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隐居终南山 渴望走仕途捷径

2023-06-05 02:49:48 - 封面新闻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隐居终南山 渴望走仕途捷径

今日秦岭终南山。新华社发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隐居终南山 渴望走仕途捷径

李白像(马睿临)

□马睿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左右某一天,李白从隐居的终南山下来,作了《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诗中说:傍晚从终南山上下来,山月随我而归。回望来时的路,山林苍苍茫茫一片青翠。路遇斛斯山人,相携到他家,孩童出来急忙打开柴门。小路从竹林间穿过,藤萝轻拂我的衣裳。谈笑中得到放松,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伴着风入松林放声高歌,歌罢银河星辰已经稀疏。我与主人都喝得很高兴,忘却了江湖险恶与心机。

仕途坎坷

隐居终南山待君召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都知道:大路虽说平坦好走,但路程要远一些。而捷径虽近,但往往崎岖难行。山路如此,仕途亦如此。

在唐朝,有一条世人公认的“仕途捷径”,就是去山中隐居,尤其是在终南山隐居。终南山之所以是仕途捷径,源自一席对话。

隐士卢藏用年轻时曾在终南山隐居,后被朝廷征用,历任左拾遗、吏部侍郎、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职,最后还当上了尚书右丞。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执政期间,一度非常吃香。

有一次,唐睿宗召道士司马承祯入宫问道。因卢藏用与司马承祯二人是老熟人,卢藏用便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山大有佳处,何必去远处?”司马承祯一听此言,非常生气。认为卢藏用是把隐居作为当官手段的小人,便不动声色地回怼道:“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言一出,顿时搞得卢藏用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刘肃《大唐新语》卷十)。

自此,朝野上下都嘲笑卢藏用是“假隐”(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〇)、“随驾隐士”(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

嘲笑归嘲笑,效仿归效仿。后来,学卢藏用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位于秦岭中段,长安(今陕西西安)南端,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是中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分界线,东起蓝田县杨家堡,西至周至县太白山南梁梁脊,横跨蓝田、长安、鄂邑、周至四县(区),东西绵延230余公里,幅员面积4851平方公里。

因受排挤,李白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六月离开了安陆。大约在南阳小住过一段时日,然后启程入京,于夏秋之交抵达长安(郁贤皓《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在长安期间,好友崔

宗之劝李白一道去嵩山隐居,不料李白回答说“但得长把袂,何必嵩邱山”(《酬崔五郎中》),婉言谢绝了。

既然在哪儿隐居都是隐,李白是个最喜欢交朋友的人,为啥偏偏不肯与朋友待在一起呢?原因很简单,他这次是铁了心要学卢藏用,“身骑白鼋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赠裴十四》)。说到底,“隐居”是假,“买君顾”才是真。

李白在终南山隐居的地方名叫“松龛”(《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左右。一天,他从终南山下来。正好碰见也在此山隐居的斛斯融(杜甫《过斛斯校书庄二首》《闻斛斯六官未归》),便留下来住了一宿。当天晚上,李白与斛斯融喝得不亦乐乎,遂作此诗。

揭露罪恶

得不到皇帝青睐

虽说隐居终南山是仕途捷径,但捷径注定崎岖,并非人人都能走得通。

那么,作为在深山隐居的隐士,怎样才能把名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得到皇帝的召见和宠信,进而开衙建府、为官做宰?到底有哪些规律和条件可循呢?从唐代的历史来看,要想把捷径走通,主要有以下几条规律。

首先,得是宗教领袖。道教是唐王朝的国教,皇帝对此高度重视,只要你能当上道门威仪等,名气自然就大了。不管你隐居得多么深邃,被皇帝召见、笼络和封赏都是迟早的事。在当时,道教中最吃香的是茅山宗上清派,无论是信徒数量还是宫观规模都占有压倒性优势,早在隋朝就已成为道教的主流派别。因此,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韦景昭、包世荣等上清派领袖,一直都是历任皇帝的座上宾。而李白加入的正是上清派(袁清湘《道士李白所属道派探析》)。

虽然在终南山隐居,但李白既不是道教领袖,也不是“天师”后裔,故而很难受到皇帝的召见。

其次,是理论权威。当不上宗教领袖,能当上理论权威、学术精英,也能把捷径走通。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刚刚即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下诏让太清观主史崇玄、太清观大德张万福等人编撰《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等道教经典。到了开元中期,又编成《开元道藏》(又称《三洞琼纲》),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撰《道藏》。

编撰《道藏》这类活动,工程浩大,费时耗力,必须由理论权威来牵头主持,各门各派的学术精英参与。事成之后,必然也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与封赏。

