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增长之源

2024-12-15 08:27:22 - 财经网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增长之源。投资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是非常强的正向关系,未来我们需要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投资领域。”12月1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增长之源

刘俏认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检验新质生产力的唯一标准。除了制造业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外,那些传统行业、传统领域因为制度变革的滞后形成的被压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现象,未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这种活力、潜力释放出来,这是中国未来新质生产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政策方面,刘俏表示,财政政策需要创新的政策工具,需要摆脱我们的思维定式,进行大胆的尝试,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相较而言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地方,我们确实需要把一个设计上的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努力、需要创新。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刘俏:中午好,我的题目叫寻找增长之源,主要讲改革举措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把发力点放到什么地方。我想先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在此基础上讨论政策到底该怎么作为。

今天很多嘉宾都提到了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概念,1978至2022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相关性达到81%以上,而且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甚至高达95%。换句话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高,GDP增速就相对高一些。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遇到一些挑战,2015年之后增速降到6字头,疫情之后大家讨论的GDP增速基本上在5%左右。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近十几年已经从改革开放最初三个十年的年均4%以上的增速下降到2%以内,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般占到GDP增速的40%——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跌破2%,再保持比5%更高的增速就变得比较困难。

最近十几年的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究竟是多少仍有分歧:光华管理学院团队测算年均增速大约在1.8%,目前很多境外机构估测已经降到1.3%甚至1.2%左右,无论用哪个估值,低于2%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很难支撑5%的经济增速,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因而在于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是一个全球性挑战。以美国为例,最近4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降,最近20年甚至低于1%,只有0.7%,这也解释了美国的长期增长速度为什么在1.5-2%,很难有一个超常的表现,因为是由基本面决定的。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服务业占比比较高,服务业提升生产率难度较大,美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太低,2022年只有10.7%,缺乏大规模生产的场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缺乏支撑。我们制造业现在还有27%的GDP占比,讨论未来动能时我们强调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制造业占比高是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之处。

美国批评我们采用产业政策。其实美国一直在用产业政策,例如,哈密尔顿1791年就推出了《制造业报告》,对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做出顶层规划。美国十多年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其实同样是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上去,这一点和中国是一样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实质是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重新获得大规模的生产场景,通过产业变现,实现科技创新的红利。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特朗普的政策思路上。特朗普的思路容易理解,选择J.D.Vance作为副总统,他来着锈带地区,背后对应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失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美国需要提升制造业的占比。选择马斯克进入内阁出于同样逻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要大规模生产场景,特斯拉异军突起体现了这一点;全要素生产率另一个重要来源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马斯克强调效率,入阁任政府效率部长,背后的意图是明确的。中、美竞争的实质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竞争。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增长之源。投资强度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是一个非常强的正向关系,未来我们还需要再去寻找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投资领域,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信息。未来我们聚焦什么样的关键行业?一方面要投资科技革命催生出的新的节点行业;另一方面需要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掣肘的领域。这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宏大背景。关于新质生产力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判别标准是一致的。是不是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以是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核心标志的。新质生产力的来源在什么地方?除了制造业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外,那些传统行业、传统领域因为制度变革的滞后形成的被压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现象,未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这种活力、潜力释放出来,这是我们找到的中国未来新质生产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我们习惯了讲,我们正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局,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把自己总是当成一个因变量,外部环境各种风吹浪打,我们关注点是怎么样去应对。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的一个自变量。中国的经济增长驱动了全世界30%的增长;我们制造业占全世界30%,其中18个百分点出口海外市场,只有12个百分点是国内消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因变量,中国正从因变量变成自变量。引用北大哲学系王博教授的一句话,“做自己,在一起。”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在一起。

怎么做好“自变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是实现科技-金融-产业的高水平循环。想要做到科技创新,研发就变得很重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布里面我们处于中下游,我们的价值链上游程度比较低,这样容易受制于人。解决的办法是长年累月的研发投入。我们的研发强度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一直是线性上升的趋势,去年达到了GDP的2.64%,但仍低于美国的3.3%,日本的3.4%和韩国的近5%。此外,我们一个突出问题是基础研究的研发占比太低,只有我6.65%,远低于美国的15%和法国的22%以上的水平。十四五规划要求我们的基础研究2025年达到8%,目前看实现的难度较大。我们国家去年基础研究投入只有2212亿,怎么改变?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常规的调节,我们的财政政策需要在部署方面能够做一些这样的支持,让中国的基础研究的经费提高4倍到5倍,能达到美国近1万亿人民币的水平,我们的企业也急需提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目前中国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只有9%是由企业来提供,这个数字在美国是30-4-%。

另外一点,针对一些关键领域、形成未来产业的重要领域,我们需要保持投资强度。前段时间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主题是气候融资,有些数字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为应对气候变化,2030年起全世界每年需要的融资投资规模是10万亿美元/年,中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约30%,如果等比例承担,每年需要的投融资为3万亿美元,按现在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22万亿人民币一年,这样的投资强度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会带来我们很难想象的、经常容易低估的影响,这是我们对中国长期的基本面保持乐观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能不能在财政政策方面或者货币政策方面保证基于长远的投资具备一定的强度?

第三是经济的再平衡。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GDP的38-39%,远低于发达国家58%的平均水平,更是低于美国的近70%。消费起不来,不可避免落入到产能过剩或者是对产业政策的指责。这么大的国家大量的产出长期依靠外需,依靠出口,对中国的经济也是一种约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怎么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政策的配套,最终让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能够提高,这一点其实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此外,中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有18%的差距,即我们有近2.6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平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怎么消除18%的常住和户籍人口的差距是未来的一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在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需要做大量的投资,意味着在保障居民收入方面、居民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同样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些一方面跟我们讲到的保持投资强度有关,另一方面确实有助于提升消费。

最后,我们宏观政策的框架体系和思维方式需要做一个转型,从过于强调生产端和产出端向消费端和最终需求端倾斜。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到底力度多大,某种程度上并非最重要,关键在于钱用在什么地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一个比较大的有利的因素在于中央政府在用财政政策方面或者国债发行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间。跟美国做个比较,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为128%左右,我们现在是25%。鉴于我们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应对,拥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好事,当政策的实施的侧重应该放到最终的需求端。

以几个例子讲下积极财政政策和改革举措如何创新。其一,我们能否通过超长期限特别国债发行支持基础研究,将基础研究经费增加3到4倍,达到美国的水平。

另外,我们是否可以给于城市常住人口城市户籍。研究表明,城市灵活就业人员在获得户籍之后,其消费意愿能增长将近30%。我们测算了一下,中国有1.7亿异地打工的流动人口,如果获得城市户籍,他们的消费能增加1万亿人民币,拉动消费增长2个百分点,消费近些年驱动了中国60%左右的GDP增速,仅此一项举措就能带动至少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还有,截至去年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应收款的总量达到8.3万亿,过去三年年均增长1万亿人民币左右。应收款反映在利润里,但那是假利润,因为没有现金流。如果我们实施一个财政专项计划来化解应收款,那么化解1万亿人民币的应收款,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增加1万亿,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企业真实的利润增加了1万亿人民币。我们按16倍的市盈率来计算,该项举措能够提高16万元的股票市值,相当于近20%的市值,这样一个单项举措能提高指数近600点,何乐而不为之。

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创新的政策工具,需要摆脱我们的思维定式,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我们也有很多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我们确实需要把设计上的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努力、需要创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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