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青年写什么？两位来自潮汕写作者的新观察
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两位90后南方青年的小说集：陈润庭《超级玛丽历险记》与黄守昙《走仔》。两位来自潮汕的写作者故事里有岭南的潮湿，有青年人的观察，有“新人类”跳出传统规训的努力。近日，围绕“南方青年写什么”，诗人、同济大学教授胡桑与黄守昙、陈润庭在分享会上一起探讨了他们笔下的身份、家庭、故乡与地域等主题。
现代生活的跨界与边缘
“潮汕人是群生活在广东的福建人”，陈润庭说，被问到潮汕人如何界定时，他会这么回答，在他看来，这种身份本身就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跨界。潮汕地处广东与福建之间，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与方言的使用当中。“所谓的跨界意味着一种混杂性，在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单一或者纯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身份。”
在他的首部小说集《超级玛丽历险记》中，陈润庭描绘了从潮汕地区生长出来的玩具世界，放弃了日常现实叙事，游戏空间与现实世界交替，呈现出奇异的想象。“我的家乡‘玩具之都’，大家小时候玩的玩具可能都是我们那里生产的。”陈润庭介绍，他的家乡是大批移民的落脚点，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玩具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童年的时候，常常能见到那些从玩具车间里出来的外地人。“潮汕话里有一个带有歧视的词叫‘外省仔’，后来简称‘外省’”，陈润庭说，当他自己去异乡漂泊了十几年后，意识到自己也成了“外省”，也会遭遇某些不平等。因此，书写边缘人物的故事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核心，“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边缘只是个位置。”
和陈润庭一样，黄守昙有很长的异乡经验，“边缘”同样构成了他小说里重要的题材。他出生在汕头，先后去了天津和上海读书，毕业后回到了广州工作，他形容自己“像风筝一样一点点往回收”，但即便是在广州，也是异乡人，回到家乡仍然有强烈的不适感。这种感受成为了小说集《走仔》的一个源头，书中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以潮汕、香港、澳门等为地景，描绘了诸如年轻学生、女性劳工、疯女人等角色的故事，她们在新旧文化中、在疯狂与理性的交替里探索自我秩序，活出自己。
胡桑认为，在写作中，中心与边缘背后的逻辑预设了一种等级，似乎“边缘、被忽视的群体的世界，更值得去书写，或者在书写的伦理上变得优先”，而《超级玛丽历险记》与《走仔》恰恰都没有中心与边缘的等级负担，“潮汕好像是边缘，但是转念一想，并不边缘。”在他看来，两本小说探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站在边缘的姿态为边缘发声，而是捕捉到这个时代的人真实的感受、真实的痛苦、真实的渴望。“两本书里的渴望是不一样的，”他接着说，“《走仔》里的渴望是在卑微与不被承认的状态里，试图跨过去被承认；《超级玛丽历险记》中的渴望是在信息时代、媒介时代看不见的事物，需要显现的渴望。”胡桑指出，面对多元混杂的世界，写作有它的重要性，“写作确认了我们活在复杂、不断在跨界、又不断越界的世界里。在这一点上，小说做得很到位，诗歌偏情感、偏主观，但是小说嵌入到真实空间里，直面真实世界。”
家庭生活里的个人成长
在两部小说集中，对于家庭生活的探索是两位青年作家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潮汕话里，“走仔”是女儿的意思，黄守昙在《走仔》的题词页上写了“送给我的姐姐们”，他有五个亲姐姐，对他的成长和写作有很大的影响。“我回想我写作的启蒙就是我的姐姐。”他说，童年时姐姐总会带着质疑听他编各种故事，“这个时候有一种虚构的快乐”，在他们的家庭聚会上，讲故事总是重要的环节，这种家庭传统也延续到了他的写作上。
黄守昙说，童年和故乡是他写作的重要素材，身为这个年代的写作者，他更关注那些非传统潮汕社会的书写。在他的笔下，“走仔”这个充满刻板印象的词语也有了新的含义，小说中，离开家乡的女儿是主动地“出走”，她渴望在广州独立地生活，有自己的房间与工作。高铁成为了对这种出走的重要确认，“高铁越来越发达，回家越来越容易，好像她不得不加强自己和故乡的联系。”
和黄守昙不同，陈润庭说自己是潮汕比较少见的独生子。在他的个人经验里，家庭在潮汕意味着家族血缘，“当我一个人在外面时，会觉得家族依旧在产生作用，这种亲情的连接是真实的。”与此同时，宗族与家族观念也在不断解体的过程中。
在《超级玛丽历险记》的《鲮鱼之味》一篇里，陈润庭写了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妻子每天给丈夫开一个鲮鱼罐头，罐头在家里垒起了一堵墙，而妻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变得越来越小。在另一篇《寻找Y仔》中，借由一位做龙套演员的“表哥”的身份探索了家族和故乡。在胡桑看来，家族感、家庭感在陈润庭的笔下比黄守昙弱，这种家庭感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里面有一个表哥，家族感、家庭感在润庭的笔下比守昙笔下弱，或者说这种家庭感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
胡桑认为，在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里，“家庭”正在回归。在21世纪的语境里，欧美文学有一种“回归家庭”的声音。“曾经他们以为启蒙就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但经过长时间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运动后，个体的痛苦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无法连接，回归家庭变成了重要的方向。”以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为例，胡桑指出，家庭中人与人的连结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人最初的成长，安放自我的空间。”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们强调走出家庭，完成自我解放，那么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后，中国的当代小说并没有全盘直接地接受这笔遗产，“重新思考家庭甚至家庭，对确认当代生存很重要。当代性意味着个人、自由、欲望、独立，可能也意味着和家庭有一种嵌套关系。”胡桑说道。
“个体都有自己的经验，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经验。”黄守昙说，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故乡，有太多可以书写的东西。作为出生在潮汕地区的作家，黄守昙和陈润庭并不认同所谓“南方写作”的划分。“南方是很大的概念，如果真的下一个定义，它恰恰比较芜杂、比较游动。无论成为一种文学、地理学还是诗学层面，都不太容易界定。”陈润庭说。胡桑认为，故乡给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故乡好像能自由出入于任何的文学写作，另一方面，他觉得，“地方在消失，信息时代地方性的特殊性被抹除，但是地方是否能写，这是每个作者自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