李白虽自幼结交道友,熟读道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但距离“理论权威”还差得很远,既没有创立任何新理论,也不曾开创任何新流派,自然没有资格参与《开元道藏》的编撰工程。所以,很难得到皇帝的召见。

第三,能出谋划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为帝王出谋划策。

比如,隋朝末年,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魏征《隋书》卷八五《王世充传》),泰山道士徐洪客投靠李密,进献取天下之策(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皇帝义宁元);巨鹿道士魏征先向李密进献《十策》。李密失败后,魏征又投奔了唐高祖李渊。后来,魏征又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被提拔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刘昫《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

“安史之乱”爆发后,京兆府道士李泌赴彭原郡觐见唐肃宗,陈述古今成败之道。唐肃宗听后非常满意,特许他出入后宫,以备顾问。每当遇到四方奏章、将相任免等大事,唐肃宗总爱与李泌商量,权力甚至超过了宰相(刘昫《旧唐书》卷一三〇《李泌传》)。

像魏征、李泌这类神机妙算,善于剖析形势、制定国策的奇才,自然备受皇帝青睐,肯定会频频召见。

遗憾的是,李白的政治嗅觉很迟钝,根本不是玩政治的料,屡屡在政治上站错队。即使他向唐肃宗提过一次迁都金陵的建议,也是一个抱薪救火的馊主意。不仅没捞到任何官爵和封赏,反被判处长流夜郎(《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四是擅长制造舆论。由于科技落后,古人很迷信。为了影响民意,皇帝们便需要有人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或编造)神学依据。有需求就有市场,每当政治斗争开始前,图谶、符命、祥瑞、隐语、梦兆、神降、巫蛊、鱼腹藏书、狐狸夜语、石人一只眼之类的鬼把戏便应运而生。

纵观《李白全集》,他对帝王将相指桑骂槐、揭露罪恶、怒斥秽行的诗歌比比皆是,但他向帝王密呈符命、进献祥瑞、编造图谶的文字却几乎为零,皇帝当然懒得理他。

盲目模仿

“谋身谋隐两无成”

第五,能够斋醮祈禳。斋醮祈禳,是指祷告神明以求平息灾祸、福庆延长。其祈求的内容广泛,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唐代,因唐肃宗是擅自登基,当皇帝的合法性不足,加之“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故而最喜欢斋醮祈禳。

早在唐玄宗时期,太常博士王玙就以擅长斋醮祈禳而闻名。唐肃宗上台后,很快就将其提拔为太常卿、蒲同绛三州节度使。后来更是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爬上了宰相的宝座。

只要擅长为皇帝斋醮祈禳,不愁没人召见。可惜李白并不会这项业务,因而也未收到帝王的邀请。

第六是擅长炼丹合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尤其是帝王,总希望长生不老。能替皇帝炼制仙丹、配伍神药的人才,当然大受欢迎,尤为吃香。

李白也曾学过炼丹之术(《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但一直没什么效果。杜甫说他是“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杜甫《赠李白》),名声自然无法传入皇帝耳里。

第七是能够诊疗疾患。皇室成员也是人,自然会生病。有时候,碰上太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就需要从外面引进专家入宫会诊。

隋唐时期,医术最高明的是孙思邈。他自幼体弱多病,遂久病成良医。隋朝末年,他隐居终南山。在唐太宗、高宗时期,孙思邈多次被召入宫中,诊疗疾病。他撰写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流传至今,为我国的医学、药学、养生学、化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

李白虽然年轻时在江油大匡山读书练剑,但并未涉及医学,也不曾为人诊疗疾病,故而很难被皇帝召见。

第八,能替帝王释天占星。古人迷信,一旦出现特殊的天文星象,皇帝常常要宣召懂天文学和占卜术的道士入宫,为自己解疑释惑。李白虽曾写过一首《日出入行》,但却从未涉猎天文占星之学,因此皇帝欲解释星相肯定不会找他。

第九,能谱曲奏乐。唐玄宗是个很喜欢乐舞的皇帝,每次在宫中举行斋醮仪式时,都喜欢演奏新乐曲。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特令道士司马承祯谱写《玄真道曲》、李含光谱写《大罗天曲》、贺知章谱写《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还亲自谱写了《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荐献于太清宫。天宝十载(751年),他亲自在内道场教授道士们演奏法曲(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李白只会作词(《清平调词三首》),不会谱曲,皇帝邀他入宫谱曲的概率暂时也很低。

李白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或模式时,一定要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量体裁衣,既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综上所述,李白虽然学了卢藏用,到终南山隐居,但他身上却没有任何一项符合被皇帝宣召入宫的条件,故而陷入了“谋身谋隐两无成”(左偃《寄韩侍郎》)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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