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碑》藏着大秘密

2024-06-05 13:35:33 - 北京晚报

▌蔡辉

“最久松雪笔，有二黄瓦盖。”这是使清的朝鲜文人李鼎受《东岳庙》一诗中的句子，自注：“庭东一碑有赵孟頫，又有康熙御制碑，二座对覆二层黄瓦阁。”（转引自《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笔下的北京东岳庙及其文化心理》，作者王婧泽）

意思是，东岳庙中最古的碑由赵孟頫（号松雪道人等）书丹，即《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张公碑铭》，俗称《道教碑》或《张留孙碑》。

该碑近2800字，号“北道教碑”，另有“南道教碑”，在江西龙虎山，内容略同。

明清时，东岳庙是朝鲜使节进京的必经之地，以其壮丽被反复记录，《道教碑》尤吸睛。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赞：“其碑丰伟秀拔，最称巨观，自徐季海、李北海（即唐代书法家徐浩、李邕，以善写碑而著名）而后，未见其匹敌也。”该碑凝聚了元代文化、历史、艺术等诸多信息，是国家一级文物。

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始疑其伪：赵孟頫逝于1322年7月，《道教碑》立于天历二年（1329年），晚7年。就算墨稿先出，也不太可能——张留孙逝于1321年，消息传到时，离赵孟頫去世“一月余耳”，而晚年赵孟頫已“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疲瘁，行步艰难”，怎能完成这么大的作品？且《道教碑》作为“敕赐”，赵竟未将其收入文集中。

种种疑点，有待钩沉。

《道教碑》藏着大秘密

元代《道教碑》拓本

忽必烈为何信任张留孙

《道教碑》主人张留孙是一个传奇人物。

据学者梁琼在《玄教宗师张留孙与元初道教政治》一文钩沉，张留孙是信州贵溪（今江西省贵溪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是道教正一派创始人张道陵的38代孙，自幼随伯父张闻诗在龙虎山学道，师从李宗老。

据《道教碑》，有相士见张留孙，惊叹：“异哉贵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辅也。”成年后的张留孙“生有奇质，长七尺余（宋元一尺约31.68厘米，七尺即221.76厘米，或有夸张，或古代身高尺较短），清峻端重，广颜美须髯，音吐如洪钟，见者异之”，布道时，“见者尊异，咸愿受其说”。

1276年，南宋灭亡，龙虎山第36代天师张宗演应忽必烈之诏，带数十名徒弟，“皆美材奇士”，来到大都（今北京），28岁的张留孙也在其中。张宗演等皆南方人，“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其中”，第二年便离开，只留张留孙。

忽必烈召张宗演，表面看因笃信萨满，正一派擅奇术，颇相通。

据《元史》，忽必烈称，宪宗九年（1259年），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令王一清（正一派道士）拜访张可大（张宗演之父），张可大说，20年后，天下将统一，果然应验。

忽必烈信任张留孙，似也与奇术相关。一次皇太子真金患病，“上（忽必烈）以为忧，诏公（张留孙）往护视，疾寻瘳（音如抽，意为病愈）”。又一日，“世祖（忽必烈）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乃止”。忽必烈的察必皇后患病，“危甚，亟召留孙请祷……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

为了限制全真派

其实，忽必烈另有想法。

当时北方全真派最盛，成吉思汗让邱处机掌管天下道教，道众迅速发展到30余万，“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全真派六代弟子张志仙、苗道一、常志清、孙德彧、孙履道、完颜德明皆任“掌管诸路道教所”。全真派组织严密，教徒先学行乞，故能廉洁、谦卑、服从命令。

据陈高华等的《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书：“全真道依仗统治者的庇护，不断扩展势力，以致屡次和佛教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常为争夺庙观和财产互相斗殴，有一次，‘长春宫（即今白云观）里先生每（们）’为了与‘和尚每（们）争夺观院’，出动五百多人拿着棍棒打架。”

为限制全真派，忽必烈扶持佛教。上位前，“潜邸旧侣”中，海云印简、可庵智朗、刘秉忠、张易等都是佛教徒；上位后，“三次召集两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判佛教胜，令烧毁《道德经》之外的道教经典，让部分道士削发为僧。扶持南方的正一派，也是为了限制全真派。

得知忽必烈下令焚经，张留孙给太子真金写信：“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真金马上转给忽必烈：“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据梁琼钩沉：“元世祖（忽必烈）遂有所觉悟，召集翰林、集贤院人士等再行商议，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不在毁焚之列。”

忽必烈让张留孙当“天师”，“天师”是正一派教主的尊号，张留孙不敢受。忽必烈于是“命为上卿，铸宝剑，镂其文曰：‘大元赐张上卿。’”

