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四年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谈, 未能说出的潜台词是什么?
来源：文化纵横杂志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导读】5月28日，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再次重启，对比前一段时间公共舆论空间内，中韩、中日、日韩三方复杂矛盾关系，这一会晤被认为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为东亚地区未来的稳定、中日韩关系前景打开了新局面。不过，由于三国间关系具有高度复杂性，影响因素很多，因此，客观看待各国基本外交逻辑和自身定位，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本文分析了日本的外交战略变化历史，并指出了美国影响下的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当前定位，为我们分析中日关系提供了参考。
文章指出：中日关系之前50年的良好局面，源于中日双方政府对和平、合作、发展的共同认识和愿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中日都面对巨大外部压力，合作是共同对抗压力、争取空间的选择。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日本逐渐脱离了战后心理状态，重新建立了“政治大国”战略构想，民族主义思潮和社会情绪抬头；又随着中日间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构想的目标，越来越锁定中国。又由于美国带来的国际连带特征，中日关系走到了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由此可见，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变化，是继续聚焦安全问题，并持续受到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还是以合作、发展、共赢为方向，还需要双方共同的智慧和努力。
本文原载《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原题为《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
——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
1972年9月，中日两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推动长期“不正常”的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在此之前，中日关系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走过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以及东西方冷战背景下隔绝与对抗的百年历史。邦交正常化结束了中日对立状态，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由此改变，此后走过了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1972—1992年)、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1992—2010年)、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50年来，中日两国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人员往来、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重要成果。中日关系历尽坎坷、曲折前行，但总体守住了和平合作的底线，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与国民的福祉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50年来，中日关系从力量对比到互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演变发展是多重因素综合交叉作用的结果。这些不同层级、不同力道、不同方向的变量或可简单概括为中日关系特质、两国自身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变量三个方面。其中，日本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战略、安全战略对中日关系的演变起到重要的规定性作用。从中日关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在始终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基本元素中，日本的大国目标“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性质，也就是竞争性”。在战后70多年的历史流变中，日本国家战略追求“大国化”的基因一直存在、贯穿始终，经历了从“经济中心”导向到“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的重要蜕变。邦交正常化50年来，伴随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的确立、内涵的发展、路径的更新，日本战略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这种规定性作用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明显，二者的演变发展呈现出高度同步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两国关系新纪元，也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日一衣带水，往来源远流长。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两国历史上首次以条约形式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此后，日本对华相继发动了十余次战争或“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巨大伤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日两国在官方、政治层面陷入长达27年的相互隔绝、对立状态。1972年邦交正常化确立了现代中日关系的起点，两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九条规定，两国相继缔结了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多个协定。如果把50年来的中日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20年，可概括为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两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战略远见和政治勇气、非凡的东方智慧与历史担当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两国关系新纪元，也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中国方面看，1977年，中国明确了现代化建设路线，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中日各领域合作提供了新动能，两国关系迎来“黄金十年”。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后，日本开始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截至2008年的30年间，日本对华提供各类贷款共计3.4万亿日元，一定程度解决了当时中国在一些领域建设资金方面的燃眉之需。中日合作还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日本则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市场消化力不足的问题，日本经济界强烈要求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打开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从数据看，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1年的不足10亿美元，发展到2021年的3714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在华企业超过3万家。牢固的现实利益纽带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维护了中日和平合作的主基调与大方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还大幅改善了亚洲地缘安全环境，维护了地区总体和平与长期稳定。中日作为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敌对方，通过邦交正常化实现战后和解，不仅结束了战争状态、改变了双边关系，也给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力地维护了亚洲和平。加之中美建交，亚太地区由此形成了“美苏+”的“两个半”力量格局基础上的战略均势，而不是欧洲那样典型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这为亚洲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条件。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2021年中日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到整个世界的23.6%、东亚的89.7%，这样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相邻大国在半个世纪内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其战略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本身。中日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构成“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东方文明的复兴、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辛历程，最令人感佩的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高瞻远瞩、果断推动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勇气与历史担当。