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影人纪念汤晓丹导演：他是当之无愧的“银幕将军”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沙漠里的战斗》《红日》《南昌起义》……百岁导演汤晓丹是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战争片之父”。从1933年成为电影导演起，至1988年拍摄个人最后一部电影 《荒雪》，汤晓丹一生执导电影近50部，见证中国电影七十余载的发展历程，一部部令几代人热血沸腾的作品，让他得到 “银幕将军”的美誉。他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生活中为人谦逊，对后辈关爱提携的种种，都深受同行和观众们的爱戴和尊敬。
今年，是汤晓丹导演逝世10周年。11月14日，晓丹·红日——致敬电影艺术家暨纪念汤晓丹导演逝世十周年活动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
当天上午，部分嘉宾和影迷共同重温了汤晓丹执导的电影《南昌起义》。下午，电影导演宋崇、于本正、包起成、鲍芝芳，制片人沈锡元、作曲家徐景新、演员孙渝烽、张云立等嘉宾分别就各自与汤导的交往经历进行了深入而又生动的交流，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也发来视频，表达对汤晓丹导演电影艺术人生的缅怀。
汤晓丹自小喜欢电影，上世纪30年代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意外得到一次执导影片的机会，拍摄了处女作《白金龙》。汤晓丹的电影创作横跨了1930年代初到1980年代，作品类型跨越古装片、都市爱情、战争片、传记片等。新中国成立后，汤晓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导演。他曾撰文写道：“上影是我生命的摇篮。我的大半辈子生活在上影人的关爱中，我的大部分影片也是在上影完成的。在我心里一直认为我与上影同行是鱼水情，血缘亲。”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少数几个长期保持创作活力的电影人，他的电影成就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又带有大半部中国电影史的缩影。
离开十年的汤晓丹导演，在与他交往过的后辈们心目中都依然鲜活炽热，每一个人分享起关于这位大导演的回忆，几乎都是滔滔不绝刹不住车，尽管主持人一再提醒“时间有限”，大家还是不断地回想起一件件关于他“不得不说”的重要往事，而这些回忆拼凑在一起，是一个电影艺术家充满热忱和热爱的一生，也是中国电影起伏磅礴的“前半生”。
以下是电影艺术家们对于汤晓丹导演深切而具体的怀念——
任仲伦（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原上影集团总裁）：
优秀的艺术家像一片森林，但是总有几棵最高的树和最高的枝条。汤晓丹导演就是我们中国电影最高的树和枝条。
他从1933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53年的创作历史，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有些作品是由国家和上级交办的任务，但这些创作任务都变成经典，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许多杰出艺术家身上都有的，不管潮起潮落，不管风云变幻，他们始终竭力地按照艺术规律去拍电影，去塑造形象。电影创作，人物形象是高于一切的，一个优秀的导演，艺术的标杆就是有没有创作典型的人物形象。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在孙道临家里，他讲了他一生的很多经历。我问他到现在为止你拍的电影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形象？他说是《渡江侦察记》的李连长。以我的观影经验，我以为应该是肖涧秋，但他很坚持。当时孙道临走进共和国时代的时候，感觉到艺术创作上有很深的迷茫，他甚至写了要调离工作岗位的申请书，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演工农兵。就是汤导的坚持让他演李连长成功了以后，奠定了他继续当人民演员的决心。汤晓丹导演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影片，还造就了很多杰出的艺术家。
还有一次我去看他，在阳光底下，他坐在一个小的凳子旁边在翻英汉字典，他在查一个“囧”字。那时候正好《泰囧》出来票房很高，他就翻辞典查“囧”中文什么意思，英文什么意思，把翻译的意思写在纸上。他能成功绝对不是简单的，除了对电影的热爱之外，还有一种真正的孜孜不倦，才能光彩照人。
宋崇（国家一级导演，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的遗憾在哪里呢？在上影厂没有能够和汤老一起拍戏，本来要合作《淝水之战》，后来这部戏没拍成，我就被调走了。汤老一直是我的老师，在学校里他给我们上过课。后来我也当了老师，每次讲到战争片，必定要讲汤晓丹。
