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口号定得好
徐惟诚（右）和苏文洋。
1984年6月的一天，顶着炎炎夏日，北京晚报本市新闻组的两位记者，来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副市长白介夫两位领导面前，向他们做关于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请示汇报。
其中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就是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此前，他在文物采访中目睹长城坍圮失修的状况后，萌发了群众赞助修缮长城的念想，这个大胆的想法虽然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但究竟能不能得到上级的支持与批准，能不能办成办好，谁也拿不准没把握。于是报社请求向两位市领导当面汇报，积极争取支持。
工作汇报完毕，不久得到两位市领导的批复：“赞成，可以走这条路！”并且还对具体如何实施的细节，如是否先提一个方向、是否还需一点时间等，提出了一些询问和建议。很快，徐惟诚专门就此问题，向有关中央领导请示，同样得到了认可和支持。
有了中央和北京市两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苏文洋和晚报编委会倍感温暖振奋，对活动的顺利开展充满底气和信心。在唤起国人保护长城意识，将保护长城与热爱中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识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大幕徐徐拉开，各级政府部门一路绿灯，为这项公益活动的启动实施保驾护航。
40年过去，看到当年这份保存完好的请示文件，94岁的徐惟诚回想往事历历，谈及当年为何会选择支持这项活动时，他直言：“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希望它能搞成功！”时隔多年，他依然赞不绝口，“这个口号定得好！——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中华是‘我’的中华，长城是‘我’的长城，是和‘我’有关的，这样就把个人和长城、和祖国挂起钩来了。万里长城，本来跟‘我’没有关系，但‘我’去过一次，就和‘我’有关系了，‘我’捐几毛钱、捐一块砖，长城是‘我’参与修起来的，就跟‘我’关系大了，这是‘我’能为长城做的事。这个口号会让人们产生一种主人翁意识和自豪感。”
诚哉斯言，“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后，迅速点燃了全国人民爱长城、爱国家的热情，社会各界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人都捧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而来，捐款行动如火如荼。在由上至下、由官方至民间的关注和努力下，真实的长城被一段段修复着，长城所代表的民族团结精神也一节节挺立起来。徐惟诚为之感叹，“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是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真正做到了深入内心，“爱国主义，必须要让人们真正觉得自己和国家是有关系的，让人们去做一点事，感觉到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事情。”
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也为文物保护、修复树立起了新示范，指明了新方向。1986年1月，在北京市第三次文物工作会议上，徐惟诚、白介夫、陈昊苏、侯仁之等出席并讲话，特别提道：“国家投资和社会资助古建筑维修经费达到四千二百零七万元，一批古建筑得到修整，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为代表的各项社会赞助活动，为集资维修古建筑提供了经验。”
此言不虚。1986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收到了寄自“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自活动开展两年以来，共收到捐款904万元，已修复八达岭、慕田峪长城4000余米，古北口长城也正在修缮中，这些工作促进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和首都旅游事业发展，并对辽宁、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社会赞助修复长城的活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形成了全国性的保护长城的好风气，阻止了那种随意拆毁长城的恶劣做法”。
这份报告中写到，主办方对于赞助款的使用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各项开支均认真审核，随时接受两位经济顾问的检查和监督。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这份报告纸页四周的空白处，写满了徐惟诚等多位相关北京市领导的意见批示，留有多处“同意”“支持”的字样，体现出政府对“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充分认可支持的态度，不仅仅是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在经济上也提供了实际的赞助，这为活动的长期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援。
大事必作于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的左下角有三行引人注目的小字：“注，所附经费使用情况，是惟诚同志要求他们补报的”，落款“惟诚处7.22”。徐惟诚作为日理万机的市委副书记，竟关注到这项宏大活动中如此细小的一个关节，他责成主办方附上经费使用明细，也正是为了确保这项活动顺利、有序、规范进行。从留存在历史文件上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痕迹中，可以看出当年“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得是多么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从领导到主办方到基层工作人员，都充分重视，密切关注，认真汇报、审核、监督着每一个细节。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长城这个景观，‘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个文化遗产，这种精神是谁的呢？是‘我’的，是全中国14亿人的！”抚今追昔，作为北京日报社曾经的老社长、老报人，徐惟诚更是对北京晚报这一敢为天下先的倡议感同身受。他自豪地说：“我历来主张报纸要搞社会活动，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社会做实事，也扩大报纸的影响。我们报社是第一个成立社会工作部的，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本报记者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