新瓶不只装旧酒

力挺张留孙，忽必烈有更深的思考——防止正一派趁机坐大，遂赐号张留孙为玄教宗师，另开新派，并“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

玄教没有民间基础，只能依附皇权。且“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实一教而二名”，易得全真派、正一派的支持。

学者郭树森、陈金凤在《元代玄教与龙虎宗关系论》中指出，玄教虽出于正一派，却有很大不同。

首先，传承制度不同。正一派的天师位由张氏家族世袭，看玄教自叙宗谱，张留孙之前已八传，张思永为始祖，二传冯清，三传冯士元，四传陈琼山，五传张闻诗，六传李知泰，七传胡如海，八传李宗老。均采用前任选定、皇帝下“玺书”正式任命的方式，除大宗师印和宝剑之外，“玺书”也是信物，给皇权留下操作空间。

其次，组织体系不同。玄教最高首领是大宗师，居大都崇真万寿宫（今美术馆后街），按元代行政区划，设置各级地方组织——省级有都提点，路级有道录、道判，州级有道正、道判，县级有威仪，最下是宫观，设住持、提点、提举。自上而下，“一如有司”“州部刺史、郡太守无辨”，甚至各级组织设刑具、置公堂，惩治犯律的道士。

其三，与元廷关系不同。玄教中人不只关注宗教事务，也参与世俗工作，张留孙、吴全节、王寿衍等人都先后受命去江南访贤，为朝廷罗致人才。

其四，教义不同。玄教杂采兼收，“不仅兼融旧有符箓各派的内容，也吸收新道派的内容，除承传天师道之符箓、咒术外，也习神霄、清微、天心雷法，兼习内丹术”。

混成了五朝元老

听话的玄教，得元廷刻意抬举，将崇真万寿宫与长春宫（属全真教）并列，挺武当山抑龙虎山。据学者刘晖的《元代集贤院与道教之关系》，元代道教事务归集贤院，十任“知集贤院事”“集贤院道教事”中，6任来自玄教，张留孙两任，吴全节、夏文泳都是他的弟子，张德隆是他的侄子。正一教仅张嗣成被重用，还是因为张留孙帮忙。

玄教冲击下，正一教天师为皇室斋醮的传统权力尽丧，据郭树森、陈金凤钩沉：“元代后期，某些教务的处理，采取天师、大宗师联名签署的办法……极大地压制了天师的影响。”

玄教上位，因张留孙有政治才能。张留孙常向忽必烈提建议，“所言有深契宸猷，宠遇日隆”。据《道教碑》：“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指张留孙）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

据梁琼钩沉，忽必烈曾派张留孙远行，“周知遐迩，搜访遗逸”，回来时，“多所奏荐，上籍其名骋焉，擢公商议集贤院事”。开通惠河时，忽必烈犹豫不决，问张留孙，张答：“河成诚便利，愿敕有司毋重伤民可也。”忽必烈晚年欲以东宫旧臣完泽为丞相，让张留孙卜筮，结果“何吉如之”，才下决心。据《元史》，皇曾孙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两人的名字，也由张留孙先定汉名，再译成蒙文。

忽必烈去世前，对真金的妃子阔阔真说：“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铁穆耳）。”

元仁宗时，张留孙成了五朝元老，“累朝旧德，仅余张上卿耳”。张留孙的封号已多达41字。

自掏腰包建东岳庙

张留孙“非有宿卫之劳，而常在帷幄；非有辅相之位，而常以国论”，以至“天子卜相则问焉，名皇子则问焉，大臣进退则问焉”。元武宗、元仁宗都曾想让张留孙脱下道服，正式当官，张婉拒。

1317年，张留孙庆七十大寿，元仁宗下旨“国工画公像，诏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頫书赞，进入，上亲临视，识以皇帝之宝，以赐公生日。是日，赐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职供具，宰相百官咸与焉”。

元大都有三处玄教观：

一是崇真万寿宫，张留孙平时在此办公。

二是西太乙宫，在“和义门（西直门内）近北”，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在明北城墙下发现一处元代遗址，找到米芾珍藏的紫金砚，当年它流落到北京时，虞集、赵孟頫、揭傒斯等名人写诗唱和。

三是东岳仁圣宫（俗称东岳庙），元仁宗想资助，张留孙推辞：“臣愿以私钱为之。倘废国财，劳民力，非臣之所以效报也。”尚未开工，张留孙已去世，由他的弟子吴全节完成。

吴全节和张留孙一样，喜欢参与政治，他表示：“予平生以泯然无闻为深耻，每于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

东岳庙祭祀的是东岳大帝，元诗四大家之一虞集在《东岳仁圣宫碑》中称：“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养以赋，以受多祉。兵锓弗惊，菌疠弗婴。熙熙有生，以乐治平。天子万年，成功则告。”东岳庙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天子万民祈祐，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总有无法破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