与中美建交、日苏建交以及日韩建交等相比，中日邦交正常化采取了特殊的处理和安排。一是综合性政治解决，而非单纯法律解决；二是分两步走，先是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然后再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作为恢复邦交的形式，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尤其充满了特殊性。”“首先，日中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已经20多年，却在短短的四天内完成谈判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要知道，“在战后日本的邦交谈判中，日本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经历一年多的谈判后才发表联合宣言的，与旧殖民地韩国的谈判更是历时14年才签订了基本条约”。“其次，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通过缔结和平条约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的‘联合声明’形式。”从这些侧面，足以窥见当时日本国内、国际形势的高度复杂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背后，是国际局势以及两国方向一致的共同战略需求的强力推动。国际战略因素或曰结构性因素是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六年后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动因。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形成尼克松所谓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相对下降，美苏冷战攻守易位，中美两国为对抗苏联威胁而相互走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在日本，“尼克松冲击”直接导致佐藤荣作内阁下台，促使日本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田中角荣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承诺当选后实现对华复交，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加快。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发起攻势，大有在全球范围内排斥美国势力与影响之势。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亚太局势紧张。换言之，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来说，外部环境严峻而“平稳”,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现实军事压力，彼此建立和平友好的双边关系对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极为重要。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头20年里，日本的国家战略保持了持续性，即沿袭以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二战中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战后日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军事立国”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国内看，经济衰败，民生凋敝，民众普遍向往和平，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现实严格限定了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国家战略。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济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恢复经济，形成了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家战略出现转型苗头，但仍处于构思阶段。加之冷战格局的严格制约，中日关系发展总体平稳，对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能够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予以有效控制和妥善解决。1989年，日本参与美西方对华制裁，但很快认识到“与中国保持和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对亚太的和平与稳定都十分重要”,“对中国采取孤立化政策不可取”,因而率先恢复了对华正常交往。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的改善达到顶点。
▍中日关系总体维护了和平合作主基调，但进入后冷战阶段，矛盾分歧面越来越突出
中日关系50年来历经风雨，总体守住了和平合作底线，造福于两国，也贡献于地区和世界；但进入后冷战阶段，在日本战略转型背景下，中日关系在合作深化的同时摩擦也同步增长，矛盾分歧面越来越突出。
冷战结束后，资本得以超越政治藩篱，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优配置。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日经济合作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另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中日关系战略基础弱化，两国之间更多矛盾分歧开始显现，进入合作与摩擦同步增长的“政冷经热”状态。这一时期，两国经济合作取得非凡成就，而且朝着地区化、多边化方向迈进。这一趋势在中日第三份、第四份政治文件，即1998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都有充分体现。从文件中还可以看出，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中日两国努力挖掘双方共同利益，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努力稳定发展两国关系。在携手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韩借助“10+3”对话平台，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2000年5月，在中日共同参与下，“10+3”财长会议签署了建立东亚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中日之间达成的“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相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重要共识，既是对对方迄今走过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定，也表达了对彼此今后发展方向的期望。
作为对中日关系具有规定性作用的重要变量，从这个阶段开始，日本国家战略开始剧烈转型，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构成影响和冲击。二战后，伴随民主化改革，加之国民对战争的普遍厌恶，反战和平主义成为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旋律。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日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化发展倾向，中曾根康弘时期“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等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大国主义思潮的泛起，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直至冷战结束，明确将成为“政治大国”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政治大国”化战略从构想过渡到实操阶段，其诉求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主导国际秩序重构，以及在国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修改《日本国宪法》等。
彼时，“告别战后”“迈入新时代”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日本社会。据1991年11月《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针对“今后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设问，有52%的受访日本人回答“不仅在经济方面，还应该在政治方面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关于“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成为领袖”的提问，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占72%,予以否定的只有18%。进入这一时期，日本朝野都不再满足于只做经济大国，而是渴望成为“政治大国”。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后，明确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990年5月，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撰文《剧烈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提出日美欧构建“三极体制”、共同领导世界的主张。栗山认为，1988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为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欧共体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三者之比为5∶5∶3。由此可见，日本“依靠经济力量再度作为5∶5∶3的一员，处于负责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地位”,而“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并单方面维护这一秩序的时代已成为历史”。1993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率众退党、另组新生党的前夜，推出其重要政治论著——《日本改造计划》,提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主张。
