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五种经济构造力
斯蒂芬·波洛兹/文
就像地壳运动中的构造力一样，经济构造力在释放时也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地壳构造力的运行以百万年为单位，而经济的自然构造力的运行以数十年为单位，这在人的一生中算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与地壳构造力一样，经济的自然构造力的运行基本上是不可察觉的，并且很少呈线性运动。预测经济构造力产生的结果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机械的工作，即使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让它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
许多粗心的观察者认为，经济运行就像操作一辆装配有大量部件和电子设备的汽车，尽管看起来复杂，但实际操作并不复杂，因为只要你踩下油门，它就会向前移动。虽然引擎盖下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一切都是纯机械的，因此很容易预测，这就像你向系统输入的每个指令都有一个相应的输出结果。
但是，由于经济构造力处于动态变化中，经济运行潜在的复杂性往往导致经济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经济预测的结论应始终表示为概率——就像天气预报那样。预测经济就像驾驶一辆年久失修的汽车，它可能会前进，但它也有可能突然失灵，不受控制地向左或向右偏移。
经济运行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比汽车等机械的运行要复杂得多，因为虽然单个经济要素是个体行为的产物，却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有时，不同的经济构造力会相互放大，形成将经济推向同一个方向的合力，并产生令人惊讶的巨大影响。有时，两种力量对经济的作用是相反的，其作用力会部分抵消，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更多是两种作用力抵消后的经济结果。经济学家可能无法理解是什么使这些力量达到平衡。但显而易见，持续的不平衡会导致压力累积，而这就像构造板块挤压并被卡住时那样。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遏制。当达到某个临界点，积累的压力超过了阻碍它们分离的摩擦力时，这些力量就将以暴力的方式回归平衡状态。在地质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地震”，在经济学上则称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经济不稳定的最终形式，是一种离群事件，在经济稳定和经济危机之间，不稳定性不断上升，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不过，考虑两个移动的板块之间潜在的、剧烈的相互作用是一回事，考虑对全球经济起作用的构造力则是另一回事。主要区别在于，经济构造力数量更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更复杂、更难以预测。经济构造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它还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就业、储蓄以及房产价值。
《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应对风险更高的未来》一书考察了影响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五种长期构造力：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债务增长和气候变化。这些力量在性质和范围上是全球性的，它们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存在，并将在疫情过去后很长时间内继续发挥影响。在此意义上，它们非常类似于在地壳下运行着的构造力。
人口老龄化是第一种经济构造力。虽然全球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它也可能是当今商业世界中最被低估的力量。由于人口老龄化是逐步发生的，这股力量不太可能对具体的商业计划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7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出现了一次大规模膨胀。人口增长持续了大约20年，人口出生的高峰在1960年前后。这群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由此引发的工人数量激增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峰。而到2010—2030年的窗口期，这批工人中的大多数会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现在，许多人的观念受到50年来劳动力供给情况的影响，但那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由“婴儿潮一代”驱动的，而现在随着他们进入退休阶段，劳动力供给状况正在发生逆转。
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要素：劳动力增长和生产力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制约。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的时代，因此经济增长趋势也会放缓。纵观历史，在经历了50年“婴儿潮一代”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后，目前经济运行正在向更正常的状况回归。这一基于历史的观察视角十分重要，因为对未来的预期通常取决于集体的历史经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过去50年的经验难以对未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换言之，经济增长不会恢复到近50年的平均水平。相反，它将与一个更长历史时期内的平均值趋同，与“婴儿潮一代”的异常繁荣相比，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显得死气沉沉。
人口老龄化对利率也有影响。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没有任何压力或干扰时，经济增长率和平均利率水平之间会出现一种自然的关系。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两者在数值上会大致相当。例如，如果通胀率稳定在2%，利率为3%，那么实际（或者说通胀调整后）利率为1%，经济增长率也在1%左右。当然，这些关系并不是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完全成立，因为现实永远不会像经济学教科书那样简单。不过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它们是正确的，就像7月的渥太华平均温度约21℃，但任何一天的实际气温都可能与平均温度有很大不同。（我将在第二章更详细地解释利率。）
在“婴儿潮一代”从30多岁步入50多岁的过程中，他们推动了经济增长，也推高了实际利率。人们观察到的利率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上升得更快，因为通货膨胀率也在同时上升。劳动力供给和通货膨胀率对利率的影响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峰，从那之后利率便一直呈下降趋势。初期，利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在下降，但在过去十年中，“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成了重要的原因。
技术进步是第二种经济构造力，技术进步本身甚至比经济学更早出现。在五种经济构造力中，它是唯一的积极力量。有史以来，技术进步总是在经济运行的背后发挥作用，并能促进经济增长。人类文明不时就会开发出一种可以应用于所有经济部门的技术，这些技术对生产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因在适用范围上的广泛性而被称为“通用技术”。发明通用技术的事件在经济史上非常重要，以至于它们被誉为工业革命，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蒸汽机的广泛运用、20世纪初期电气化的发展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计算机芯片的发明。
每一次技术飞跃都在生活质量、生产力和居民收入等方面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连续数年，经济增长都会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在经济学中，长期趋势增长率指经济在没有受到临时冲击或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下可持续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时称为“abovetrendgrowth”，表示经济发展处于高于正常水平的状态。——译者注]，从而永久性地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然而，每一次技术飞跃也会给很多个体带来困境。例如，企业必须适应技术进步，否则就将被淘汰，甚至是破产，而破产对企业和员工都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许多工作岗位会永远消失，受影响的工人在进入新行业之前会长期失业。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1873—1896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萧条。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决策者应对得更好了，但仍没能避免波及广泛的破坏和痛苦。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虽然没有出现经济萧条，但出现了所谓的“失业式复苏”，即经济增长恢复，却几乎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情况仍在继续。
