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经》为导航，解构中国民俗图景
近年来，雍也写了《回望诗经》《从诗经出发》两本姊妹篇的书。两书的研究方向有交叉，有重叠，既是诗性心灵领域的深切体证，又是对多向时空交织的社会、自然等领域的延展。下面，谨以《诗经》为导航，从解构中国民俗鲜活的图景入手，探寻雍也对民俗学的研究特质。
在婚恋的民俗中张扬人性的光辉。
在考论《诗经》时，《一望无际的爱情》《爱情的源头》《一部婚恋史》《有爱大声说出来》《新婚快乐》《爱情咒语》《爱情就像着了火》等篇章，是雍也的爱情宣言书，没有因岁月磨砺和淘洗而出现变动与迁移。《女性黄金时代》一文将女子归总为十大类，每一类都被嘉许为形象丰富美丽，体现了雍也对单纯、淳良、稚朴的女性美的欣赏，不受人们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异而被颠覆的、恒持的审美观。
《一望无际的爱情》等篇章对束缚自由、压抑性情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强烈谴责，对扼杀符合天道人情、追求爱情自由的礼教进行了诛讨挞伐。以火焰燃烧般的铁笔，焚烧遮蔽人性光芒的杂芜；以狂风暴雨般的笔触，扫去遮挡天空的阴霾，还人间自然、纯朴、健康的人性洁朗，在人类情爱至纯至臻的天空，闪烁晶莹、璀璨的光芒。
从两部书中，我们看见，一个耿介、率真、灵性、性情的雍也跃然纸上；我们听见，雍也对《诗经》的回望，再从《诗经》出发后，对纯真性情的呼唤。可见，雍也对《诗经》婚俗的宏大叙述，也是他情感深处自然、纯真的寻根之旅。
从语言学的习俗中凝聚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方式一是文字，二是口语，三是实物。文字是书面语，书面语是社会成员共有，不受个人意志支配。口语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它们都是人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雍也对比《诗经》与《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散曲后认为，在华夏文学史中，在题材选择上的“忧国忧民”“刺奸刺虐”的责任与担当是互证的。在文学河流思想上，流淌着共有的特立独行、洁身自好的精神浪花。在风格流派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存，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织。这些表达方式都被历史固化成一种文学创作习俗，成为中华民俗中最灿烂的亮点。
在口语习俗方面，雍也考证出《诗经》中的《褰裳》诗，与客家山歌《客家对唱》赋比兴手法的同宗同源，焊接了口语习俗散落在各民族起伏尘烟中的断痕。他考证出客家话的许多发音，仍是从古文学书面语中传承而来的。这些都说明，各地各民族口语与华夏民族语言表达的一致性，成为华夏民族大一统、大团结的重要佐证。
他在山歌脉源上寻踪《诗经》，让各地土话结缘书面语，梳理华夏民族语言发音和情感叙述方式相承相续的脉络，勾勒中国语风数千年的轮廓，丰满中华民俗的文化元素，开掘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路径。
在修辞学的考察和论证方面，他在《诗经》中考证出华夏文字学中比喻、对比、对偶、排比、夸张、象征、通感等修辞手法的代代相续、薪火相传。通过客家话与历代文学在发音与内涵上相融相通的探源，再次佐证华夏表达习俗的源远流长，为文化自信凝聚力量。
从礼俗的审视中寄寓褒贬。
中国的礼学包括礼仪和礼俗，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定的礼仪定式，潜移默化地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并通过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族群行为的社会性转换，对社会体系的建立和稳定，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但有的劣俗则制约了生产力发展，扼杀了人性的本真。
雍也以《诗经》为主体，探究当时的人际交往、娱乐、吃食、宴饮等习俗。在《贵族生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文章中，对中国的餐厨、宴饮文化进行全面展示和历史的拓展性发掘。通过对《诗经》及相关历史著作的辨析，断论中国最早的分餐制变为唐宋以来的合餐制，是由民族大团结和中国大一统思想促成的。
他“从诗经出发”，证实中国烹饪的精良，为人类创造完整、科学的烹饪技术体系。通过对《诗经》的创新、开阔性研究，说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是人类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通过《诗经》宴饮礼俗的考证，论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两书突出考论了中国官僚习俗的形态、构架和内核。通过对《诗经》中《绵》《小星》等诗篇的剖析，肯定了古代君王朴素的治国理政的初始价值。但对《诗经》及其后世官僚们工作和生活习俗的渊源及演变过程，不是简单陈述，而是以作家、诗人的身份，进行纵深式体验后，用辛辣、犀利、讽刺的笔触，对官僚礼俗的劣根性进行鞭笞和扑挞。
雍也批判贵族和官僚阶层，通过制订、维护严苛的官俗，形成规矩，推动、传播、浸淫到社会习俗中，用官俗与道德捆绑民俗，成为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工具。批判贵族和官僚阶层通过站姿、行姿、坐姿、服饰、饮食、婚配、礼节、语言等的建规立俗，约束人性的自觉、自醒、自智等，体现了雍也的唯物主义观、民俗学的历史观。
雍也打开的不仅是一扇窗，还给我们太阳、星星和月亮，让人看到光亮本身的灿然，也看到黑暗中的亮点。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和诗人的语言实验，而不是思想游戏所带来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