大家都说汤晓丹是“银幕将军”“军事片专家”，不光因为他拍了很多战争片，他在战争片的表达上也有独到之处。他在战争片中沿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非常重视生活，向战争学习。他拍这些《南征北战》《红日》，他跟军事顾问聊遍了所有的战争，详细了解了所有战争的过程，这是他成功的基本元素。
其次他在拍摄上很有独到之处的，比如《红日》有四场战争，他把这四场战争当成一场完整的战争来表达，每一场战争只表达一个战争的局部，一开头是涟水阻击战，然后大撤退，接着是打莱芜战争，最后就是围攻孟良崮，消灭74师。这样各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结构上讨巧，突出重点，把人物都塑造得很好。战争是人的行为，是塑造人的重要手段，汤晓丹在塑造人物上面是很强调的，尽管这些作品都是领导指派的，但他的艺术家独到的个性，艺术家的脊梁是硬的，这一点是最不容易的。
吕其明（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七一勋章”获得者）：
在他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之时，很多往事好像还在眼前。1960年的《南昌起义》是我担任作曲，在合作的过程中，我深感到汤导知识渊博、长者风范、平易近人，对音乐有严格的要求。
1962年，又因汤导邀约，我为重点影片《红日》作曲。记得我接受任务后，用半年的时间在充分领会导演的创作意图，对音乐进行了精心设计，影片有三四段音乐来展示战争的宏大场面。同时我向汤导建议是否可以增加一段女声独唱来表现解放军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想法得到汤导的认可和批准，于是，我们一行三人赴胶东地区寻找灵感。当我们置身于层层梯田、片片白云、山峦重叠时触景生情，《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曲就这么创作出来了。
但问题又来了，当我唱给汤导和摄制组同志们听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可这时有人提出歌曲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最多只能唱两段，引起了争论。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拍摄条件异常艰苦，还要在三十多度的温度下穿着冬装拍戏，一天下来全身湿透了，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他们拍摄的每一寸胶片都是非常珍贵，但是从歌曲的角度来说，三段词的内容缺一不可，因此我非常坚持，歌曲要么不用，要用就用完整的三段词，决不能删减。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而我们敬爱的汤导坐在一旁听着大家争论一声不响。直到最后，大家都在静候汤导的一锤定音，这时汤导慢声慢气地说“那还是用吧”。听到汤导这句话，我高兴极了，就是这句话，保住了这首歌曲流传至今。我要向汤导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于本正（国家一级导演，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1972年我参加了《渡江侦察记》的重拍，汤晓丹是后来作为顾问进来的。当时为了拍摄赶进度分成两组，第一组由汤化达、包起成等带领一组，拍摄大部分的正面人物形象，我和汤晓丹两个人分为B组。汤晓丹这个时候虽然带领我们这个组，但大部分的工作是交给我来做的，所以在那次创作过程中，他搬个小凳子坐在摄影机后面，不太讲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大声讲话，我前前后后的奔波，整个现场就我在那里忙活。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们的导演生涯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一天，我听见汤晓丹喊我“小于，你把那个板给我，我来替你打板”，他看我实在太忙了，我说“不行，你坐在旁边打板，第二天电影厂就传开了，汤大导演替于本正打板，这我吃不消”。
《渡江侦察记》没有完全结束，我就调出来参加了《难忘的战斗》了。我们当时还在修改剧本，但有一场戏马上要拍，再不拍芦苇要全部黄掉了。这时候汤晓丹就说，“小于你带一队先把这些场面拍下来”。我当时很激动，我第一次带队作为独立的导演去拍摄。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很多人对我拍摄的样片提出非常多的意见，汤晓丹说，你们不要瞎说，也不要把任何一条意见传到摄制组去，他们承受的压力很大的。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把厂里这些意见原原本本传到摄制组来，我当时肯定是吃不消的，因为第一次独立导演，一下子听到那么多的意见，肯定是压力承受不了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汤导对我的关怀和支持。我是幸运的，在我导演生涯开始起步时遇到了汤晓丹导演。他那种以电影为生命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他为一个年轻导演的成长铺设了广阔的、自由持平的创作空间和环境。他对人对事的那种宽容和为达到目的需要的耐心，使我受益终身。