了解过去工业革命的深层驱动力对于理解未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根源是经济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普及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技术飞跃带来的早期影响。我们在很多情境下都会跟人工智能打交道，例如给银行打电话时被接入智能语音，或者在浏览网页时被推送基于检索历史的定向广告。人们只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而这是生物技术领域的新方法在发挥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不管是决策者，还是企业或者个人，都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这有助于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第三种经济构造力是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在他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收入不平等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时隐时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它更是变成了头版新闻。从历史上看，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驱动力是技术进步，此外全球化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人们自然希望技术进步能够改善社会中每个人的命运；不过这一愿景即使最终能够实现，新技术带来的第一批收益往往也只会被少数有创造力的人瓜分。与此同时，因新技术或全球化而失业的人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可能会面临长期失业。这种失业经历造成的伤痛可能会持续一生，受其影响的人可能很难得到和过去一样的收入。总之，技术变革将使个人的未来变得非常不确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因发明新技术而富有的企业和股东将会把自己新获取的收益投入整个经济运行体系，在各个部门创造就业机会，造福整个社会。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第二轮的积极经济影响是建立在第一轮技术对经济的破坏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建立在对最初被新技术取代的人群的打击之上的。
经济构造力不是在实验室或计算机模型中展开的，而是在由个人选择所塑造的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它们催生了恐惧、嫉妒、愤怒等情绪。因此，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和与技术转型伴生的工作岗位转变自然会成为政治问题。机会主义政客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提出要追求更加公平、更加确定的未来。我在后面章节会解释，这些政治主张很容易适得其反，不仅不能降低不确定性，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并延长了人们的痛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成为了社会迫切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四种经济构造力是债务增长，这一问题近年来引发了很多关注。“婴儿潮一代”在处于借贷高峰阶段时，提高家庭债务总额实属正常。然而，在最年长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后，总体家庭债务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因为他们“千禧一代”的子女进行了更多的借贷。利率下降也是导致家庭债务总额攀升的部分原因，这一因素使得家庭和企业更容易承担更高的债务负担。此外，银行贷款的条件放松也是债务上涨的重要助推因素。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家庭借贷要容易许多。在当年，一对年轻夫妇需要首先提交贷款申请，然后如坐针毡地等上几天，才能等到银行的决定。银行的这种转变，就像从一家只提供固定菜品且上菜很慢的餐厅，变成了随取随用、提供信用自助餐的餐厅。
此外，私人部门债务上升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引发的副作用。央行的主要职能包括熨平经济波动以保持通货膨胀率稳定。因此每当经济疲软时，央行就会下调利率以缓冲经济冲击，鼓励家庭和企业进行借贷和大宗采购，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机制还会帮助实力不足的企业在经济衰退中生存下来，尽量避免倒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在央行的救市举措下，家庭和企业的债务在每一个商业周期都会上升到新的高峰，而不是在艰难的衰退期被债务重组，从而被清除出经济系统。
然后是政府债务。当经济疲软时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来提振经济，意味着产生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借贷。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政府债务一直呈上升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的过度支出更将全球公共债务推高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一股超速发展的力量。
第五种经济构造力是气候变化。迄今为止，气候变化在经济史上还没有发挥过核心作用，但它目前受到的关注最多。尽管并非共识，但专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会通过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经济和金融波动，比如引发洪水、频繁的热带风暴、干旱、野火和极地涡旋等。这些极端气候事件将造成居民流离失所甚至死亡、房屋和其他基础设施毁损，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商业活动。这些气候事件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并且其影响可能通过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
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促使许多政府转向环保政策，鼓励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经济转型，碳排放法规和碳税都是典型例子。这些减少碳排放的愿景将面临政治挑战，但无论绿色转型的结局是完全成功、部分成功还是失败，这场被迫发生的能源转型都将成为未来新的经济波动来源。净零排放有许多可能的路径，每一条路径都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每个国家可能需要为此做出的妥协让步也不同。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这些都使得气候变化成为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
其中，许多路径将导致化石燃料部门的工作岗位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国收入降低。在某些情况下，主要的能源储备最终可能被闲置在地下，这将对能源企业和能源储备国的市场价值产生明显影响。这种波动还将直接传导到向能源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因为投资者会仔细寻找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并出售不符合新型环境标准的企业和关联银行的股票。
总之，无论采取自愿、通过监管，还是通过征收碳税等强制方案，积极减少碳排放都将对经济和就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方面将迫使企业投资于碳减排技术，直接提高企业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投资者回避高碳排放企业的证券，间接提高企业的借贷成本。对此，许多企业将通过能够同时减少碳足迹和劳动力需求的技术方案来加以应对。商业环境永远不会一成不变，这一点毫无疑问的。
（作者斯蒂芬·波洛兹为经济学家、加拿大央行前行长；本文为《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应对风险更高的未来》一书书摘）
责任编辑：刘锦平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