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地缘安全环境变化，以及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滑入“失去通道”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民族主义在日本再度兴起，而且从“高昂的民族主义”转为“悲情的民族主义”,对外关系领域成为重灾区。保守势力为摆脱“战后体制”、重塑“民族自豪感”,对外提出“主张型外交”,同时极力掩饰、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三大谈话”,有两个出现在这一阶段，就说明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歪曲历史动作之猖獗，日本国内外和平力量、正义力量与其斗争之激烈。1995年“村山谈话”发表后，日本政坛右翼保守势力强烈反弹，《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出笼。右翼势力试图通过美化侵略战争激发民族自信、推动社会意识形态整体右移，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这在安倍两次执政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就是从这时起，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走上美国学界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道路。
在这一阶段，日本正式将“政治大国”化确立为新的国家战略目标，而安全领域的调整成为其战略转型的重点领域。这与冷战后日本战略精英层的形势研判直接相关。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引用已故世界和平研究所副会长佐伯喜一未公开发表的《日本国家战略研究试论》,描述了这个时期日本对世界格局、形势的基本看法。“冷战的终结，是由于经济力量平衡变得对东方决定性地不利而导致的”,这“证明国际关系中经济力量变得比军事力量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然而，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印证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尽管存在局限性，却是经济力量所无法取代的”。“冷战终结使得联合国有可能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没有美国军事力量的行使，联合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这一点也很明确。”所以，“冷战的终结，未必就能保证和平的到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冷战结束并没有带来像在欧洲那样的剧烈变化，冷战结构残存、威胁认知多样、国家安全关系依然保持着多样化特征。冷战后的世界结构，是“具有单极结构特征的复式多极结构”。尽管世界在经济上已经呈现出近乎日美欧三极的结构，但是日本、德国作为三极的核心力量，缺乏与美国一样构筑和管理新世界秩序所需的充分的政治、军事条件。
进入21世纪，日本对华竞争意识明显增强，并集中体现在地区多边问题上。一是围绕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随着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经贸合作效果日益显现，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全球自贸谈判进程受挫，尤其是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日本认识到东亚区域金融以及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从过去的只追求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单纯依靠WTO的政策转向谋求区域经济统合，开始积极疏通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轴的经贸合作渠道，参与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目标是到2010年建成。此后，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在日本看来，中国对地区合作的积极推动对其造成了直接冲击，于是在经过三年时间的谈判后，于2008年与东盟签署了《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IP)。这是日本第一个以地区组织为对象的多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作为对中国的应对，日本与东盟各国缔结的是包含投资和人员移动在内的EPA,而不是像FTA那样仅以贸易合作为对象。
二是加强与亚太“民主国家”的战略合作。在推动实现“东亚峰会”构想的过程中，小泉纯一郎政府要求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民主国家”纳入其中，以冲淡中国的影响。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安倍晋三以“破冰之旅”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提出“弧”这一“带有某种战略性的概念”,努力深化同印度、澳大利亚的战略联系，与印度构建了“全球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建立起安全合作关系。安倍内阁还提出了“价值观外交”,重视民主主义的“价值”,与共享这一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自由与繁荣之弧”是“价值观外交”与地缘政治战略相结合的产物，意在加深从日本本土到东盟、印度，再到东欧各国之间的合作。这些国家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且都追求“自由与繁荣”。日本学界认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意味。此后，除自民党福田康夫、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两届内阁外，日本历届政府都继承了小泉、安倍内阁的基本路线。2008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双方签署《日印安全联合宣言》。这是继安倍政府同澳大利亚签订安全联合宣言后，日本在首脑层级除与美国外签署的第一份同类文件，标志着“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的延续。
▍伴随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实施路径的多元化发展，中日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
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伴随中日以经济总量逆转为象征的实力对比变化，以及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回调亚太等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以2010年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以及2012年民主党野田佳彦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借物权转移固化非法占领为标志，中日关系进入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第三个阶段——矛盾多发的战略竞争期。面对中日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日本对外、对华心态发生明显变化，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之初，采取了与2006年时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其背后是日本国力相对下降，战略从容与自信不再，国际存在感弱化，但对“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愈加坚定。随着日本战略实施路径向包括安全军事手段在内的多元化方向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安全性上升，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征。
进入这一阶段，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持续发展、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同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开始超出双边，涉及战后体制的法理依据、国际及地区秩序的重构方向、联合国机构改革等关涉国际架构、国际规则的深层问题，“以双边格局再重构为最终结果的战略博弈由此拉开序幕”。作为世界多极力量之一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谋求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日本则以安全战略转型为突破口，加速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2013年日本出台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将努力实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此背景下，中日政治安全矛盾及海上领土争端激化。2013年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个月后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日美同盟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也再次掀起高潮。2021年4月，日美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切，这是自1969年佐藤、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声明》以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列入所谓“台湾条款”。
