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市场ESG信披迈入新时代，“范围三”披露仍处于理想化阶段
界面新闻见习记者|田鹤琪
A股市场首个统一的ESG信披标准实施已满月，但中国ESG信息披露仍存不少挑战。
自2024年5月1日起，随着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下称《指引》）的正式施行，A股市场迎来了首个统一、规范且实用的ESG信息披露标准。
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践方面正逐步迈向成熟与规范，也预示着A股市场在ESG信息披露方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指引》整体框架参考了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ISDS）和欧盟ESRS准则等。结合中国实际，《指引》将披露的内容分为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设置21个具体议题，同时明确了上市公司的披露内容及披露原则。
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它是一种评价体系，用于衡量企业和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ESG体系不仅被投资机构用来考察投资标的，也被企业自身用来指导其经营活动，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的平衡。
近年来，国内不少企业加大了对ESG信息的披露力度。2022-2023年，A股披露年度ESG报告的公司分别为1473家、1847家，披露率分别为31.36%、36.37%。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日，A股共计有2112家公司披露了去年ESG相关报告，披露率为39.37%。
随着ESG信息披露数量的大幅提升，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标准和数据鉴证存挑战
“一方面缺乏统一的ESG报告标准，导致披露内容不一致，这给企业在报告编制和投资者在信息解读上带来困难。”日前，安永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鉴证服务主管合伙人刘国华对界面新闻称。
自2006年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发布《责任投资原则》以来，国际上的ESG信息披露标准逐步走向标准化。在中国，ESG信息披露的起步可以追溯到2006年，深交所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开始提及上市公司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
2018年9月30日，证监会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增加了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的内容，明确了上市公司对于利益相关者员工、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责任，确立了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2022年11月，中国证监会在《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5）》中，要求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
但截至目前，国家统一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尚未建立。
今年5月27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以推进中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征求意见稿为国内落实本土化的可持续披露准则迈开了一大步。”刘国华说，建议国内参考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准则推动监管机构制定和采用统一的ESG报告标准，以提高报告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他同时指出，确保收集的数据准确和可靠，也是ESG披露存在的一大挑战，尤其是在ESG数据收集和鉴证方面。同时，中小企业可能缺乏实施ESG披露所需的资源，如专业知识和资金。
“企业还可能不愿意披露对其不利的信息，这可能导致披露的不完整或不准确。此外，监管机构需要确保披露要求得到有效执行，这需要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刘国华说。
针对此挑战，刘国华建议，可以利用科技技术工具来提高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降低中小企业的披露成本。同时，为企业提供ESG培训和教育资源，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帮助他们提高ESG管理和报告能力。
此外，刘国华认为，应鼓励企业提高透明度，即使披露可能带来短期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建立投资者信任。
最后，“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确保披露要求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对不遵守规定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他给出建议称。
在刘国华看来，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对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企业在财务报表以外的经营状况和潜在风险，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同时，刘国华表示，ESG报告可以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引导资本流向那些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良好的企业。且ESG报告强化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和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A股市场ESG信息披露的未来发展趋势，刘国华分析指出，随着监管机构的推动，以及投资者、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对ESG信息需求的增加，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的趋势日益明显。未来有望实现全覆盖，但这需要监管机构、企业和投资者等各方的共同努力。技术的进步，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也将有助于降低披露成本，提高披露效率。
数据获取成“范围三”难题
界面新闻注意到，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ESG报告中均披露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这一指标，但都只包括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数据，范围三未披露的现象普遍。
根据国际排放核算工具温室气体（GHG）核算体系，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的直接排放量，即与企业生产环节直接相关，涵盖消耗烟煤、柴油、天然气、汽油产生的排放，以及水泥生产等的制程排放等；范围二是指公司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或冷源产生的间接排放。
温室气体范围三排放量包括公司价值链公司价值链中发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包含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与燃料和能源相关的活动、上游运输和配送以及员工通勤和商旅出差等环节。
在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安永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田苗苗看来，整个范围三信息的获取与披露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目前的挑战不再于披露与不披露，而在于目前的技术条件，尚无法支撑范围三数据的有效获取与安全高效地交互。”
5月下旬，中华环保联合会ESG专委会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元丰曾在南方周末第20期CSR思享荟“讲好中国酒业ESG故事”研讨会上体表示，计算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Protocol）中的“范围三”，是当前企业对ESG数据进行量化时遇到的最大难题。
田苗苗向界面新闻指出，在讨论范围三数据时，需按数据流区分数据的生成、采集、加工和交互这四个阶段。目前，供应链中的交互主要是指数据的共享，即一方将数据提供给另一方。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获取这些需要交互的数据，谁来为获取这些数据的投入买单。
她解释称，由于许多范围三的排放数据并不天然存在于现实中，因此需要依靠物联网思维，基于传感器技术，包括红外遥控、卫星信号等来获取多元的信息。只有当企业全面提升生产运行环节设备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采集设备状态以及环境相关数据。目前可用的技术包括5G通信技术、区块链等，它们在解决数据传输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全社会运行这些技术的成本很高。“因此，一般企业首先应该专注于更容易操作和验证的范围一、二，确保这些数据的获取与披露像财务数据一样严谨，这是在供应链上与其他企业进行涉碳数据交换的基础。”田苗苗说。
她以瓶装水为例解释道，当我们谈论范围三时，它不仅仅包括瓶装水生产公司的能耗，还包括每一个塑料瓶，每一张包装纸在生产过程中的供应链情况。如果进一步追溯，会发现生产塑料瓶的企业需要购买化学原料，而这些化学原来又来源于化工企业，化工企业则从石油制品中提炼出这些原料。要完成整个价值链或供应链的溯源，我们需要从最初的源头开始。
因此，“当每家企业都能高效地做好自身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披露，那么范围三的披露会伴随着可信数据的不断丰富，而变得易于操作。如果现阶段过分强调各家企业都要做到范围三披露，反而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问题。为了防止其他企业数据造假，会大幅推高验证与检查的成本，进而导致全社会交易成本的上升。”田苗苗说。
田苗苗认为，在当前阶段，每家企业都专注于尽快完成自身范围一、二的披露工作，并持续完善产业链数据共享过程中的安全体系建设、降低数据共享的成本、提高数据共享的效率，最终范围三的评估就会水到渠成。
但田苗苗也提到龙头企业注重范围三披露，对于推动全产业链的绿色管理和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现阶段政府并未强制进行范围一、二信息披露，龙头企业对于范围三进行披露的工作，客观上起到促进全供应链上各家企业主动进行碳排信息收集的推动作用，让更多地企业意识到绿色转型工作对于自身的经营发展有经济价值，绿色产品是打入高端产品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责任编辑：刘万里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