写了信没有反应又再写一封，比如《重简王明府》。
“在《重简王明府》中，成都的冬天到了，在一家人生活匮乏的情况下，杜甫看成都的雨也没有春天那么可爱了，所以杜甫说‘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阿来指出，这里的“行李”，是使者的意思，而不是我们出门带的那个行李。“意思是说你应该派人来慰问帮助我，我自己是解决不了当前的生活困难了。”
狂夫不改：困境中不变的忧国忧民
生活的困窘让杜甫不得不去结交那些他从心底里不愿意结交的权贵，但杜甫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一时期，他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写了许多诗，但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杜甫写这些诗是出于应酬，而《狂夫》《野望》和《不见》无疑是最能体现当时杜甫最真实的内心想法、内心感受的作品。”阿来表示。
在《狂夫》中，杜甫说“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一时期，成都美好的自然风光已经不能吸引杜甫了，为生计奔波之余，他对家国的忧虑重新占据了他的思想，所以尽管他看百花潭这样的小湖也感到水面像沧浪一样起伏，”阿来表示，“‘自笑狂夫老更狂’这句，让我们想到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般人面临家人吃不饱饭的情况可能已经被压垮了，但杜甫即便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依然不改对天下、对苍生的关怀，这是杜甫厉害的地方。”
阿来表示，杜甫个人的盛衰荣辱巧合地和大唐王朝的兴旺更替保持在同一节奏，他美好的青少年时代正好是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而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时，杜甫也开始了他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在《野望》中，他将这种情感表达为“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在杜甫最孤苦无依的公元761年，他又一次想起了曾经同游吴越的好朋友李白，于是写下了《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阿来认为，“仅从这几句就能看出，杜甫是真正理解李白的，他读懂了李白诗歌艺术的伟大，他知道李白的佯狂背后有着深刻的无奈。”
“或许是巧合，或许杜甫已有心灵感应，在他写下《不见》的第二年，李白病逝于宣州。李白、高适、杜甫曾经一同肥马轻裘地出游，但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三位青年朋友的命运轨迹，再忆当年，只能感叹命运的巨大差异。”阿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