鲍芝芳（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担任汤晓丹《傲蕾·一兰》副导演）：
我跟汤导在一起拍了两部戏，第一部戏是《傲蕾·一兰》。当时我们在东北，很艰苦，我真的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拍摄电影的专业知识，还有他做人的品质。我的第二部戏《荒雪》，厂里领导找我说，给你一个任务，汤导提出，他退休前一定要跟一个摄制组从头到底拍，他要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要以拍电影下摄制组来完成他的整个事业，他才真正地离休。我当然是欢迎的。原想，他只是要离休了来过个摄制组的生活过过瘾，没想到他非常认真，就跟他自己拍戏一样，我们干什么，他也干什么。有一次我们开完镜头会要去看外景了，一个剧务说，汤导演，我们这次看外景要走很多山路，你就不要去了吧。汤导面无表情地说，“哦，我看倒是你可以不要去了”，我马上跟那个剧务说，“你瞎说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位老导演，当他要离开导演岗位的时候，还那么认真，跟着我们跋山涉水看外景。我从这个老导演的身上学习到了怎么样去当一个好导演，怎么样为中国的电影事业拍好电影。
孙渝烽（上影演员、译制片导演）：
汤导是一个我们电影界值得大写的人。42年前，我已经调到译制片厂了，厂里通知我去试一个镜头，让我去试刘伯承。我当时傻了，我就去见汤导，我说：“汤导，1927年的时候，刘伯承还很年轻，我已经有点谢顶了。”结果他摸摸自己的脑袋说，“谢顶很正常，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早就谢顶了。”我今天一看，根本没有，他那时候头发很茂密的。再去见汤导的时候，我给他敬了一个礼，他就说，“像，还挺帅的”，完了就把剧本给我，“刘伯承的戏不多，但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回去看看剧本吧。”那个剧本非常厚。你跟汤导接触，如果汤导认为你可以了，他首先给你演员自信，这个很重要。
2009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后来我就在《解放日报》写了一个千字文，说明星的利弊。汤导那时候已经住在华东医院了，还看了我的文章，跟蓝为洁老师（汤晓丹妻子）说，“小孙说得有理。”汤导一辈子就是在关心中国的电影。
包起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当年汤导让孙道临来演《渡江侦察记》，组里一片反对声，认为孙道临演知识分子可以，演连长不行。当时的厂长当着汤晓丹的面说，“你要对这部片子负责，用孙道临，你要用，可以，你要下保证，如果失败不成功，你要承担一切责任。”汤晓丹当时就写下了承诺书，“我愿选孙道临演这个李连长，我也不后悔，我承担一切责任。”为什么汤导能够这样想？他对孙道临熟悉，他敢这样。
老汤除了自己拍片子，还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当年《南征北战》的助理导演王岩跟着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拍了《战火中的青春》，我们上影的张会军、鲍芝芳、我，都给汤导做了副导演助手，都是在他的培养带动下成长的。
老汤的一生，既是上海电影厂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篇章，他平时不怎么讲，但是在他的日记里，或多或少透露了他的心声和遗憾。我记得蓝为洁曾跟我讲，老汤在弥留之际只说两句话：“不行，再来一遍”、“好了，过了”。这都是反复地讲电影现场的话，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电影事业。
许鹏乐（原上影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能人，也是一个强人，他感情很丰富，但他的理想信念很坚定。他为人非常低调，很随和，就像隔壁叔叔一样，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
以前有人对他说，你拍的电影都是领导交给你拍的，你是“御用导演”。他微微一笑，“御用总比不用好”。他对艺术有坚定执着的追求，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银幕将军”，就是他用自己的艺术才华铺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