从冷战结束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对世界大势、发展安全环境以及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认知、研判经过几次重要调整。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体现了日本官方对世界与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最新认知：“当前，国际社会正处在划时代的变化之中。世界正式进入了中美竞争、国家间竞争的时代，力量平衡的变化加速并复杂化。”“世界过去是以美国压倒性的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为基础，先进民主主义国家共同发挥主导，从而支撑了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在自由开放的安定的国际秩序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积蓄了力量、增加了存在感。”然而，“迄今为止支撑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的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和国际秩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日本周边，聚集着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其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强化和军事活动的活跃化日益显著，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
2012年以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持续加速，“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的设计框架越来越清晰，系统完整性明显增强，路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元。一是形势认知渐趋现实，对既定目标的追求愈益迫切；二是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强调价值观与安全利益；三是新“战略增长点”集中于政治安全领域。28日本战略精英层对国家战略的描述演变为“将外交、同盟政策与国防政策相互组合，为实现生存与繁荣而采取的方策”。“其制定与实施由三个环节(阶段)组成：一是准确认识外部环境、形势，二是界定对本国生存与繁荣生死攸关的利益，三是将实现上述利益的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合理的组合。”从中不难发现，冷战结束30年来，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视角和重点出现了明显变化，即：从重视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转变为强调外交、日美同盟特别是防卫政策以及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力的获取。在“超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近八年的全力推动下，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上升，为实现新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备，对内推动法律制度修改、决策体制改革，对外融合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加强自主力量建设，增进战略行为能力；强化战略主导意识，力争引领国际规则；对美采取“建设性追随”方针，推进“日美+”区域安全合作。
展望未来，在自身战略自主性持续走强的背景下，日本战略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演变发展将发挥越来越直接、明显的规定性作用。中日关系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无疑十分重要，但日本绝非被动接受的一方，对其战略主动性及相关作为的研究亟待深化。实际上，日本战略因素不仅一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影响变量，而且今后其影响力度会继续上升。这既与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的趋势有关，同时也是由日本战略转型内在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日本国家战略转型是以安全领域的突破为先导的，而政治安全领域恰恰是中日关系最薄弱、最敏感的领域。日本安全战略的外向化、进取性转型，导致中日矛盾上升、竞争对抗增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美同盟结束“漂流”,重回强化轨道，军事合作指向从“日本有事”扩大为“周边有事”,为干涉中国内政铺平了道路。日本在将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西南的基础上，加紧对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建设。在此背景下，中日在安全领域以及直接关乎地缘政治利益的东海方向、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上升，日美安保体制与“中日友好合作”的战略冲突显性化。
第二，在日本新的安全战略、对外战略中，中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锁定中国”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美国，继共和党特朗普政府2018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后，2022年3月民主党拜登政府发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方针》,将中国定位为“唯一能持续挑战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步，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升级了“中国威胁”,指“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30年间增加了约42倍，但是关于预算的详细内容和增额的意图尚未十分明确”。蓝皮书认为，中国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下，以核、导弹战力和海、空军战力为中心，广泛且快速地实现军事力量的强化与现代化，重视确保在宇宙、网络、电磁波、人工智能(AI)、无人机等新领域的优势，推进“基于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军队现代化”。“南海问题直接关涉地区的和平与安定，是国际社会合理的关心事项。”“日本大量的资源与能源依赖海上运输，也是利用南海的利益相关者。”进而指责“中国不透明地扩大军事力量与在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扩大军事活动相结合，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方面强烈忧虑的对象”。“中国不接受中菲南海仲裁，继续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不一致的海洋权益”,“推进争端地区的军事化，继续强化与法治和开放性背道而驰的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以及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
第三，日本的新战略具有明显的“国际连带”特点，将增加地区国际关系的自助性质，加剧地区分裂与对抗。日本战略转型的基本要点，一是强化自身安全军事实力、国际战略行为能力；二是强化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军事体系化与战略协调性；三是强化“民主国家志同道合者联盟”,构建“广域”盟伴网络。这意味着日本联手美国打造“建制外”地区架构的动作不会止步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体现了相关应对思路，包括“加强与共同拥有普遍价值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依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的对策”;鉴于“在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日美同盟比以往更加重要”,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加强自身军事行为能力。“日本自身防卫力量的彻底强化也是必要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修改十分重要。”此外，日本将“加强综合外交力”,“为了得到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政策、措施、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将强有力地展开战略性的对外宣传，同时致力于培养亲日派、知日派以及加强与日系社会的合作”。
美国学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Green)在其最新推出的《优势线：安倍时代的日本大战略》一书中，描述了2013年2月22日安倍晋三在CSIS发表英语演说时的情景。在这次演讲前几个月，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JosephNye)在最新版的“阿米蒂奇报告”中对陷入“漂流”的日本发出警告，并在报告结尾部分刻意发问：“日本是否打算继续保持‘一流大国地位’?”对此，安倍在演讲中给予了回应。他直视着观众席上阿米蒂奇、格林等报告的起草者们，给出了他的答案：“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二流国家。”与此相似，早在2006年4月，笔者在华盛顿采访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Roy)时，也曾听到他这样一个观点：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的民族主义绝不会允许日本在中国面前屈居第二”。从这一点看，中日关系确实又一次站在了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本文原载《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原题为《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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