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or规模经济？大国绿色转型的机遇与挑战——从绿色转型看新质生产力发展（下）
本文作者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绿色转型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规模经济、产能过剩、国际贸易
基于以上的分析逻辑，绿色转型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如何认识公共政策干预的正当性。当前对于绿色产业发展有两类干预政策，一类是针对化石能源负外部性的碳税和碳交易，欧盟等发达国家持续推动了此类政策，甚至一些人倡导形成全球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另一类是对清洁能源正外部性的支持，即为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投资提供补贴。这类政策存在着争议，如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补贴使他们的相关产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为什么第一类干预（碳税/碳定价）是合理的，而第二类干预（针对新产业发展的补贴）是不合理的，或者说如何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认识两类干预的合理性？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从供给侧发力的第二类干预有利于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为全球提供更清洁、有效的能源供给。
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使用了化石能源并造成碳排放的伤害后，现在要求发展中国家限制化石能源使用，对于国际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并不公平。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其碳价格水平比欧盟低得多，利用边境调节税拉齐各国间化石能源成本的做法，有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同样是不合理的。
相反的，利用第二类干预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在兼顾各国发展权的同时推动绿色转型，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诉求更匹配，因而更具合理性。
第二，正确认识规模经济和产能过剩两者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传统化石能源时代，采矿和石油行业的企业和国家形成了卡特尔组织，通过生产者之间的串谋实现控制产量、影响价格的目的。表面上看，这一格局不会带来产能过剩问题，但能源供给的垄断实际上对全球经济是不利的。
与之相反，清洁能源的制造业属性更强，规模经济效应的一个关键体现就是价格下降，所以不能把价格下降看成产能过剩的体现。新能源车的价格下降，但其产能利用率超过100%，反而是传统燃油车生产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70%（图表8），如果说有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也是传统的燃油车制造。
未来新能源车会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阶段性产能过剩是创新产业与制造业发展的一部分，想要做到在每个时间点上都实现供需平衡是极其困难的。供给大于需求有助于促进创新，在产能过剩、价格下降的情况下，生产者才会有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如果需求很强、盈利很容易，创新的动力则会不足。
换言之，短期的供大于求或许带来了产能过剩的顾虑，但放眼长期，这对于创新、绿色转型和全球经济都是有利且有必要的。鉴于规模经济效应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国需要促进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的结合，让规模优势不仅体现在制造环节，也在研发、创新环节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保持在绿色产业、绿色技术中的先发优势。
第三，如何认识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含义。规模经济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大国规模优势和先发优势。首先，大国市场规模大、资源多，相对小国具有竞争优势。其次，假设两国规模接近，那么先发者能够先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获利，进而有更多的资源做新的研发。
大国所拥有的规模优势是否会对全球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正常情况下，这至少将在短期给其他国家带来较大冲击，例如各国所处产业链位置的相对调整等。
然而当前全球社会正处在绿色转型进程中，这对中长期的全球经济和产业链格局提出了新要求，包括推动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换等。由于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叠加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两者规模属性的差异，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也将呈现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转变，这一过程有利于大型经济体和大制造业体系，或将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变化。
考虑到制造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国等先发大国带来的创新和社会进步最终会让全球受益、促进绿色转型。但考虑到短期内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链所受的影响，中国需应对国际上对于中国绿色产业规模发展的担忧，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使其与全球绿色能源和产业发展进程相适配。
应对绿色转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可在两方面有所作为，与其它国家实现互利共赢。
一方面，中国可积极参与到清洁能源时代全球贸易与投融资体系的治理改革进程中，促进相关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使之与全球绿色转型的发展需求相匹配。
例如，现行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针对研发、环保、扶贫等目的的补贴均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全球绿色转型的趋势下，考虑到绿色产品的正外部性，针对相关贸易规则的探讨和调整是十分有必要的，现实中欧美的产业政策也是在这个方向发展。各国需要协商探讨适应绿色转型新时代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治理机制，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可以也应该在这样的变革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可围绕国内绿色产业的规模优势，推动国内优势企业出海、参与对外投资，参与构建一个高效的全球绿色产业布局。加强全球绿色产业链合作、鼓励国内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也将反哺于国内产业发展、激励国内产业往高端发展，促进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也可着手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壮大国内市场规模，为绿色产业发展、全球经济和产业合作奠定更坚实的基础。针对这一目标，以促进民生和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扩张可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居民有能力消费，具体措施包括增加面向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将更多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旨在鼓励生育的补助力度等。
其次是缩小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广泛的居民部门消费能力，具体措施包括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税负，扩大直接税税基或提高直接税税率，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转移支付属性等。
最后是加强社会保障服务，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供给不足问题，增加财政投入用于建立普惠性托育供给，缩小基本医保城乡待遇差别，扩大城乡居保覆盖面和保障标准。通过财政扩张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包括绿色产业在内的创新发展，也有助于在国际贸易端保持适度的宏观平衡，帮助其它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