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生前每次回国都会谈这个问题，并留下了一句名言
转自：上观新闻
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逝世，享年98岁。自20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致力于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在此历史进程中，李政道每次回国，都在不同层面、通过多种方式宣讲、阐释他关于基础科学的看法、观点和思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基础科学观，并在实践中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基础科学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
本来，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持续发展的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有特殊性。自西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就被当成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工具，中国人普遍接受并强调了科技的应用功能和价值，也就是其工具价值。但是，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等更为根本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忽略，基础科学因其一时的“无用”而遭到冷落甚至质疑。
李政道之所以在中国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在与国人的交往实践中敏锐而深刻地体会、认识到了上述这个根本问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李政道在1972年9月第一次回国时就注意到国内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忽视与偏见。1974年5月第二次回国时，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送了著名的《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李政道认识到，在中国，要从道理上讲清楚并让人接受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从那时起，李政道以后每次回国，都要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通过不同方式谈到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基础科学观。
对于李政道这样的大科学家来说，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无须证明的。但是，要纠正国人已经形成的某些片面的、狭隘的看法和观念，那就必须从道理上讲清楚，而且要让普通人听懂并接受。为此，李政道选择了从常识的视角，用打比方的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的不可或缺性。李政道认为，要让科学界之外的普通人认同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最好用大白话、用形象的比喻、用打比方的方式去交流，效果会比较好。他不断地寻找贴切的比喻，用更加有说服力的生活事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是李政道论述基础科学重要性的一大特色。
据李政道回忆，“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是不会有鱼市场。”这其中的“水·鱼·鱼市场”理论最为形象，李政道讲得也最多，因而也最为有名，最为深入人心。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还经常用“浪头”作比喻，以此形象地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他说：“科学研究就像海洋里的浪头一样，一个浪、一个浪地过去。当一个浪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其下一步必定要下落，然后新的浪头再出来。所以，你只看见别人浪头高，就一味地跟着去追，而自己不去找新的、将成为巨浪的新浪头，结果人家的浪头下去了，又去做别的了，你还在跟着别人走，这样永远不会发展、不会发达、不会领先。你要发达，你必须要自己找到新的浪头，看准新的浪头是从哪里开始的，在它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时，最好在它刚要开始的时候就将它抓住，使它达到最高峰……无论是过去的工业社会，还是在目前步入的信息社会，无不得益于不断达到最高浪头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一‘源头’。”应当说，基础科学是“源头”的思想观点，是李政道阐述基础科学的特殊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主线。
二、正确认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
如果说用“打比方”的方式是为了让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那么，揭示现代科学体系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深刻阐明基础科学的特殊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科学的辩证关系，则是李政道基础科学观“由浅入深”的必然过程。李政道说，“科学技术分为几部分，一是基础科学，一是应用，然后再到生产，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从基础科学发展到科技应用，从科技应用再发展到大量生产，最终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这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后来成了李政道的名言之一，他在多种场合都大力阐发这一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政道认为，基础研究相当于一个“总机关”，“总机关一动，下面的整体就要发动。在你发动总机关时，并不能完全预料到结果。但你可以知道，这个总机关是操纵一切的东西。”后来他在清华大学做演讲，对基础科学所起的“总机关”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等于说基础科学是一个‘总开关’，先掌握住科学的基础规律，就掌握住了这个总开关，它一动才发生了所有的科技应用，从科技应用再大量影响人类社会文明。”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商品经济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质疑基础科学研究的用处。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李政道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了回应，他在199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好比有了水以后，不能保证一定有鱼，但也许会有虾，也可能是螃蟹，都是可能的。做基础科学研究时，你就把规律掌握住。基础规律掌握住了，总是有用的。但是在最初发现某一规律时，要说以后具体应用在哪里是很难预料的。”李政道特别强调要有战略眼光，发展科学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和需要，“在所有基础科学研究过程中，在没有完成研究，没有了解这些基本规律时，我们不可能预测以后应用的广泛性，甚至也不能预料如何应用，但是可以断言，21世纪的新科技成果和文化，必然是建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从今日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李政道的上述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当前，中国科技整体实力逐渐增强，部分领域正在“并跑”甚至“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正是得益于中国政府给予了基础科学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李政道还从国家科技体系建设的角度，强调国家科技体系必须完备，即便是重点发展应用科技，也要有基础科学与之配合，否则国家科技体系就将非常脆弱，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说：“一个国家科技强盛，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会不堪一击，而且没有后劲。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着重于自然界规律的研究，后者着重于将基础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但是它们作为科学是相通的，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甚至研究使用的仪器设备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更重要的，它们都要求高素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人才，而这些人才主要的还要在基础研究过程中培养。”显然，李政道这一基于深入研究而提出的具体的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基础科学的发展之路
李政道不仅从一般学理意义上阐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还注重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阐明科技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基础科学并恰当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的。李政道选择了自己所在的美国以及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他回顾了美国和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之后指出：“日本在早期比较穷困的时候，是比较注重基础研究的。这和其后来科学上的成功，以及工业上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在国家穷的时候，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呢？那是因为支持基础科学所需的经费比较低。”在做了详细的论证后，他进而专门总结了日本发展基础科学的经验：“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从20世纪初的发展早期到现在，都是很注重基础研究的，而且非常成功。日本的科技人才几乎全部在日本接受训练，几乎全部在日本工作，也造就出了许多世界一流人才。”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同于日本，“美国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础”，原因在于“美国起步的时候，和西欧关系密切，工业技术已经有一定发展……二次大战后，西欧受到战争的破坏，才促使美国重视基础研究。”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很不一样，但近期情形则一样，那就是，两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经费的比例，近期也都基本保持在15%、25%、60%左右。”从不同的发达国家发展基础科学的不同历史道路和经验中，总结出发展基础科学的共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之路显然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不过，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不同，因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道路自然也不能刻意模仿别的国家。因此，李政道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日、美不一样，要走自己的路，应该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战略。他表示，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国情来制订科技发展战略。“美国和日本从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到差不多的状况，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人家的经验借过来，加以研究，为我所用。关键是要处理好基础、应用、开发三方面研究的关系。经费的投入大致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地发展。”
李政道不仅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中国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他还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21世纪基础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建议，也就是“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20世纪和21世纪研究的关键性区别，我认为研究方法是重要一端。20世纪的基础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征是‘归纳性’。也就是说，大的是由小的组成的，把最小的找着，研究清楚，就可了解大的。这就是归纳性。人类在21世纪的科学研究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重要的一项，是我们对宇宙整体的了解……一定要将小的与大的联系起来，这个方法可称为‘整体性’……‘整体性’应是21世纪科技研究的重要方法。”应当说，从当前基础科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李政道关于科学研究要有“整体性”的观点是极具前瞻性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政道几乎每年都回国，有的年份甚至多次回国。2010年以后，李政道因身体原因不适宜长途飞行，再没有回国访问，但与国内方面仍保持紧密联系。数十年来，李政道每次回国不仅在事关基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上向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层面宣讲自己对于基础科学研究及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的看法、观点和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何改革、怎样开放，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都需要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汲取新的思想资源。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全新的伟大事业急需向全世界“借智”，而积极听取、吸收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选择。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的看法、观点和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认同，在实践中产生巨大影响，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实践证明，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需要的，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献策的分量，实现了良性循环。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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